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经济思想

民国时期经济思想民国时期面临内忧外患的复杂境况与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当时经济期刊所载文献大都偏重探讨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其中经济状况与经济政策、金融是各期刊中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宏观经济政策是最主要的研究热点，各期刊还促成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外国经验以改造中国经济的思想热潮。

（一）基本经济理论的分歧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分为三大派别，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仍然存在，但它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没有了独立形态，附属于前面所述三大派。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揭露其矛盾和走向毁灭规律。

陈翰笙、薛暮桥、等组织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学术团体。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为代表作。

中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信奉新古典经济学，他们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流派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研究如何发展生产（工业化），如何防止经济波动（反通胀等），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为代表作。

主要学术社团为中国经济学社，对学术界以及经济政策都有很大影响。

民生主义为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一，后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

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兴起了建立民生主义经济学的热潮。

信奉民生主义的经济学者主张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理论学理化，建立一个既反对马克思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新经济学。

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被称为民生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作，该书中心旨在弘扬中国先旨的经济学问，对抗与批驳国内流行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学说，以“树立独立自由的经济思想”。

经济学家祝世康建立了民生主义经济学社，发行《经济论衡》杂志，出版民生主义经济学系列丛书。

主要代表人物有立法院的陈长蘅、楼桐荪、吴尚鹰与陈伯庄等。

民生主义经济学是具有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

三派之间你来我往的正面论战少，但他们在自己的论著中往往批评两种主义。

比如：蒋介石批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都不适合中国，而许涤新自批判全体主义和庸俗经济学，早期的马寅初既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又反对孙中山节制资本说。

三派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民生主义经济学由于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争论激烈，新古典经济学家往往采取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研究取向，不直接争论主义。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经济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影响大大削弱，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以农立国”派的章士钊。

梁漱溟等为其代表。

总体来看，传统经济思想作为潜流通过流行的经济思想而表现出来。

三大流行经济思想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态度不同，民生主义经济学提倡中国固有思想，提出“发扬旧道德，建设新中国”的口号；英美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偏向于批评传统思想，唐庆增进而提出整理旧思想，建立新经济科学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思想也主要持批判态度。

除上述经济思想之间的分歧外，每种经济思想内部仍有不同。

英美派经济学内部就有留学国别的不同，留学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不同国家接受了不同的经济学教育；信奉理论的不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歇尔、历史学派、美国制度学派、凯恩斯、哈耶克等各种思想在中国均有宣传者、信奉者。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内与党外之分（如薛暮桥与王亚南）。

民生主义经济学内部也有学者与政治家之分。

因此，民国经济思想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

（二）经济制度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持续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大致有四种倾向，即计划经济、统治经济、自由经济、混合经济。

主张计划经济的代表人物有沈志远等，他们倾向于学习苏联模式，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快速工业化，社会分配也比较平均，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反对者认为该模式压低人民生活水平民，没有生产、消费和就业自由，计划经济与民主不能并存。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主张计划经济，然而他们主张的具体内容却相差甚远。

国民党主张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即保留私有制的国家计划；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最终目的是要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全国计划。

主张统制经济的代表人物有罗敦伟、刘大钧等，他们倾向于德日模式，认为统制经济可以快速建设经济，国防强大，并可保留私有制。

批评者认为统制经济模式容易使国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

主张自由经济的代表人物有唐庆增、蒋硕杰等，他们倾向于英美模式，认为自由经济有美妙的价格机制，有利于发展和效率。

反对者认为价格机制是盲目的，建设速度太慢。

主张混合经济代表人物有谷春帆、马寅初、何廉、吴景超、夏炎徳等，他们主张结合中国国情，吸收苏联、英美、德日各国模式之长，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制度。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混合经济制度论得到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

王亚南却批评指出，混合经济论难以成立，因为每个社会必有一种主要生产关系，不存在混合制度。

以上代表人物仅是大致划分，一些经济学家的思想常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比如马寅初最初主张自由主义，30年代主张统制经济，40年代主张偏向自由经济的混合经济。

（三）人口问题的讨论1949年前，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最贫穷的一类国家，这两种现象有没有直接关系呢，对此，中国经济学界进行了长期热烈的讨论。

陈长蘅、董时进、吴景超等人认为，中国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太少，已无法养活当时的人口，这是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控制人口，中国将永远贫穷，并会出现人吃人现象。

孙中山、李大钊、萧铮等人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发展潜力无限，贫穷原因在于制度不良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不存在人口与土地失衡问题，即使有此问题，也应该强调增强土地利用，而不应强调自杀性的人口控制政策。

前一派学者均主张控制人口，但对控制人口的原因认识也有不同，陈长蘅认为中国人口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原因，因此主张实施较严厉的节制生育政策。

董时进从农业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为保持水土平衡要退耕还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耕地必然会不断减少，因此必须控制人口，以防止人地失衡。

谷春帆认为工业化初期，资本筹集艰难，必须暂时减少人口。

吴景超认为工业化初期，食品、卫生条件改善，人口增值率会大增，必须控制人口。

谷春帆、吴景超均认为控制人口为阶段政策。

后一派观点之间也有区别，孙中山认为中国人多是优势，中国近代以来人口增加率不断下降，可能亡国灭种。

萧铮认为应从增强土地利用、发展生产、改良制度方面去解决中国贫穷问题，人多不是贫穷的原因，中国江南一带人多恰恰是富裕的象征。

王亚南却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多少问题是枝节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建立一个好的制度。

（四）土地问题的论争民国期间，中国地权集中，土地改革问题成为包括国民党与共产党等多种政治力量关注的中心，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也成为经济思想界的核心问题。

他们大致可分为三大派，一派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薛暮桥等人为代表，主张和宣传彻底平分土地，将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一派以董时进、卜凯等人为代表，反对一切土地改革，甚至认为政府二五减租也不应该，佃农生产效率优于自耕农，中国农村经济的中心是土地利用而不是土地分配，主张完全维护地主所有制；一派以萧铮等地政学会会员为代表，主张“税去地主”，“买去地主”，实施孙中山土地涨价归公、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

土地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关于它的讨论有很强的政策性。

苏区和解放区实施了平分土地的政策。

国民党政府号称要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公布了《土地法》，宣传和部分实施了二五减租，但耕者有其田却从未实行。

（五）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关于国防与民生的关系。

翁文灏、吴景超主张先强后富，以国防为中心。

刘大钧、马寅初等主张先富后强，以民生为中心。

关于重工业与轻工业、国营与民营的关系。

翁文灏、简贯三等认为应优先发展重工业，国营为主，重工业国营。

马寅初等主张优先发展轻小工业，民营为主。

关于资本筹集。

谷春帆、钱昌照主张利用外资，认为资本无民族之分。

丁洪范、祝世康等强调以国内储蓄为主，以防止外资侵略，发展民族资本。

关于规模与速度。

翁文灏、伍启元提出一五计划投资300亿元，20年左右赶上德国、苏联。

藤维澡提出一五计划投资200亿元，10一15年赶日本。

谷春帆设计一五计划投资135亿元，10年左右基本工业化。

（六）货币、金融的讨论法币改革前，中国经济金融学界讨论的中心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防止中国货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

刘振东提出了“有限银本位制”，即将货币的银元与货物的银两完全分开。

黄元彬提出了“物银矫正策”，即中国与国际合作在伦敦设立统计局，根据输出物物价指数随时调整银价，使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1934年白银大量外流后，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即提出放弃银本位，实施管理通货制。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币制改革方案，如刘冕执的“能力本位制”，阎锡山的“物产证券制”，徐青甫的“虚粮本位制”，对所有这些币制改革方案，经济学界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其中，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提出放弃银本位的币制改革论，同马寅初、谷春帆为代表的以关税政策达到国际贸易平衡的主张争论激烈。

1935年11月法币改革后，关于币制的讨论告一段落。

法币改革后，如何对通货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币值稳定成为学界讨论的中心。

1936年出现了“物价稳定与汇价稳定孰重”的争论，上海朝鲜银行总经理服部岱三主张物价稳定，顾翊群主张汇价稳定，马寅初主张二者同时兼顾。

1938一1940年，应否维持法币汇价成为讨论主题。

马寅初、刘大钧为代表的维持法币汇率派，同以叶元龙、厉德寅、陈长蘅为代表的法币贬值派进行了激烈的论辩。

1940年后，讨论的中心为如何反通货膨胀，包括：1．收缩与扩充信贷的论争。

谷春帆等认为应紧缩生产信贷，减少货币流通，控制物价上涨；章乃器等却认为应扩充信贷以发展生产，增加物质供应，控制物价上涨。

2．利率高低的论争。

刘大钧、吴大业等认为应提高利息，通货膨胀情况下实际利率为负，生产变为没有效益的“负号生产”；厉德寅、朱祖晦等认为应降低利息，鼓励生产。

3．物价直接管制的论争。

伍启元认为应加大物价管理力度，打击投机商人；董时进认为政府定价不可能合理，破坏了价格调节机制，政府定价不可能成功。

4．物价指数储蓄券的论争。

蒋硕杰建议以物价指数储蓄券吸收储蓄，储户没有贬值的后顾之忧，可以减少货币流通速度；胡寄窗等人认为此办法效果不大，治标不治本，兑现时会加快货币流通。

在进行上述货币金融政策的论争时，经济学家进一步讨论了卡塞尔购买力评价论，费雪的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就业论、哈耶克经济危机论等理论。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民生主义经济学以及传统经济思想等各派之间出现了百家争鸣，他们对基本经济理论、社会性质、经济制度、工业化道路以及人口、土地、货币等问题均进行了深人的探讨，有些成果至今仍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