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悲剧美学视角下《咏怀诗》的审美意蕴

论悲剧美学视角下《咏怀诗》的审美意蕴王磊（安徽行政学院安徽经济管理学院，合肥，230059）内容摘要：阮籍“忧生之嗟”透露出浓厚的悲剧意识，不能深刻理解和解读阮籍的悲剧意识，是导致阮籍接受史上出现阐释混乱的主要原因。

阮籍的“忧生”将对人生的苦痛悲怨的情感直接升华为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

这种体验在中国文学史中是非常独特性的经验，所以显得陌生而难以阐读。

关键词：咏怀诗；阮籍；悲剧意识；审美风格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

“人的觉醒”的时代新意在阮籍身上究竟体现在哪里呢？笔者以为阮籍著作的时代性意义并不在于他的《大人先生传》，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

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虽然把一个不同于传统儒家的“人的形象”推到了历史前台，也同时注入了一些时代新意，但他的“大人先生”基本上只是庄子的“真人”、“至人”、“神人”形象的翻版。

然而在《咏怀诗》中，那些对生命、命运、人生的焦灼性体验所透露出的浓厚的人生悲剧意识才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甚至为中国审美文化史所罕见。

人生的“悲”意识并不是阮籍的发明，《古诗十九首》“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1，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然而阮籍《咏怀诗》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在他的人生之“悲”的背后所深藏着的悲剧意识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也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

这种人生之悲剧性意识使他的诗歌艺术具有了罕见的历史厚度和深厚的精神意蕴。

一、“忧生”与“忧世”：《咏怀诗》主题辩说明陈德文说：“咏怀八十二首者，岂数极阳九而作耶？意微旨远，见于命题，志士发奋之所作为。

读籍诗者，其知忧患乎？”[2]207浓厚的“忧患意识”是阮籍《咏怀诗》的突出特征，这已成共识。

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

”[3]207唐李善注引颜延之1的另一句话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1陈伯君认为此注是李善本人的话，但从钟嵘“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的话来看，钟嵘是有可能看到过颜延之或许说过类似“志在刺讥……难以情测”的话。

若此点能成立，那么虽然李善在《文选注》中未直接注明为颜延之的原话，但也难以排除是李善对颜延之话的直接引用。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4]322。

作为《咏怀诗》的“第一读者”，颜延之虽然承认《咏怀诗》的主题很隐晦，但他仍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两种观点。

“刺讥”即“刺世”，表达的当然就是“忧世”情怀。

但阮籍的忧患对象究竟是“忧生”还是“忧世”2？还是二者并重？这引起了后人的猜测而众说纷纭。

比颜延之稍晚的钟嵘说“晉步兵阮籍其源出於《小雅》”[5]16。

《小雅》的主题据司马迁说是“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列传》），“怨”显然与“忧生”相通，而“诽”就是“刺讥”的意思。

钟嵘基本延续了颜延之的看法，例如他也突出强调了颜延之认为阮诗“难以情测”的警告：“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

”“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6]16刘勰也以一句“阮旨遥深”而避开了对《咏怀诗》主题的阐释。

唐以前包括李善，对阮诗刺世、忧世的内容，基本上停留在讽刺一般世情的认知上，如李善说：“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

”[7]207并没有直接把它和司马氏篡魏联系起来。

但唐以后，自“五臣”（吕向、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开始，人们对《咏怀诗》意旨的解读却越来越大胆了。

“五臣”一方面出于个人目的，另一方面承继汉儒传诗的传统，对咏怀诗的解读多加附会穿凿。

他们不顾颜延之“难以情测”的警告，非常明确而轻率地把阮诗的主题和司马氏篡魏连在一起，由此把阮籍树立成了一个忠于魏室的大忠臣形象。

后世则随着封建专制的日益加强，忠君思想越发严重，学者们从“愤怀禅代”的角度对《咏怀诗》作政治解读也就成理所当然的了。

明清时则有刘履、蒋师爚、何焯、陈沆、曾国藩等比较典型。

如陈伯君说：“黄凯先生谓颜沈以后之解阮诗者，‘类皆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实则尚有甚于此者。

”[8]211并且认为何焯“虽言咏怀诗‘其词旨难以直寻，若篇篇附会，又失之矣’，而其本人则附会之处随在可见。

”[9]219由此可见，由汉儒“传诗”所形成的政治的、道德的阐读方式已经成了我们民族心理中一种内在的“读解习惯”和僵固化的思维模式了3。

汉儒对《诗经》的比兴手法进行政治的、道德的解读方式，已经把《诗》本身搞得琐碎隐晦，阮诗的解读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例如对第二首的解读，沈约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道德说教上，他说：“婉娈则千载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轻绝，未见好德如好色。

”[10]213而五2“忧生”与“忧世”的不同，阐述较透彻的近年来有陶东风等《为生命忧与替社会悲——阮籍《咏怀》与陈子昂《感遇》比较分析》一文，载于《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

但陶文的着力点在比较阮籍的《咏怀》与陈子昂的《感遇》，基本上未涉及《咏怀诗》的不同主旨之争。

3如果一定要对阮籍的文本作政治解读，我们也只能找到阮籍思想中由庄学理论所内在推演出的“无君”主张，当然它还不可能达到后期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那样的思想高度，但毕竟与忠君思想是有很大距离的。

顾炎武说：“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

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

……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日知录》卷一三‘正始’条）一句“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揭示了当时的忠君思想并非如后世然，这样的时代氛围的特点与后人所塑造的阮籍的魏室大忠臣形象是格格不入的。

臣则直接把它与篡魏连在一起，张铣说：“谓晋文王初有辅政之心，为美行佐主……后遂专权而欲篡位，使我感激生忧思。

”[11]213李周翰说：“言臣主初为金石固交，一朝离伤，使如此也。

”[12]213后来刘履、蒋师爚、何焯、陈沆等都从同样的角度入手，如蒋师爚认为：“起六句喻宣景专政已久，以二神妃况之”，“‘倾城’二句，喻少帝又被迷之爽，但用晏等。

”[13]214）主要原因或正在于自汉儒“传诗”所形成的传统，正如陈祚民所说“从来男女之合，托兴君臣。

”[14]214何焯则说：“此盖讬朋友以喻君臣，非徒休文‘好德不如好色’之谓也。

”[15]214何焯对沈约的道德化解读犹且不满，必附会于司马氏篡魏不可。

其它略举数例尚有：如对第一首，五臣吕延济认为：“夜中，喻昏乱。

”“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

”“翔鸟，鸷鸟，好回飞，以比权臣在近，则晋文王也。

”[16]210对于第三首，刘履说：“此言魏室全盛之时，则贤才皆愿禄仕其朝。

譬犹东园桃李，春玩其华，夏取其实，而往来者众，其下自成蹊也。

及乎权奸僭窃，则贤者退散，亦犹秋风一起，而草木零落，繁华者于是而憔悴矣。

甚至荆杞生于堂上，则朝廷所用之人从可知焉。

”[17]217诸如此类的曲说，随在可见，几乎篇篇都是，不胜枚举。

这些解读的正确与否是建立在认为“阮籍与司马氏篡魏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历史假说基础上的，但这一历史假说不仅已有前人质疑，而且也遭到不少现代学者的否定。

黄侃说：“阮公深通玄理，妙达物情，《咏怀》之作，固将包罗万态，岂仅措心曹、马兴衰之际乎！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一发于诗歌。

颜、沈以后，解者众矣，类皆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固哉高叟，余其病之。

”[18]209顾农在《阮籍的政治态度及其作品》一文认为：“长期以来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阮籍是反司马氏至少也是不满司马氏的, 他在司马氏手下当官只不过是不得已的敷衍, 其实是完全不符合阮籍的生平史实与诗文创作。

”[19]孙明君在《阮籍与司马氏集团之关系辨析》一文认为：“阮籍既不是对司马氏集团深恶痛绝而对曹魏‘忠爱缠绵’的忠臣义士, 也不是出卖曹魏而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小人, 他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特殊时期政权与名士之间的特殊合作关系。

”[20]从《晋书》的记载来看，阮籍与晋文帝、大将军司马昭的交往很特别，而且很带有知己之谊的味道。

《世说新语•任诞》注引《魏氏春秋》说，阮籍为“文俗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大将军司马昭爱其通伟，而不加害也。

”[21]397又注引《文士传》说：“籍放诞有傲世情，不乐仕宦。

晋文帝亲爱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

”[22]398阮籍两次想改任官职，司马昭都遂其所愿。

《晋书•阮籍传》记载“帝大悦，即拜东平相。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

”而且阮籍“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

”又据《世说新语•简傲》记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23]419《晋书•阮籍传》又载：“由是礼法之士嫉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何曾欲陷构阮籍罪名，司马昭竟不无动容地说：“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我忍邪？”（《晋书•何曾传》）阮籍为司马昭写的《劝进笺》，虽是醉后一挥而就，“词甚清壮，为世所重”，可以推见其心里是早有构思酝酿。

这与通常认为的阮籍借醉酒以应付差事是有差别的。

从以上史料看，说阮籍对司马氏怀有深仇大恨是说不通的。

若如此，阮籍的行为表现就堪称古今难遇的“老奸巨滑”和阴奉阳违的高手，联系阮籍“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旷达人格和其愤世嫉俗的性格来看，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

因此，后人对《咏怀诗》特定的政治化解读乃是空穴来风，认为阮籍借由《咏怀诗》来刺讥司马氏篡魏乃是后人捏造的一个伪命题。

或许难以完全排除阮籍《咏怀诗》中的“忧世”情怀，但它不是主线，更与政治化解读大多无关涉，即使有个别首诗有影射禅代的嫌疑，恐怕也只是对此等世事多变的一般化感慨和对世道人情的深沉感喟。

“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

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既然兴衰存亡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其二十）所以在这些忿世嫉俗的感喟中，阮籍也不过想借以表达他的焦灼性的“忧生”体验而已。

“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其十一）因此《咏怀诗》的鲜明主题乃是“忧生”。

但是由于后人不能深刻理解和解读阮籍《咏怀诗》的悲剧性审美内涵，从而将阮籍的“忧生”主题浅薄化了，表面化了，并最终落入政治化解读的窠臼。

必须看到，阮籍《咏怀诗》传达出的浓厚的“忧患”意识，是不同于传统儒家以“忧道”为核心的忧患意识，它是经由东汉《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人”所道出的人生忧患意识的历史性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最高阶段就表现在它将对人生的苦痛悲怨的情感直接升华为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

这种体验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一种非常独特性的经验，所以显得陌生而难以解读。

例如陈沆发出疑问说：“阮公凭临广武，啸傲苏门，远迹曹爽，洁身懿师。

其诗愤怀禅代，凭吊今古。

盖仁人志士之发愤焉，岂直忧生之嗟而已哉？”[24] 208方东树也无法理解《咏怀诗》中的“忧生”主题：“岂以其忠悃激发，痛心府朝，而不徒为一己祸福生死也乎？”[25]209这些疑问的产生都是因为无法深刻理解阮籍“忧生之嗟”背后的深刻的悲剧性内涵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