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思辨哲学的没落与科学哲学的兴起

第二讲思辨哲学的没落与科学哲学的兴起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向”中，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思辨哲学——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清算”，德国哲学家H．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具有一定代表性。如果说以石里克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是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为武器向传统形而上学开战的话，那么，赖欣巴哈的科学哲学则是从知识论的角度分析批判形而上学的误区及其产生的根源，具有“揭老底”的作用。

一、思辨哲学追求普遍性及其错误

赖欣巴哈明确指出，对普遍性寻求是思辨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他说：“思辨哲学努力想获致一种关于普遍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34页]这一论断的确切中了传统哲学的要害，从古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概莫能外。他们寻求一种适用于各种事物的普遍概念、普遍本质和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寻求一种人们必须共同遵守的普遍原则、普遍规律以及普遍的道德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就是寻求普遍性，认普遍性为真理的哲学。

赖欣巴哈从“寻求普遍性”这一特征出发，进一步详细揭示了传统的思辨哲学的错误根源。他指出，求知是人类的共同本性，人们同外界打交道过程中发生各种关系，“把有关系的因素从无关系的因素中分离出来，即是知识的开始。”[《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页]这就是说，知识是从许多个别的经验观察中加以概括而获得的。在这种意义上说，概括是知识的本质，是科学的起源。可见，概括对于科学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说，没有概括就没有知识，没有科学。而概括就是普遍性。在英语中的“普遍性”(generality)和“概括”(generalization)是由同一个词根而来的。当我们进一步理解“概括”时，又会发现“概括”同“解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概括就是解释我们观察的各种事实，把它归结到一种普遍原则、普遍规律里去，所以解释也就是概括。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情况，当人们进行解释和概括时，并不一定都是我们观察的事实，也可以由假设某种不能观察到的事实来完成。例如：我们听到狗吠叫，可以用一个陌生人走近房屋这一假设来解释。我们说这座山有海洋化石，可以用这座山曾为海洋所淹没这一假设来解释。由于人们对自然各种现象的成功解释，促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一种要求更大的普遍性的“冲动”；可是即使有大量观察到的事实也往往不能满足人们这种欲望，于是人们便超越观察去寻求普遍性，这样一来，想象代替了概括，用一种“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满足人们要求普遍性的冲动，从而“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解释所满足了。”[同上书，第11页]思辨哲学由此产生了。企图用一种类比法来说明知识、作出假解释，是以往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通病”。

“假解释”是指什么?赖欣巴哈作了分析，例如：把世界看成是上帝的创造物，这是从一种拟人类比产生的：上帝创造世界，就像人建造房子、园田一样。所以“创世说”的故事就是一个假解释。再如：古希腊米利都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描绘了世界是从“无限实体”演化而来的，他关于世界起源的幻想图景，也是以类比当解释。从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家的情况看，这种假解释所犯的逻辑错误就在于把抽象物实体化，例如把“理性”的抽象名词当作某种特质的实体，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与内容。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他认为，形式与内容(质料)是一切存在物的最终原因，宇宙的天与地，人类的灵魂与肉体，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作类比加以解释，这就是“把许多不同的现象都归集在一个标签之下的那种假解释”。[《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影响了两千年人类的思想，这是思辨哲学——形而上学根深蒂固的原因所在。

二、思辨哲学寻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及其逻辑上的误区

赖欣巴哈指出，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是思辨哲学的又一个特征。他说：“思辨哲学要的是绝对的确定性。”[同上书，第235页]实际上，形而上学这一特征和上面说的寻求“普遍性”；特征是密切相联的，只不过是赖氏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论述罢了。在形而上学家看来，理性是宇宙的立法者，它既是人的认识规律的立法者，又是道德规律的立法者。支配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都可以从理性中推导出来，这是哲学史上唯理论关于知识的见解。知识就是要排除怀疑，有其确定性。许多事实证明，感觉经验无法获得可靠的知识，“哲学家老是因为感官知觉的不可靠性而烦恼”。[同上书，第27页]因而许多哲学家拒绝经验材料，坚决相信关于自然知识只要通过理性就可获得。例如，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高形式，是绝对确定的知识，它只能通过人的理性思维获得，观察和感觉经验是骗人的。“知识全部数学化的理想，与几何和算术同型的知识、物理学的全部数学化的理想，是从想找到绝对确定的自然规律这一愿望而产生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页]但是，把感觉经验的观察从知识源泉中抛弃，这种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柏拉图主张“回忆说”；毕达哥拉斯宣扬数学的神秘主义，宣扬灵魂转世说，以及他的追随者奉行一种宗教崇拜仪式，就是很好的说明。

试图用逻辑证明来建立一种绝对确定性的知识，是近代理性主义者采用的方法，这应首推笛卡尔，他为寻求一种绝对确定的东西，从怀疑着手，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哪怕是信以为真的东西都要加以怀疑，但只有一件事实，即“我在怀疑”是不能怀疑；我怀疑，即我思维；我思维，必定存在着思维的我，从而得出：“我思故我在”这条绝对可靠、绝对确定的原理。赖欣巴哈认为，笛卡尔这种证明虽然是逻辑证明，但只是一种“逻辑魔术”。“我并不是说笛卡尔存心要欺骗读者；我是说，笛卡尔自己被这种魔术式的推理形式所骗。”[同上书，第31页]因此从逻辑来说，笛卡尔这一推论的完成，从怀疑到我存在，是类似一套戏法。从怀疑开始，他就把怀疑视为一个自我的行动，因此这个推论的前提(我怀疑)就包含了一个不能被怀疑的事实(自我)。笛卡尔还用“自我”推出“上帝”和“物质”两个东西的确定性。因为有自我，故必有上帝存在，否则每个自我就不会有一个无限完满存在的观念；因为有自我，物质世界必定存在，否则上帝就是一个骗子。这里，绝对确定性的证明同样是一种“逻辑魔术”构成的。问题是笛卡尔为何会陷入这种混乱的逻辑里面去?赖欣巴哈回答说，这是由于他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造成的。

逻辑证明即所谓演绎，其结论只是揭示其前提已经蕴含的东西。就是说，结论不能陈述多于前提中所说的东西，这是一种逻辑分析判断，这种判断只不过是一种“同语反复”，没有任何新的东西。“演绎的价值就立足在它的空虚上。”[《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页]例如：从“一切人都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这两个前提出发，得出“苏格拉底有死”的结论。判断的前提是观察得到的经验真理，其结论也只是经验真理。并不比前提有更多的确定性；因为判断的结论的可靠性、确定性，要依赖判断前提的可靠性、确定性。这里蕴含着一种危险，一旦判断前提不可靠，那么其结论必定失效。上面列举的笛卡尔的例子：“我思”、“我怀疑”这个前提里，受到种种诘难，因此结论“我存在”不能提供绝对确定性。

这告诉我们，通过逻辑分析判断所提供的绝对确定性的知识，必须建立在其前提可靠性上面。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安瑟伦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就是这个企图。这个证明最初先把上帝定义为无限完满的存在物；由于这样的存在物必定具有一切存在的性质，从而得出结论：上帝是存在的。很显然，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分析的，因为凡是定义必是分析的，但其结论“上帝是存在的”却是综合的。从一个分析前提得出一个综合结论，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可以从定义中推出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先定义有三条尾巴并存的动物为猫，从而证明三条尾巴的猫的存在。从逻辑上讲，“这个谬误在于混淆了普遍与特殊”。[同上书，第35页]我们只能从定义推出一个普遍的陈述：如有物是三条尾巴的猫，那么它存在，这是真的陈述；但不能得出有三条尾巴的猫这一特殊的陈述。

与分析命题(陈述)相反，综合命题(陈述)能够给我们新的知识，因此它的结论不是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