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意义

宁波日报/2008年/12月/22日/第B01版
学苑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意义
——从理论的视角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
省委宣传部于波
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是有科学理论素养的党。

理论是党的旗帜、生命和灵魂，理论上成熟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前提、基础和标志，理论思维之是否正确从根本上决定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性质及其实践结果。

所以估量我们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要特别关注它在理论方面有无建树，作出了什么新的贡献。

评价30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当然也应该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是因为：它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即它要开始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它又是一次巨大的理论飞跃，即它要开始实现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极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一个新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基础，开启先河。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设前提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

毛泽东曾经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坚定倡导者和践行者。

他正是根据这条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引向胜利。

其理论成果是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上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在最初一段时间，他仍然坚持这条思想路线，于1956年4月和1957年2月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光辉著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道路作了许多有益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

不幸的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左”的错误的认识根源，就在于抛开了他一贯倡导和践行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背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上陷入了主观唯心的思想误区和政策误区，实践中导致严重后果，直至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灾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也因此受挫，出现停滞甚至一定程度的倒退。

1976年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和1977年十一大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由于长期以来受“句句是真理”的束缚，又由于受当时“两个凡是”的禁锢，全党上下处于严重的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

不改变这种状态，党和国家的工作只能踯躅徘徊，趑趄不前。

1978年5月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大讨论从政治的角度和高度重新审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常识性命题，实质是通过解放思想，明辨党在思想路线上的大是大非。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鉴于过去20年“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以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暴露出来的分歧和党内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现状，理所当然地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放在首位。

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解决这个问题确定基调，指明方向。

它的要点是：其一，重新阐发实事求是的深刻内涵及其重大意义，把实事求是从通常认为的党风文风问题，提到无产
阶级世界观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的高度，强调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其二，充分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其三，明确宣布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尖锐批评思想僵化导致条条框框、随风倒现象的增多和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的发展，警告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全会热烈拥护邓小平的讲话，把这些基本精神写进全会公报，从而宣告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把解放思想纳入进去，此后一直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表述为党的思想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它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设了思想前提。

因为这一理论体系的主题、主线或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是由于对这个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基本问题的过程。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正是有赖于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党才能重新深入思考“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才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种种重大问题进行再认识，在再认识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与新时期的新形势新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原则，到1987年十三大时，这些观点和原则已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后又经过2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经过从十四大到十七大一次又一次的提炼、概括，终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追本溯源，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得归因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文献提出诸多新观点新论断，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讲话，是这次全会两个最主要文献，而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是全会的主题报告。

这两个历史性文献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具有拨乱反正和重大创新意义的观点和论断，直接成为或者后来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起了奠基的作用。

第一，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系统论述，是党在思想路线上的与时俱进。

尤其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等论断，直接构成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路线的理论，并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精髓和活的灵魂。

第二，关于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论述，后来发展完善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理论，并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党在现阶段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

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是基本路线的重要立论依据；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政治上的落脚点和归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

第三，关于实行改革的论述，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作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的重要论断；提出在管理方法上“应该坚决实行按经
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以其“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在对外关系方面“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等一系列新的观点和原则。

所有这些，后来发展完善为改革开放的系统理论。

改革开放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具活力、最富有中国特色的核心理论。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论述，强调指出实行民主集中制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出“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等论断。

所有这些，后来发展完善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

政治文明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式的论述，强调指出“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

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

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

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

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等等。

这一切，后来都成为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元素。

以上仅是举其荦荤大者，但已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献里开始出现，或酝酿、萌芽，这一理论体系的原始形态已初见端倪。

也就是说，这一理论体系发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是形成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与历史起点和第一个阶段性标志。

唯其如此，江泽民在1997年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在三中全会前夕的讲话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98年他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又说：“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今天，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已构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同样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文献是开创这一新理论体系的宣言书，这一理论体系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意义之所在，也是它的重要历史地位的显著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