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开题报告】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题目：杭州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专业：国际经济贸易一、选题的背景、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已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杭州作为中国较为发达的城市，FDI对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贡献自然比较大。

杭州在吸引外资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

但是就现状来看依旧存在不少问题。

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我们有必要对其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作进一步的评价，有利于优化投资环境以便提高其对FDI的利用效益。

杭州在浙江省各市利用外资的资金一直名列前茅。

2009年杭州招商引资四大指标全面完成。

新批外商投资企业554家，合同利用外资69.65亿美元，时间利用外资40.14亿美元，分别增长11.835和21.25%.在长三角城市中，利用外资总额跃居第三位，仅次上海、苏州。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来源来看，外商直接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港台地区。

自发达国家的比较少。

近年来该种情况有有好转。

在2009年的统计中显示，其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中其他地区占12.53%。

相比往年有所上涨。

香港依旧是最主要的来源，实际利用外资为65.92%,超过半数。

由于早期国家对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有则会较为严格的限制，杭州市早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基本集中在制造业，制造业占92%。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策的不断开放，对于外资进入的产业领域限制的放宽，自2003年开始，杭州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领域开始拓宽，投资产业开始向机械、电子、环保、建材等方面拓展，这些项目已占投资项目的72%.到2009年，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已经超过了制造业，占全部资金的16.47%。

制造业位列第三，占全部外资的13.65%。

对于如何更好的吸引外资依旧是杭州面临的问题。

哪些因素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

这些因素又会有多大的影响程度。

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探索这些问题，有利于总结杭州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吸引外资成为各个地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各国的学者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因素展开了研究了，大致将影响因素定在了以下三个方面，基本资源、经济因素、政治因素。

基本资源中包括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等。

姚旭、陈凤萍、王卉利用实证分析研究了地理位置对FDI影响。

地理位置-距离主要投资来源国或地区的远近，对我国各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影响。

这是歪理所无法改变的现实，于是地理位置不利的地区只能利用自身其他优势以弥补这一不足，在改善外商投资的其他环境方面下功夫，尽可能缩小与东南沿海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的差异，从而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发展。

在基础设施水平因素方面，魏青山、王任飞利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基础设施对FDI的影响。

他们对中国各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作出评价，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优于西部落后地区，这种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地区对外省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不仅能够直接提高一国的资本存量水平，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其技术的外溢效应对东道国的资源配置效应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我国在缩小地域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把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可以推断，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能够吸引外资的进入，同样也能吸引沿海发达地区资本的进入，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这样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因素中大致包括GDP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聚集因素和成本因素等。

张汉敏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分析影响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在影响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因素中，市场规模GDP实一个首要的变量(湖北省除外)，其次是对外开放程度OPEN，它对其中三个省份的FDI都有比较重要的影响，而劳动力成本WAGE和固定资产投资INV这两个变量在中部六省中，要么没有显著的影响，要么与预期相反。

这一结论在理论上昭示着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众多，FDI的区位选择模式因地而异，尽管有少数变量（如市场规模）在实证中达成共识，但更多得是没有定论，存在争议的假说。

Recai Coskun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寻找影响外资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这项调涵盖土耳其的制造业，受访者被要求在十四个投资因素中进行评定，分为四个级别0到3分。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土耳其的市场发展程度是投资最为看重的因素。

低投入和廉价的劳动力紧跟其后。

政府依赖的廉价劳动力并没有为土耳其带来更多的外商投资。

赵丰通过实证分析，定量地研究了FDI的区位及在上海的国别集聚效应。

不同来源地的集聚倾向差别较大，在上海地区，日本、美国的企业集聚倾向最高，而其他来源地的企业在空间上相对比较分散。

此外，他还指出基于投资来源国与投资东道国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跨国公司投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分布都有比较明显的投资国或地区的集聚效应。

José Galán,Javier 和González-Benito归模型研究了外商在东南亚地区投资的影响因素。

采用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测试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波动性。

将劳动力、政策、潜在经济风险作为宏观经济因素，政府介入、腐败、公民自由作为制度因素，政治制度和政治稳定性、冲突作为政治因素，扫盲和婴儿死亡率作为社会经济因素。

最终计算分析出廉价的劳动力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南亚和东亚的差距及其之大，南亚的各种政治体制成为阻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

南亚普遍的腐败和贫穷及很差的基础设施也是阻碍因素。

廉价的劳动力成为最后的吸引力量，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

政治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和税收因素等。

李王鸣、潘蓉、魏也华以杭州市为例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政府政策对FDI的影响。

研究表明投资政策及杭州所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区位是外商投资杭州的重要因素所在。

通过对杭州城市内部分微观层面的研究，发现区政府及投资政策对外资在城市中具体区位的选择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既然开发区在吸引外资商具有明显优势，使得地方政府竞相设立或扩大开发区，使之成为我国开发区泛滥、整改困难的重要内在机制，对开发区的外资企业尤其如此。

随着杭州用地的限制及低价的上升，企业用地不足及用地成本增加正成为杭州外商投资的限制因素。

杭州必须进一步改善政府职能，努力为外资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从区域角度着手加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提高外资企业产生效益。

蔡艺、薛萍和孙晓峰等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实证分析，探讨个各项指标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得出了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最小。

长期以来我国赋予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税收待遇，即外资企业单独享有的生产性企业“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税、3年减半”在中国境内再投资退还再投资额已缴所得税的40%或100%的优惠，以及特区企业和开发区生产性企业按15%税率征税的优惠。

三、课题的研究内容及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难点，预期达到的目标(一)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主要从杭州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方面着手，来讨论影响杭州外商投资的基本因素。

本文研究内容讲分为四个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相关理论的文献回顾，外资流入影响因素代理量的选取及模型的构建，外资流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在第一部分中笔者将会简明扼要的梳理相关文献。

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出的结论也不相同。

在但是不外乎在基本资源、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方面进行研究。

第二部分中将会选取代理变量，预计各变量与外资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模型的说明。

笔者选取的代理变量如下：FDI实际利用额、全部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虚拟化政策变量、进出口总值占地区GDP比重和FDI的累计额。

之后将列表对各变量与FDI相关关系预测，做出FDI与自变量关系的散点图，以解释模型的建立。

第三部分是根据整理筛选到的杭州市2000年到2009年的时序数据，利用EVIEWS统计软件对模型数据进行分析。

列图查看方程的预测效果，预测值与真实值之间拟合效果是否好。

最后根据回归结果分析结果。

第三部分将会对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总结，并对杭州外商直接投资提出些许建议。

（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Eviews6.0计量软件对杭州2000-200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笔者将选取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作为因变量。

全部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作为成本的主要因素，普通高校在校生作为劳动力质量代理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反映市场规模，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作为开放程度的代理变量，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额作为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自增长效应指标，还将虚拟化政策这个变量。

依据检验的结果对各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关系进行比较，并且根据一定的检验标准改善模型，使之得到更准确的结论。

（三）研究难点及预期达到的目标本文的研究难点有以下几个方面：（1）数据的收集与删选是个很缓慢的过程，（2）对于数据的真实性难以分辨。

本文预期达到解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其原因，得出相应的结论或建议，从而能够为相关部门提供理论或应用方面的参考。

四、论文详细工作进度和安排2009年10月确定选题，检索文献；2009年11月下达任务书；2009年12月完成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和外文翻译等；2010年3月上交论文初稿；2010年4月论文修改和完善；2010年5月上、中旬论文定稿、评审；2010年5月下旬论文答辩。

五、参考文献[1]姚旭，陈凤萍，王卉.地理位置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影响分析[J].理论纵横，2003,[11].[2]唐根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地理区位因素特征分析及其启示[J].经济师，2003[3][3]魏青山，王任飞.基础设施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1][4]赵扬.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地区性差异的影响因素[J].经济与管理，2007，(6).[5]张汉敏.影响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中部六省的实证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08[11][6] 葛秋颖. FDI在华区域分布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06，(1).[7]刘晶,杨蕙馨.山东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07(3)[8] 谭晶荣,周英豪.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J].商业研究,2005(20)[9]Recai Coskun.Determinants of direct foreign inestment in turkey[J].European Business Review,2001(13).[10]赵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因素的实证分析[J]经济与管理,2008(5)[11]NNINGJ H.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production : a personal perspective [ C]/ / The Nature of the Transnational Firm. London : Routledge , 1991.[12]杨红.现代商贸工业[J].现代商贸工业,2009(23)[13]魏建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1).[14] Galán,Javier González-Benito.Determinant factor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ome empircal evdence. European BusinessReview,2001(13).[15] 李王鸣，潘蓉，魏也华．中国城市外商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鉴定与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06，(1).[16]王莉.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与对策[J].百家论坛，2006，[1].[17]蔡艺,薛萍,孙晓峰.福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福建论坛,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