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植对诗歌文人化的贡献

论曹植对诗歌文人化的贡献

蔡振雄

摘　要:　曹植是建安文学中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其诗歌创作意

义,在于使汉魏五言诗歌从民间状态、半文人化半民间状态逐渐向

文人化过渡,突出诗歌的心灵化、个性化及艺术特性,从而在某种意

义上标志着“文人诗”的诞生。

关键词:　曹植;建安文学;诗歌文人化;比兴;心灵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03)01-187-03

作　者:　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广东,潮州,521041

汉魏诗歌以五言诗为主,呈现出逐步文人化的趋势。

所谓诗歌的文人化,是相对于民歌而言的。民间的创作,在

魏晋以前一直是非主流的存在,在创作上“感于哀乐,缘事

而发”,体现出民间“即兴歌唱”的特点。东汉中后期,以《古

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诗呈现出既有文人特点又兼民间

风格的状态,成为民歌与文人化诗歌的一个过度。进入建

安时代之后,随着两汉经学的崩溃,历史进入一个重大变化

的时期,诗歌的文人化逐渐成为可能。宗白华先生曾说过: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

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

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①正

是这种精神上的极自由,极解放———人的觉醒,对内在价

值、风神、才性的重视、确认,直接推动了“文的自觉”进程,

使作家们对“文学”的价值产生新的体认,表现了高度的“文

学自觉”精神。这样,文学创作特别是五言诗歌创作终于在

建安之后真正走上文人化道路,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摆脱了

民歌里闾歌谣之质,且在表现范围、表现手法,抒写作家个

人性命,情、理相融,表达严肃正统主题等方面渐渐扩大深

化。这其中,曹植的诗歌创作对诗歌的文人化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

一 曹植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邺下和黄初———太和时期,这两个时期诗风虽截然不同,但“词采华茂”则是相同的,其诗歌既保

持了乐府民歌“清新流丽”的特点,又改变了汉乐府古朴明朗的语言风格,开始讲究词藻的华美,如《美女篇》:“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裙随风还。顾遗

光彩,长啸气若兰。”辞藻十分华丽。另外,他的诗又工于起调、结句。起句给人以强烈印象,往往撼动读者心弦。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杂诗》其一),“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泰山梁甫行》)等等,这些起句均气势非凡,奠定全诗磅礴基调,正如谢榛所言:“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曹诗的结句,往往余韵深远,以画龙点睛之笔突出全篇中心,如“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情诗》)。再次,曹植诗歌还精于炼字、炼句,如《白马篇》“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左“破”、右“摧”、仰“接”、俯“散”用语精工,形象生动,表现出游侠少年高超精妙的弓箭技艺。其它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箜篌引》)、“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丁仪》)等都是人们激赏的警句。字、句之外,曹诗还注重诗歌的章法、布局、声律,突出结构及音律之美。《赠白马王彪》中,曹植将乐府古辞中常见的“顶真格”的修辞手法由句与句之间的“顶真”发展为章与章之间的“顶真”,这样全诗的音节不仅合拍,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层层深入,使长诗在各章节之间上递下接,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诗中还有不少句子,平仄调谐,俨然律句,“故谓作文始于声律,实当推原于陈王也”。②

总之,“词采华茂”在当时是文学创作追求的时尚,曹植以自身的创作实践,直接体现了“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特征。使五言诗逐渐蜕去里闾歌谣之质,充分体现了由于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人的创作经营,诗歌语言的逐渐雅化,并由文体的独立而走上自身审美发展的道路

。

二

汉魏时期,玄学家认为情是自然之道的体

现,必须“以道畅情”,所谓:“物情顺畅,故大道

无为”(嵇康《释私论》),情感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士人注重流露性情,崇尚尊重个性,精神自由。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诗歌创作常以悯时伤乱、咏叹个人命运为主题,与以往民歌相比,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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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16059/ 43-1008/c.2003.01.058

更为浓烈。但浓烈并非直露,而是深刻蕴藉。民歌的情感抒发往往直抒胸臆,言浅意近。文人的情感抒发,往往凭借物象,情和景成为抒情诗内容上的两大成分。古代诗歌从《诗经》开始,就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诗经》的作者基本是民间歌手或是一些不知名的士人,因而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显得质朴而粗糙。作为文人独立创作的比兴传统是由屈原开始,集中体现在《离骚》中,“香草美人”这一比兴传统成为后代文人抒情诗,特别是有关于政治的抒情诗所遵循的固定模式,可在屈原之后,建安之前,这一比兴传统一直未被重视并发展地运用于诗歌创作中,曹植的诗歌创作有意识地继承比兴的传统,突出了文人创作的特色。曹植被曹丕流放及幽禁之后,已完全失去了参与政治的可能,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中心之外,因而内心充斥种种不满和抑郁。这使得曹植极容易沿袭屈原那种“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因为这两者的情形与实质是类似的。《美女篇》、《吁嗟篇》、《种葛篇》等作品中都表现了“美人香草”的形象,甚至采用以女性自比的手法,让人感觉到屈原影子的存在。曹植诗作与屈原的相似性,当然和他学习屈原的作品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重要和更为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彼此都是政治上的失意文人,在遭遇及情感体验上存在着相似性,民歌的作者较难从中会引起共鸣而创作中沿用类似的表现手法。由于与屈原相似的心态,曹植有些诗歌作品结构甚至表现出与屈原作品相似的特征。《浮萍篇》:“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悲风来入帏,泪下如垂露,散箧造新衣,裁缝纨与素。”全诗以夫妇为喻,写昔日之和乐,今日之摧颓,有时不我待的紧迫之感,最后归于虽悲伤而又力求自遣的复杂情绪,这中间的每一种情绪和诸种情绪之间的组合都让我们想到屈原,并非民歌那样单纯直露。

汉魏思想演变的结果,是思想中心由社会环境转向个人内心,由形质转向精神,使人们由对形而下的关注逐渐转向对形而上的思索。文学因受此思想演变的影响,相应地由注重对形的摹写转向对神的传达,这一过程正体现出文人化的特征。在曹植后期创作的诗歌中,有涉及到景物的描写,但不是细致的描绘,即使是景色出现,往往只是概括性的,是在于营造社会的环境氛围,衬托作者内心的痛苦思绪,可以说是作者情绪化的产物,因而这些景物往往亦是想象的,是诗人处境的象征,是抒情的铺垫,是留给读者思索的媒介。如《赠白马王彪》中:“秋风发微凉,塞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这首诗实际上仍采用比兴的表现手法,但并非“香草美人”之类,体现曹植了创作艺术的逐渐成熟。赵沛霖在《兴的起源》中指出:“从兴出现后开始的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并与想象和理解相融合,来塑造主客观统一的诗歌艺术形象的过程,正是逐渐体现诗歌艺术本质的过程,也是逐渐达到诗歌艺术最高审美范畴的过程”。③

抒情是诗歌的本质,诗是强烈感情的展示。文人化的诗歌创作,更在于体现一种深厚、执着、复杂的情感。曹植诗歌就充满着一种忠厚热烈的情感,一种积极牺牲的精神,其作品由此更多带上了“自我”之色彩,表现为有我之境。但光有复杂的情感还不够,成熟的诗歌还应时隐时现无所不在地体现人生或生活的哲理,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无味。”情与理在作品中的对立统一是诗歌走向成熟的重要特征,这只有文人的诗歌才有可能做到。民歌的作品“感于哀乐”,关键还是在于情的直接体现。曹植留下的诗文不仅是他一生内心情感变化的轨迹,亦是他的人生思考的体现,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价值。曹植特殊的生活地位和生活环境使他看到了许多人所看不到的问题。如《野田黄雀行》的“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诗句不仅所表达的感情是深厚沉痛的,而且表现的思想亦是很深邃,他以自己一生的惨痛,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他的认识实已超越了一我的天地,直指封建皇权的本质

。

三

曹植是一位有着文人自觉生命意识及政治

理想的诗人,其生命后期完全失去了政治上求

发展的机会,且又完全脱离了群体,除了心灵上对生活的悲剧性体验外,生活上已没有其他实践,诗歌创作不但没有直接的赠答对象,亦不可能拥有对生活的直接、感性的反映,基本上以抒怀为主,且这种抒怀不是有针对性的向人倾诉,而是通过书面写作而展开自我心灵的对话,通过自我排遣、自我倾诉以换取心理上的平衡,这种内在的发展,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动力,他以之作为一种价值实现的方式或者一种人生的补偿,从而典型地体现了中古诗人崇尚诗歌的一种内在心理机制。在此之前,如汉代,文人大量写作文章,但由于他们的角色主要还是朝中的御用文人,缺乏独立的人格追求和主体意识,且当时社会中,即兴歌唱的抒情方式(与汉代最高统治者平民出身有关系)被普遍认同并在上层社会一直非常流行,人们认为“诗”是经典的专称,只能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研究、学习,忽略“诗”的审美意义,这使汉代诗歌创作并没有成为社会风尚,没有成为文人文化活动的自觉选择。东汉中后期以后,随着纸笔的发明及普及,诗歌文人化的历程有所发展,文人表达观念,逐渐从“即兴歌唱”向“书写”的方式过渡,伏案书写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咀嚼、回味、反思的过程,作家的文化性格也逐渐朝着内敛、蕴藉的方向发展。《古诗十九首》及其他无名氏古诗的作者,就是以个人为关注中心,且明显附着受儒学教育所培养出的对社会及人生的忧患心理。钱穆先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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