改革开放初期李葆华对央行改革的贡献与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李葆华对央行改革的贡献与启示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浪潮中，央行也顺应潮流推行迫切已久的改革。在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改革过程中，从开始的酝酿、组织到后来的决策与实施，李葆华在政治和思想上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央行在他的带领下，冲破旧体制与思想的束缚，在各个方面进行拔乱反正，纠正扭曲的政策与路线，所有这些为紧要关头的央行改革以及順利实现，贡献了自己独特的力量。

标签：李葆华；拔乱反正；央行改革

1978年国家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中国人民银行也迎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李葆华当时已年逾古稀，在文革中饱受摧残，但他仍然扛起担当的旗帜；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中国人民银行改革的特殊阶段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写下了从国家银行到中央银行改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种历史的、明确的关联性是我们应该牢记的。

一、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之前：体制混乱，职能不明

从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体制，而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同时也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可以说这是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一脉相承的。但是在文革浩荡之中，中国人民银行内部的各个职能机构或被裁撤或被合并入其他机构，真正能体现并履行作为国家银行的司局已经消失殆尽：“在文革中，人民银行总行各职能司局全被撤并，只保留政工、业务两个大组，并于1969年7月划归财政部合署办公。”〔1〕这在整合金融资源，促进两部门政策效应最大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时人民银行作为钱袋子，出现了“基建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2〕的情况，可以说财政收支和信贷实现平衡的状态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不仅没有发挥出人民银行专业的金融功能，而且多发票子不利于物价的稳定。因而这种合署办公的方式不利于其本身职能的发挥，人民银行亟需保障其性质的独立性和业务的专业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金融业基本上是实行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尽管一直有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名称以及履行农业银行职能的机关，但是在实际的运行中，中国银行只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国际业务部，中国建设银行实际上是财政部的基建财务司，农业银行实质上是人民银行的农业贷款部，真正从事国内金融业务的仅仅是中国人民银行，它既是发行货币和管理国家金融的行政机关，又是从事存、放、汇业务的金融专业部门，没有真正显示出其中央银行的作用。

十年内乱，中国人民银行也深受其害，许多银行专业人士被冲击和打倒，这对于中国人民银行专业职能的实施与履行可以说是难以承受的。因为银行机构不同于其他行政部门，必须得懂经济业务的专业人员来履责。比如建国以来第二任行长曹菊如，是全国新人民币发行的主持者，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是我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但是在文革那

个混乱的岁月里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也必然牵涉到整个人民银行系统，导致系统内部人员大批被撤被调，地方各支行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个历史问题是当时的“三大案件”这个事件牵涉了总行各界的党组人员，数百人受其牵连，这在当时人才匮乏的背景下，无疑严重地削弱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正常履职能力。

二、李葆华对央行改革的贡献

李葆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一生与他的父亲——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谆谆教诲是密切相关的。父亲的教诲在当时年龄尚小的李葆华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正是这份坚定的理想信念，李葆华年仅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22岁时在日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目标。李大钊曾有一句名言：“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3〕建国初期他在水利部副部长任上“奋斗了12个春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4〕之后在主政安徽期间，兢兢业业为安徽的经济社会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誉为安徽人民的“李青天”。这些可以说是对其父亲教诲的最好诠释。在当时政治混乱、经济颓废的环境中中国人民银行脱胎换骨的改革是与李葆华坚定不渝的政治信念、优秀的个人品格有着很大的联系。

（一）央行的独立性得以基本确立。

央行与财政机关在本质上有着不同的作用，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职能互补、相互协调的作用。在财政部和银行合并期间，屡屡出现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不分、挤占的问题，李葆华的比喻形象的说明了这个问题：“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就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5〕为了解决日益与改革相脱节的角色错位制度，一方面李葆华向中央汇报、提意见，另一方面他积极更正当时的传统观念，对系统人员进行了一次“思想解放”，这种观念的转变为后来的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央行职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比如在两部门讨论预算的时候，李葆华要求财政部门把归还对人民银行借款列入预算中，这种做法让从业的人员意识到：银行并不是财政的“后库”。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走向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这是国家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地位。

（二）打破大一统机制，专业银行从中分出，职能划分更为清晰。

在李葆华的主导下，1979年我国中国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使其成为从事农村金融工作的专业银行，中国银行也分离出来作为对外汇管理的专业银行，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专门办理工商信贷和城镇储蓄业务，各个专业银行的成立及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也为我国现代银行业体系奠定了基础框架；“到1980年底，全国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近400亿元”。央行负责统筹计划安排，各专业银行在央行统一政策下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自主吸收存发放资金，充分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利率调整更为弹性，极大地

活跃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同时国家外汇管理局成立以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一批保险业、信托业金融机构的成立，丰富了国家的金融体系。（三）平反冤假错案，兴办银行教育，培养人才。

李葆华在接任行长后第一件事就是拔乱反正，重整队伍。文革发生期间银行系统有许多人员被批斗、冲击，银行专业人才十分匮乏。李葆华到任以后强调“宜粗不宜细，不纠缠历史旧账；坚持原则性，不论打错了谁都要平反；坚持两个平反”〔6〕，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大部分受到批判的干部得到平反，充實了各个职能部门，还把一些被调离的专业人员重新召回，使得整个银行系统的队伍进一步完善“全系统职工人数增加到38.2万人。”〔7〕在他的主导下大力兴办银行的教育体系，人民银行建财经学校近50所之多，80%毕业生由银行系统包分配；同时还开办在职教育，及大地提升了在职人员的专业能力与水平。并于1981年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即现在被誉为金融界黄埔军校的五道口金融学院，培养了大批银行骨干人才，许多都成为中国金融界的中坚力量。

（四）增进与国外金融机构交流，积极融入国际金融界。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处于一段特殊时期，由于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银行部门处于比较独立和封闭的状态，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环境逐步缓解，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需要充分了解世界金融大势、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李葆华行长率领中国金融考察团对南斯拉夫、法国等欧洲国家进行考察访问，访问带来的成果很大：比如坚定中长期贷款的决心、银行业的电子化建设等，这些成果直接影响了我国银行业的变革与发展；“1980年4月，李葆华率领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应邀对美联储进行友好访问。”〔8〕这是两国央行历史上第一次会面；还有在1980年IMF宣布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大幅增加中国在特别提款权份额，2015年底中国终于成功加入SDR，成为世界五大货币之一，并在2016年人民币在SDR所占的权重超越日元和英镑，成为继美元、欧元的第三大份额，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加速推进，可以说是对李葆华晚年夙愿的最好回应。

三、李葆华主政央行改革的一些启示

（一）坚持央行的独立性地位。

保持央行的独立性是必要的。首先避免银行货币资金财政化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的两种经济方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作用的变化，货币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但是任何政策既有其优越的一面又有鞭长莫及的一面，人们对货币政策期望过高，认为经济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变化来加以解决，这就导致出现了银行货币资金财政化的局面；其次是在实现经济稳定中发挥自身的作用。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保持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因而往往会增加财政赤字以此来刺激经济，保证经济按比例增长；而央行的首要职能是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平稳增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因而保证央行对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可以对政府采用刺激性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后果起到消弭和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