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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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太宗李世民为了巩固政权，统一思想，决定弘扬儒学，通过明经科来选拔人才，由于当时经学异学颇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本，必须选人来编一套全国统一考试的指定“教材”，以便于“考生”使用。据《旧唐书·儒学》记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1]《毛诗正义》于

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令天下。正是在这种政治和多元的文化格局当中，孔颖达主撰的《毛诗正义》占据了国家权力话语的中心位置。“《毛诗正义》被作为封建政治伦理教育的国定教科书，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成为学童、士人和官吏人人诵习的经书。随着唐代文化的繁荣发展，《诗经》在全国空前地广泛流传。”[2]《毛诗正义》成为唐人取仕必读的教材，其中的诗学思想或显或隐的对他们产生着影响，尤其是孔颖达对《诗》的爬罗剔抉的阐释中，提出“情志一也”、“兴象”、“诗缘政”等一系列的诗学命题，揭示出诗歌的功用、诗歌创作方法及诗理，启蒙了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一、“情志”论

“情志”论是孔颖达诗学思想的核心，包含着丰富的

理论内涵。关于诗歌的本质到底是“言志”还是“言情”，唐以前聚讼纷纭，从《尧典》、孔子、《毛诗序》及陆机、刘勰、钟嵘都在阐释这一富有生命力的诗学命题。而孔颖达在前人诗学思想基础上作了审美超越，把诗歌到底是“言志”还是“缘情”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总结，并提出“言志”也即“言情”，是二而为一的关系。孔氏在《毛诗正义·诗序》中云：“诗者，人志意之抽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3]孔颖达在这里给“情志”下了定义，也给“诗”下了定义。“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这是给“志”下的定义。从“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几句看，他所说的“志”也就是“悦豫”、“哀伤”之类的“情”。在《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则鲜明地提出“情志一也”。“民有六志……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所从言之异耳。”[4]而这种情志从何而出呢？就是“情缘物动，物感情迁”[5]的结果。“外物”是激起“悦豫”、“哀伤”之情的外界的客观事物，包括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孔氏在《礼记正义》中对“外物”作了很好的诠释：“物，外境也。言乐初所起，在于人心之感外境也……若外境痛苦，则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声必踧速杀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欢乐，欢乐在心，故声必随而宽缓也。”[6]孔氏所说的“外物”、

《毛诗正义》与唐代诗学

收稿日期：2009-09-06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孔颖达〈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研究》成果之一（2008-ZX-143）作者简介：黄贞权（1976-），男，河南商城人，许昌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许昌学院文学院，河南许昌461000)

摘要：孔颖达对《诗》的阐释绾合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剥去历代对《诗》阐释的陈垢，对传统《诗》学的接受做出取舍并加以创新和超逸，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提出了“情志一也”、“诗缘政”、“兴象”等一系列的诗学命题，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学理论价值。

关键词：孔颖达；毛诗正义；情志一也；诗缘政；兴象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2－0144－04

黄贞权

2010年第2期（复总第76期）

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

No．2，2010（rest．tot No．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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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境”语，都是指客观的物象世界，诗歌的“境界”与创作主体的外部世界是有着必然的联系，孔氏所指的“外物”也和“政教善恶”、“政治得失”的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并且是构成诗歌创作必要的外在动因之一。“在孔颖达看来，诗之本体非单一的刺怨讽诫，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善恶二元，而是包蕴有讽谏、缘情、感物、审美等诸多层次的多元体。”[7]孔颖达把“情志”并举，总结诗之本义，“言志”即“言情”，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而是以创作主体的情感为动向的感性问题。那么创作诗歌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孔颖达看来，就是舒“心志”而泄“愤懑”，《毛诗正义序》中亦云：“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8]孔颖达从理论出发，与批评实践相结合。《毛诗正义·卷耳》云：“诗本畜志发愤，情寄于辞。”[9]《毛诗正义·燕燕》又说：“舒己愤，见己情。”[10]孔颖达对诗义的阐释、理解和总结，对“言志发愤”说作更深层发掘，从理论到批评实践，建构了一整套的诗学体系框架。正是在权力话语架构下体现的诗学理想、诗歌批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唐代诗学和诗歌创作。如王昌龄《诗格》关于意境的论述，“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11]王昌龄所说的“境”就是诗歌创作对象，与诗人相联系的客观世界，诗歌创作必须在意与境的结合情况下进行构思，必须做到意、境一体，方能开动想象的快车，做到文思泉涌。他所说的“境”与孔颖达的“外境”如出一辙。追本溯源，在中国文论史上孔颖达是把“境”范畴与文学理论相结合的第一人。

白居易也深受孔颖达“情志”理论的浸淫，他提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12]说明“情”乃诗之本质，无情则无诗。另一方面诗的功用是泄导人情，济救世病。“因为诗是‘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所以有‘感人心’力量，但‘感人心’的力量善用之可以感人为善，不善用之也可以感人为恶，所以必须实之以义。”[13]这一点正是说明“情志”的表达对于读者的移情作用。孔颖达的“情志”论从诗歌本质、诗歌创作，再到诗歌创作的动力，成为一个完整而富有理论的诗学命题，仅凭此一点，亦足以在中国诗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诗缘政”论

孔颖达在情志并举的同时，囿于唐初的政治与士大夫复古的审美理想，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从此把诗歌作为“言情”和“言志”的中国诗学传统做了解构，把文学与政治做了嫁接，使唐代的诗学和诗歌具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开启了唐代诗歌批判写实的风格气象。他在《毛诗正义》中多次提出“诗缘政”这一富有时代感的诗学命题。如：“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14]“诗者缘政而作，风、雅系政广狭，故王爵虽尊，犹以政狭入风”；[15]“言秦仲国大将兴，而大于邾、莒，诗者缘政而作，故附庸而得诗也”；[16]“以诗本缘政而作，臣无庆赏威刑之政，故不得言诗。”[17]其提出“诗缘政”的命题，不是作术语的罗列，也不是对《毛诗序》的“主文而谲谏”式教化思想的继承，而是在对传统诗学的充分理解、分析之后，囿于唐代政教主张，是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一场“诗学革命”。“这里就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与取向,当他们受命编纂五经正义时，他们身份‘非惟宿德鸿儒，亦兼达政要’，私人的理解已经被集体的解释所取代，个人的学术取向让位于官方政治取向，因此这些表述取径的序文，实际上传达的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18]

从孔氏的审美阐释中看出，“诗缘政”作为一个特定的诗学纲领得到官方承认，表明了文学创作终极目的是王政教化，面对社会政治的成败得失，成功则歌颂赞美，驰废亦讥剌匡恶。因此，孔氏“诗缘政”的提出，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他的阐释正好实践了《毛诗正义序》中所说的“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的诗学主张。正是有了这种诗学主张，许多唐代写实主义诗歌成为政治的晴雨表，亦成为权衡政治得失的天平，政治兴则歌颂赞美，政治衰则讥讽刺过。正如《毛诗正义·诗大序》中说：“诗人既见时世之事变，改旧时之俗，故依准旧法，而作诗戒之。虽俱准旧法，而诗体不同，或陈古政治，或指世淫荒，虽复属意不同，俱怀匡救之意。”[19]这里“缘政”的诗歌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匡时救世，把诗歌作为治疗国家的良药，通过诗歌来治疗政治顽疾，他把诗歌比作救世的良方，用“诗人救世”来比喻诗人的匡时济世的责任和诗对社会的功用。诗人的责任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必须看清时事，了解时代的弊病，要有敏锐的时代责任感和济世的怀抱。

那么面对政治的成败得失，诗人通过什么来表达呢？在孔颖达看来，就是通过“风雅”来这一独特的话语方式。在唐代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士大夫心中理想化的社会则是通过上古的“风雅”之诗来重构的。“诗缘政”的诗学命题也就影响着有唐一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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