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法学派主要观点简介

西方社会法学派主要观点简介

（一）孟德斯鸠：社会与法的精神

在西方，法律社会学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主要杰作《论法的精神》。他曾感概地说:“我毕生精力耗尽于《论法的精神》一书”。这部巨著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社会学、法学观点，把社会现象同物质环境、地理状况、文化历史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研究法律，认为各国的法律应有自己不同的体系及其法的精神，应注意影响法律产生、运行的环境因素、存在条件，强调万事万物都有法，都要用法来衡量，不能把法律看成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分析法律，在法律与各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联系之中把握法的精神。

在孟德斯鸠看来，一国的法律是与该国的具体情况、地理气候等因素相联系的。也即法律同政体、地理、气候、自由、贸易、人口、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作用综合的结果，就构成了“法的精神”。所以，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并不是一组普遍有效的法律原则的反映，而是特定社会的“法的精神”的组成部分。“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然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他主张，法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随着广泛的文化趋向或立法者的思想而变化的，法律不仅在空间上发生变化，而且因时而变。例如，他强调自然地理环境对法律的作用，认为，地理位置和地理格局对法律有重要作用，在拥有广阔平原的亚洲不能不实行专制，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能相容的”，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就难以实行与民主、共和、•法治相通的政治法律制度，但是，在欧洲“天然的区域划分形成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法治和保国不是格格不相入的。”关于土壤与法律的关系，他认为，肥沃的土壤使人眷恋家园和生命，缺乏毅力，而贫瘠的土地使人能艰苦奋斗，意志坚强，因此在肥沃的土地上，容易和适宜建立专制制度，法律内容比较简单，在贫瘠的土地上，容易和适宜建立民主共和制。

（二）萨维尼：法律与“民族精神”

萨维尼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家和法学家。当时的德国，政治分裂，法制混乱。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改变政治分裂的局面，有的学者倡议制定统一的德国民法典，完成统一德国的立法任务。作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维尼却极力反对。他认为，19世纪初德国法律的法典化“是一个灾难”。在他看来，当时的德国，既不具备制定一部法典的能力，客观上亦没有为一部法典的生命力所凭恃的社会、历史基础。因为，法律不外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法律的本质在于人类生活本身，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所凝聚、沉积的这个民族的内在信念与外在行为方式，决定了法律规则的意义与形式，法律与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逐渐调适，才能赋予法律存在的功用与价值，而法的功用和价值，也正在于表现和褒扬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正因为此，立法的任务在于找出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共同意识"，经由立法形式妥善保存与承认，立法可以发现并记载这一切，但却决然不可能凭空制造出这一切，那种希望制定一个详尽无遗的法律制度，创制出一个崭新秩序的企图，只会摧残现实，增加现实的不确定性，最终使得法律失却规范人事、服务人世的功用与价值。在民族生活本身尚未整合成型，贸然立法，其法律的根基必然浅薄，甚至与民族生活两相忤逆，新法颁行之日，必是对生活本身的摧残之时。

在此思想支配下，他强调，法律既不是理性的产物，也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法律同民族语言一样，有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各个民族中，久而久之会形成种种传统习惯，不断适用这些传统习惯，便逐渐形成了法律规则。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理性主义立法观点只是幻想，法律像语言、风俗、习惯一样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法律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民族力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也同一个民族失去它的民族性一样而消亡”。所以，法律远不仅是规则或司法判例的累积，它所反映和展示的是整个民族文化的概貌。如果不将法律置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领域中加以观察，那么就谈不上对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真正的理解。

萨维尼对历史方法的偏爱以及对“民族精神”概念的简单化，经常受到批评，但他把法律置于历史视野之中的尝试，是把法律纳入社会中进行研究的重要一步。在反对法律法典化的论战中，萨维尼的观点对后来的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另外，从他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出，萨维尼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法律同民族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法律的发展变化，源于本民族和社会的内部，这也是他的理论在法律社会学研究领域至今仍占一席之地的原因之一。

（三）庞德：法律与社会工程

庞德成长于19世纪末美国动荡的年代，在新旧世纪之交，置身于现代社会之中，经受了各种思想的冲击，他对传统的法学和法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展开了全面的挑战。他认为，19世纪末的法律已经变成了一种死板的、一成不变的法律，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称之为“机械法学”，美国法律系统有严重的缺陷，它不太关注社会正义而过分关注个人权利，把最有意义的社会问题只当作私人纠纷来处理，法律深陷在自然法形而上学的观念里。

他从“有用即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出发，认为应当把法律作为一门社会工程来研究，工程是一种过程，一种活动，而不是一堆知识或一种固定建筑工序。为此法学家、法官、法学者应当和上一世纪有所不同。他认为，不要去争论法的本质和形式问题，要关心法的实际作用和效果；不要空谈法的意志和“本质”，一切都为实现法的目的着想，衡量法的标准，主要看它是否有用，是否产生效果，而不是它抽象的内容。现在着里需要研究的是法的秩序，是法的利益和需要。社会工程法学就是要研究秩序而不是去争论法的性质，要考虑利益、主张和要求，而不仅仅考虑法定的权利；要考虑把人们面前要做的事做到什么程度，而不仅仅考虑怎样去做它；要考虑一种体制如何活动，而不仅仅考虑它是否有条不紊或完美无缺；要根据法律秩序——法律主体活动，而不是根据法律——经验和制度来考虑；要注意考虑调整各种关系或调和、协调各种不同的主张和要求的活动，而不是调整、调和、协调本身。总之，“我们越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则我们的社会工程将越有效。”

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他认为，社会法学研究的范围和目的应包括下列内容：第一，研究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社会效果，而不是封闭的规范体系和概念。第二，结合社会学研究和法学研究，为立法作准备。传统的立法准备工作是研究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这虽然是立法的好基础，但单纯对法律条文进行比较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些法律的社会作用和产生的实际效果。第三，研究使法律规则生效的手段，这一点在过去是完全被忽视的。分析法学家仅对各种法律规则的内容进行逻辑分析，认为国家必须以武力保证法律生效，如果不生效，则问题不在法律，而在国家。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从民族生活中自动演变而来的，因而它会自动地起作用，如果不起作用，仅仅证明法律没有明确地表达民族精神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