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比较文学看德国文学的特性

从宏观比较文学看德国文学的特性

王向远

一、普鲁士精神：德国文学的文化心理基础对于当代读者而言，“普鲁士”这个称谓已经相当陈旧了。普鲁士原本是德国各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1871年普鲁士人建立了德意志帝国，首次将长期四分五裂的德国统一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国的战败，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也宣告解体。但在现代德国人的精神结构中，普鲁士人、普鲁士帝国的某些根本的东西被继承下来、延续下来了。“普鲁士精神”作为一个概念，也在学者们的反复使用中得以固定，成为研究德国国民性格的一个关键词。

什么是“普鲁士精神”？归根到底，“普鲁士精神”以德意志国家主义、日耳曼种族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首先反映了德国人渴望国家统一和国家强盛的强烈愿望。美国历史学家科佩尔·平森在《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①一书中，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普鲁士精神及德国民族精神形成的根源。他认为：德意志是欧洲“居于中心地区的国家”，但“整个德意志连一个凝聚点也没有”，德国的最大城市柏林并不像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那样成为国家的精神文化中心，德意志长期缺乏那种结成紧密团结的民族国家所必需的中心力量；而且，德意志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地区，民族融合的缓慢性，尤其是“中心民族”迟缓出现，加上其“欧洲走廊”的自然条件，使德意志在欧洲成为一个“迟到”的民族和破碎的地区。平森还认为，

“德意志人愈是体验到这种分裂，他们克服这种分裂的尝试就愈加强有力”，并常常达到一种类似精神变态的程度。

另一方面，“普鲁士精神”也是在与周边列强的战争与争霸中逐渐形成的，它表现为残忍与好战的军国主义。当初，普鲁士人建立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且由于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它能运用当时最新的工业装备和生产技术，使得德国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后来居上，德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同样也需要工业原料和销售市场，可是到19世纪末，全球殖民地几乎被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因此德意志帝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这一要求必然招致英法等老牌帝国的反对，于是，德意志国家主义就以战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连续挑起了史无前例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需要强人，需要独裁者，需要绝对服从，需要国家与民族至上，需要强悍、野蛮与残忍。在战争的准备与战争的过程中，古代德国人某些野蛮天性得到了畸形膨胀，“普鲁士精神”得以形成和发扬。“普鲁士精神”的代表性特征之一，就是尚武精神，就是残忍与好战。当这种精神一旦成为国家政策时，就形成了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又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铁腕、乃至铁血人物的飞扬跋扈。当代德裔美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所著《德国人》②一书中，解剖了德国统治者性格上的先天特征，他认为，德国的历

摘

要：研究与概括各民族文学及各国文学的特性，应该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基本单元、以世

界文学为广阔平台，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比较文学的视域中，可以将德国文学的总体特征提炼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以“普鲁士精神”为基础的文化心理构造；二、以“席勒式”风格为代表的文学的哲学化与观念化；三、以浮士德为人物原型的人生终极价值的探索。这三个宏观特征的概括不仅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德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也可为德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提供宏观参照。

关键词：德国人；德国文学；民族特性；宏观比较文学

①[美]科佩尔·平森著，范德译：《德国近现代史———

它的历史和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②[美]艾米尔·路德维希著，杨成绪、潘琪译：《德国人》，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第1卷第1期2010年3月

汉语言文学研究Vol.1No.1Mar.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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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1卷第1期

代统治者，从古代条顿族首领，到威廉二世和俾斯麦首相，再到纳粹头目希特勒，无不实行铁腕统治，野心勃勃，妄想征服全世界。路德维希还认为，希特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由于偶然性，它确实是一种德国现象，“一切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试图说明希特勒与德国人的性格有所不同，这就错了，他们没有抓住要害。希特勒的思想、性格在德国历史的一开始就能找到他的缩影”。而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把这些独裁者视为民族与国家的希望，习惯于对这些独裁者五体投地的臣服。这种现象除了在俄罗斯外，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是罕见的。这就形成了“普鲁士精神”的另一面，即最高权力者的绝对权力，以及大多数国民的无条件的绝对服从。早在18世纪末，大文豪歌德就曾看出了德国同胞的奴性，他曾说：“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也许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使高尚的精神和高度的文化深入到我们同胞的心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长期以来他们始终是处于野蛮和愚昧状态之中”。就缺乏民主自由思想、臣服于独裁者而言，歌德对德国人“野蛮和愚昧”的概括是有洞察力的。

在精神层面上，“普鲁士精神”还表现为观念性、纯粹性与绝对性的追求。从歌德笔下的不断否定、不断超越的浮士德，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尼采的“超人”，这是一种冷酷的理想主义。一般而论，就精神观念本身而言，追求纯粹与绝对，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对错之分，在哲学、科学及抽象艺术等领域中，这种观念的发挥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长处。然而，一旦将这种只可能存在于观念世界中的纯粹与绝对付诸实践和行动的时候，就有可能采取极端手段，否定、毁灭含有的杂质的、不纯粹的、非绝对的、有缺陷的现实世界，那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赵鑫珊先生在《希特勒与艺术》一书指出，希特勒疯狂追求权力的动机，既不是为名利，也不为女色，而是为了“寻找一个世界观的满足”，这就是德国的“普鲁士精神”的特征。发生于二战时期的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和德国人奥斯威辛大屠杀，其主要不同点就在于，前者是侵略者的兽性在战争环境中无组织的、非理性的爆发与宣泄；而后者则是将这种兽性转化成某种观念，再以这种观念为指导，用理性的方式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的。

“普鲁士精神”对观念性、绝对性的追求，使德国人形成了独特的性格特征。研究德国人国民性的学者们都认为，德国人总体上是一个严肃严谨的、喜欢深度思考的、擅长抽象思维的民族。德国人的不苟言笑是出了名的，他们没有英国人那样的幽默和法国人那样的开朗。法国作家司汤达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一书第二章节中写道：“我们相信在巴黎一个晚上流传的笑话，比整个德国一个月流传的还要多。”德国人的这种思维偏向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很难说清。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就是德国从中世纪以来长期处于严重的封建分裂状态，形成了三百多个各自为政、相对封闭的封建小诸侯国，造成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极为迟缓，在19世纪后期之前远远落后于英法等先进国家。德国市民阶级及知识阶层对封建经济的依附性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政治上的保守性，使德国人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积淀了更多的中世纪的遗风，德国人性格中的庄严肃穆以及他们宗教信仰的内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世纪的影响。同时，面对社会现实的无能为力，德国人习惯于和现实妥协，逐渐将思考力与创造力转向抽象的观念世界，形成了内敛、内向、好沉思、好冥想的性格。德国的精英人物，大都是哲学家或具有哲学天赋的人，法国作家德·史达尔夫人称德国为“思维的故乡”。德国人的深度思维、抽象思维的突出才能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在近现代世界中，德国人的哲学成就最为突出，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随口说出一大串著名德国哲学家、思想家的名字：莱布尼兹、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尼采、叔本华、费希特、谢林、马克思、恩格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马克思·韦伯等等。在艺术方面，德国人在文学、绘画、戏剧艺术等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那么突出，但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却远在其他国家之上。德国人在音乐方面的创造性显然与德国人卓越的抽象思维能力密切相关，因为在一切形式的艺术中，音乐是最为抽象的艺术，正因为音乐是一切艺术中最抽象的艺术，所以尼采断言音乐也是一切艺术中最高级的艺术。仅在18世纪这一个世纪中，当德国在其他方面还较为落后的时候，在音乐方面却涌现了一批世界级的人物，包括巴赫、海德尔、海顿、格鲁克、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等，这些德国人在音乐艺术上的天才创造，每每令后人叹为观止。

二、“席勒式”风格：文学的哲学化与观念化

德国人还有意无意地、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所擅长的哲学思辨与抽象思维迁移到文学创作中来。从德国文学史上看，借助文学形式表达思想理念是许多作家的一种写作习惯。诚然，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乃至任何一个作品都直接间接地表达着作家的思想观念，但任何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是因为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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