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盛衰原因论

目录论文摘要 (1)一、徽商兴盛发展的原因 (2)（一）徽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2)（二）经商的传统习惯 (2)（三）贾而好儒，儒道经商 (3)（四）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 (5)（五）勤俭创业 (5)二、徽商衰落的原因 (6)（一）徽商自身内部原因 (6)（二）封建政府的政策 (7)（三）严重的社会战乱 (8)（四）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 (8)三、徽商对抑商政策的冲击及其衰亡 (9)结束语 (9)参考文献 (10)毕业论文写作日志 (18)毕业论文指导教师评定意见表 (19)论文摘要所谓徽商，是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

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祈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源。

因为自然环境而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商人团队。

其讲究商德，诚信当先。

成为商贾中信誉最高的团队。

也是其能够鼎盛的主要原因。

明清时期的徽商称雄商界数百年，以致留下“无徽不成镇”之说。

到了清朝，清政府的多重压榨之下，苛捐杂税、各种饷银等等使得徽商财力消弱并逐步走向衰落。

到了晚清时期，社会动荡，加之西方资本的不断侵入都加速了徽商的衰落步伐。

但徽商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在封建社会中，徽商的发展壮大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徽商是一个封建性质的商帮，它是在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并且浸透着封建文化的封建商帮。

这样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牢牢依傍于封建势力，并从心底高度认同封建价值观念。

当近代中国社会日益衰微到寿终正寝时，它的命运只能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因此，它的衰亡是必然的。

关键词：明清徽商兴盛衰落原因重农抑商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各代又有所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明中叶以后至清道光年间的三百余年是徽商最为鼎盛的时期。

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使中华大地出现了“无徽不成镇”的奇迹。

所谓徽商，是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安徽徽州府的商人。

主要包括徽州地区的歙县、祈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源。

那么，在封建政府始终不渝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情况下，徽商为什么还能够崛起称雄？一、徽商兴盛发展的原因（一）徽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徽州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徽州处于崇山峻岭之间，山高坡陡，使徽州的可耕地变得非常少。

而且，土地又以黄壤和红壤为主，土质大多较为贫瘠，与其他地方相比，居民耕种起来，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劳力。

徽州山区面积占其大部分地域，平均气温较低，多云雾，寡日照，降水丰富，但四季不均，夏季无酷暑，冬季无严寒，对农作物生长不利，尤其是粮食生产，因此徽州不适宜种粮。

高山挡住了徽州人经商的道路，但这里的水路非常便捷，而且，“上接闽广，下接苏杭”，这就刺激了徽州人外出经商的积极性。

又因其地处崇山峻岭中，每当战乱，难民纷纷逃来此地，以避战祸久而久之，徽州人口不断增加。

持续紧张的人口压力给徽州人的生存带来了很大困难。

土地贫瘠，及不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气候所造成的产量低下，更加重了这一困境。

史料称，徽州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为粮食所迫，外出谋生的十之八九。

因此，可以说，徽商是徽州自然环境制约的产物。

（二）经商的传统习惯徽人从商的历史，见诸文献记载可追溯至东晋。

东晋定都建业（今南京），使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大批士族豪强也携带宗族纷纷南迁，其中有不少士族识中了徽州这块离建业不远的土地。

故早在《晋书》中就有描绘新安商人最早的形象。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中说到徽州风俗时这样写道：“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著。

”[1]徽州“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风俗的形成，另一个原因就是把经商活动作为一种宗族行为来运作。

“徽商”一词也是由此而来，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不是泛指个别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

（三）贾而好儒，儒道经商虽说徽州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但“其俗不儒则贾”。

表明徽州人还是把业儒与仕进摆在经商之上的，只不过是儒不成则就贾而已。

清末徽州人倪人穆说：“人生贵自立耳，不能习举业以扬名，亦当效陶朱以致富，奚甘郁郁处此乎！”[2]可见，在明清时期人们眼中，儒贾二业各有所长，难分高下，即所谓“贾为厚利，儒为名高”。

因此，“弃儒从贾”者屡见不鲜。

“（程维宗）早有大志，潜心于学，年才十九，常一赴乡试，不捷而归。

……既而遭时革运，无复荣念，从事商贾。

”[3]这就是因科举不得志而从贾者的典型一例。

正因为如此，许多徽商都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受到过较深的儒学教育。

因而，在经商活动中，他们善于运用心计，精于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

徽商能够在明清两朝兴盛数百年，以致留下“无徽不成镇”之说，少不掉儒学对商业的影响。

徽人的儒道经商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讲究商德，诚信当先徽商是一支贾儒结合型的商帮，“虽为贾者，咸近仕风”，因此，比较讲究商德修养。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

在商场上，有人以“诈”生财，有人以“信”致富，在“信”与“诈”之间，徽商吴南坡态度十分明朗：“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

”[4]主张诚信为本，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讲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

徽商崇尚信义，诚信服人，反映了他们在商业上的远见，不惑于眼前小利。

这种经商作风，当然能深深赢得广大顾客的信任。

（2）薄利竞争，甘当廉贾这也是徽商成功的秘诀之一。

江次公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教导从商的儿子说：“余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

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若第为廉贾。

”[5]在他的眼里，农耕只能获得什一之利，经商若也只取什一之利，就不会受到人们的诟骂，心理上也能得到平衡。

徽商中的少人正正是抱着这样的宗旨，甘当商场上的廉贾。

例如，明代在南京城内有当铺500余家，主要由徽州人和福建人经营，利息三分四分，徽商则不同，利息仅一分二分，有利于贫苦农民。

竞争的结果，自然是徽商赢得了顾客。

从经营的角度看，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

只取不予，贪图大利，一味只是“利用”、敲诈顾客，虽然能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毁坏了双方长期合作的基石。

大多数徽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自觉地薄利经营。

（3）宁可失利，不愿失义义和利，是时刻摆在商人面前如何看待和处理的问题，商场中见利忘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但也不乏有“义利双行”的。

婺源商人朱文炽曾贩新茶去珠江，抵达后却错过了大批交易的日期，这样新茶也就不新了。

在后来的交易中，朱文炽必自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从而大大影响了茶价。

伢侩力劝其将“陈茶”二字去掉，朱文炽坚执不允，尽管他损失了一大笔利润，但却在顾客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很多商人在义利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利取义。

明休宁人汪平山在安庆、潜阳、桐城间经营粮食生意，正德某年闹饥荒，粮价猛涨，而汪平山正蓄积了大批谷粟，如果按时价抛出，可多获利几倍，但他不愿乘人之危来牟取暴利，而是将所积之米“悉贷诸贫，不责其息”，帮助众人度过了难关。

清休宁商人吴鹏翔也在汉阳从事粮食贸易，某年他从四川运米数万石至，正值大灾，米价踊贵。

面对嗷嗷待哺的饥民，他并没有见利忘义，而是“减值平粜，民赖以安”。

又一次，他批发胡椒800斛，忽发现该胡椒有毒，买主愿意全部收回胡椒，但吴鹏翔仍照价买回，然后付之一炬。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担心若退了胡椒，买主很可能转售而坑害更多人。

可想而知，这样的商人怎能不赢得人们的称颂。

（4）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徽商在经营中十分注重商品的质量，确保商业信誉，以增强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清代后期崛起的制墨商号胡开文就是如此。

据载，胡开文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曾造出一种墨，在水中可久浸不散。

一次一位顾客慕名前来购买一袋此墨，返回时，墨袋不慎掉入河中，捞起后发现此墨已开始溶化了。

顾客去见胡余德，经调查，发现该批墨锭在生产中未按规定去做，胡余德一面道歉，一面以一袋“苍佩室”名墨相赠。

同时告诫所属各店各坊，立即停售停制此批墨锭，并高价收回业已售出的这批墨锭予以销毁。

此举虽在经济上受了损失，但却保住了商品的信誉。

清末创办的绩溪“同德仁”中药店也十分重视质量和信誉。

他们除了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本店所产中药材的质量外，还对自制的“百补全鹿丸”进行大力宣传。

每年秋末冬初，他们都要邀请各地客户前来观摩“百补全鹿丸”的制作全过程，从活鹿缢杀到制作全丸，大家有目共睹，从而使该店信誉大大提高了，产品销路很好。

良好的商业信誉是靠长期艰苦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信誉本身就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所以不少商人都极力维护这种信誉，视之比金钱更宝贵。

徽商中的一些大贾就是凭信誉起家的。

（四）与封建政治势力的关系明清时期已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然而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则达到顶峰，封建势力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所以徽商足迹所至，势必与封建政治势力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

依附是徽商对封建政治势力所持的基本态度。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明清徽商热衷于捐纳。

（1）为保护自身正常商业活动免受政治势力压迫，攫取高额商业利润，徽商必须依附于封建势力，这样，它才能求得生意亨通，财源茂盛。

“具体地说，要投靠盐政衙门，同时，也要设法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以利于与盐政官员乃至封疆大吏直至天子相往还。

徽州盐商明了这种政治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于是通过种种手段，以跻身封建士大夫行列。

”[6]制度无疑为徽州盐商提高其自身政治地位提供了方便之门。

在清代两淮盐场，徽州盐商执诸盐商之牛耳，“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而这些“总商”其实就是官商，他们的“官衔”就是通过捐纳的方式得来的。

（2）由绅而商以保障其个人财产及在地方的权益。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对于始终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而言，他们的财产得不到明确而切实的保障，他们不得不通过入仕的方式进入统治阶层，从而获得特权，以此来有力地保护自己的财产。

获得的较高的身份地位使徽商有能力调解商业纠纷，抗衡官吏的敲诈。

（3）捐纳为士以免除赋役。

据明清法律，“纳粟义民”亦得“赐以冠带，荣其终身，免其杂泛差役”。

[7]徽商也因为如此走上捐纳之路，如歙县徽商黄蛟蜂“童时从父贾宣州，即能贾。

归丧，母受室，值里胥催租，辞色凌厉，先生奋曰：‘予岂不能为士以免役哉？’”[8]通过捐纳获得了免役特权。

（五）勤俭创业徽商的成功离不开徽人的勤俭创业。

勤劳节俭是徽州人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