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三十年演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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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在经济飞速增长的也产生了社会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贫困现象依然比较严重,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扶贫开发政策,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生活条件,实现全面小康。

中国扶贫开发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1978-1993年)、加速发展阶段(1994-2012年)和精准扶贫阶段(2013年至今)。

在起步阶段,中国的扶贫开发主要依靠政府的资金和物资援助,以及向贫困地区调配技术力量。

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发放生产资料、实施劳动力转移、扶持农业生产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经济状况。

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主要以救济性和赈济性贫困帮扶,缺乏长效机制和可持续性。

在加速发展阶段,中国逐渐意识到扶贫开发需要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政策支持。

政府开始加大对扶贫开发的投入,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如土地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等。

中国还推动了农村改革和发展,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明显减少。

在精准扶贫阶段,中国开始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大数据和定点帮扶等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扶贫目标。

政府采取了更加具体的措施,如精准识别、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中国还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推动社会扶贫的发展。

在扶贫开发的历程中,中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脱贫致富。

中国坚持农村经济发展是扶贫开发的核心,推动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要坚持精准扶贫,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确保扶贫工作真正落地见效。

政府要加大对扶贫开发的投入,建立扶贫开发长效机制,确保扶贫工作能够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扶贫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地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

未来,中国将继续秉持精准扶贫的政策,加大对扶贫开发的投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小康。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农村扶贫一直是我国政府的重要工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也经历了不断的演变。

本文将就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进行探讨。

首先,我们回顾中国的农村扶贫政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并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扶贫工作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

在解放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了土地改革和农垦开发等政策,解决了大量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

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农村遭受了由人为因素和自然灾害等多重原因引起的严重困境,农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实施了以农田水利、农谷绿化、粮棉增产和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为主的农村改革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农村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农村发展,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状况。

其中最重要的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这一改革使农民可以长期占有和使用土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此外,政府还实施了农村小额信贷、农产品收购价格保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扶贫政策,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条件。

然而,尽管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中国农村扶贫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其中,贫困区域集中、贫困面广、贫困人口多的问题是农村扶贫工作的主要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于2001年启动了农村扶贫开发计划,将农村扶贫工作列为国家重点工作。

在农村扶贫开发计划的推动下,中国农村扶贫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加强农村扶贫工作。

首先,政府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资金支持,提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

同时,政府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贫困地区的交通、通信、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

此外,政府还实施了“精准扶贫”政策,通过建立财政扶贫、社会扶贫、产业扶贫、生态扶贫和教育扶贫等多种形式的扶贫手段,精准识别和帮助农村贫困人口。

宋洪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和扶贫实践

宋洪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和扶贫实践

宋洪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历史演变和扶贫实践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讨论中心主任讨论员点此扫瞄完整报告点此扫瞄视频专辑点此扫瞄课件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的历程与成就(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的历程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大体经受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在这一阶段,首先是土地经营制度的变革,即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取代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制度。

这种土地制度的变革极大地激发了农夫的劳动热忱,从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土地产出率。

与此同时,在农村进展的农产品价格逐步放开、大力进展乡镇企业等多项改革,也为解决农村的贫困人口问题翻开了出路。

这些改革,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进展,并通过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农业产业构造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转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三个方面的渠道,将利益传递到贫困人口,使贫困农夫得以脱贫致富,农村贫困现象大幅度缓解。

其次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二十世纪八十年月中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绝大多数地区凭借自身的进展优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少数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制约,进展相对滞后。

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特殊是与东部沿海兴旺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距逐步扩大。

我国农村进展不平衡问题凸现出来,低收入人口中有相当一局部人经济收入不能维持其生存的根本需要。

为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政府自1986年起实行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成立特地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资金,制定特地的优待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展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

自此,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阶段,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削减到8000万人。

第三阶段:扶贫攻坚阶段(1994-2023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进展和国家扶贫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中国贫困人口逐年削减,贫困特征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贫困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缘性特征。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_1979_2009_述评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_1979_2009_述评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1979~2009)述评杨占国1 于跃洋2(1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21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摘 要] 本文从回顾当代中国农村扶贫的30年艰难历程入手,通过对30年来当代中国农村扶贫的规律、特点和经验的梳理和阐释,试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高扶贫瞄准的精准化程度,不断提高微观主体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各类农产品在市场交换中的平等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知识化、技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自由化程度。

[关键词]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历史经验;现实启示[中图分类号]D63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054(2009)0520080208[收稿日期]2009204208[作者简介]杨占国(1968-),男,河北卢龙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博士后;于跃洋(1989-),女,河南郑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农村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迄今为止,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农村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农村贫困现象明显缓解,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1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下降到2007年的116%[1]。

在短短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解决了2亿多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充分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30年农村扶贫的历程回顾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时近30年的农村扶贫开发,大体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大幅度减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城乡统筹背景下的“大扶贫”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成就。

从大量贫困人口的脱贫,到贫困地区的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扶贫工作在国际上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功的样本,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下面我们来简述改革开放40年的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1. 扶贫工作的初期成效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实行了开放政策,推进了农村的改革,同时也开始了扶贫工作。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达到了2.5亿以上,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建立了贫困县和贫困村等标准,同时实施了扶贫贷款和资金投入等扶贫措施。

这些政策和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很多。

198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降至30.7%左右,结束了我国一直存在的“贫困中国”之称。

2. 扶贫工作的新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国家针对贫困人口的需求和情况,实施了具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

在这个阶段,国家重点关注的是解决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从而实现全面脱贫。

同时,国家还大力发展了贫困地区的经济,提高了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个阶段,国家实施了如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制,建立农产品产销联合体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约一半。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扶贫开发的新实践时期。

在这个阶段,国家实施了全面扶贫和精准扶贫两大战略,并重点实施扶贫产业、生态扶贫和教育扶贫等各项扶贫措施。

在产业扶贫方面,国家通过资金扶持、技术培训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产业,逐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在生态扶贫方面,国家致力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引导贫困地区走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之路。

在教育扶贫方面,国家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特别是推行“三区三州”计划,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贫困人口持续减少,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扶贫历程与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扶贫历程与展望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扶贫历程与展望作者:陈明珠来源:《求知》2019年第01期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初期,土地改革、农业生产合作化、人民公社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扶贫的效果,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低效率、工农“剪刀差”、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等因素影响下,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土地生产效益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挫伤,农民的收入和福利水平不高,农村依然存在较多贫困人口。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契机,经过四十年的长足发展,中国在扶贫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显著成就。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1.体制变迁与贫困的初步缓解(1978—1985年)。

197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实行了对外开放。

这种转型和开放伴随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乡镇企业发展、人口流动限制政策松动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举措。

这些措施成为助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推动力。

随着社会经济活力的全面释放,这个时期成为中国减贫工作成绩最为显著的时期——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1985年的1.25亿人。

这一时期国家扶贫的主要措施包括:设立财政发展基金支持老少边穷地区、“以工代赈”对贫困地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对重点扶贫地区进行重点扶持等,奠定了国家开展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的基础。

2.以区域为主的开发式扶贫时期(1986—2000年)。

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拉开了中国城鄉、区域、工农之间的差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边际效益逐渐下降,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改善状况趋于停滞,经济社会高增长的效益较难广泛惠及贫困人口,于是我国正式开启了针对贫困地区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计划。

通过确立开发式扶贫的方针、确定贫困标准和重点扶持区域、实施信贷扶贫政策等,这一时期的扶贫瞄准定位切换到了区域(贫困县),贫困县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等支持。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基本历程及其评价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基本历程及其评价

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基本历程及其评价作者:薛洁祥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24期摘要:消除贫困,是我们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是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

1949年建国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创新体制,完善政策。

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多个演进阶段,各阶段政策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实践经验可以为我国今后农村扶贫战略的调整提供理论支持和实际借鉴。

关键词:建国以来;农村扶贫政策;精准扶贫一、建国以来中国农村扶贫历程回顾从建国以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我国大体经过了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阶段、农村经济体质改革推动大幅度减贫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攻坚型扶贫开发阶段以及以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为目标的综合型扶贫开发,以及现在精准扶贫六个历史阶段。

(一)小规模的救济式扶贫阶段(1949—1978)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财政状况困难,扶贫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着生存性贫困,农民温饱难以保障。

这一时期,我国采用了小规模的救济扶贫战略,依靠民政救济系统,对一些落后边远地区、因灾致贫及战争伤残人口实施生活救济,保证贫困人的临界生存需要,但是却难以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困境。

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弊端和建国初期缺乏经验而实行的一系列错误指导方针,使得贫困问题进一步加剧。

1978年年底统计,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高达2.5亿,贫困发生率为30.7%。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的发展型减贫阶段(1978—1985)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变革,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建立了农产品流通体系,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此外,国家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城务工,发展非农产业,取得非农收入。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1978年,中国开始了一场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这一进程为中国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为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0年来,中国扶贫开发一直是国家政策的重要方面,通过各种政策和项目的实施,中国不断取得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为全球扶贫事业树立了榜样。

本文将就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历程与经验进行探讨。

一、历程回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的历程可以说是一部扶贫史的演进史。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实行了农村责任制度,鼓励农民种植经营精细作物,并引进了大量的农业技术,推行了农田水利和新型肥料的使用,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为中国的农村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实施了扶贫开发工程,通过投入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积极促进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

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扶贫开发三步走”战略,分别为以县为单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村为单位消除绝对贫困,以人为单位全面消除贫困。

这一战略提出后,中国在扶贫开发方面迈出了更为坚实的步伐,不断减少了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部署,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项目,大力支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大幅提高了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也为中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到2020年,中国已经实现了在决策中使用多种指标,包括收入、健康、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的指标,不再单一追求“脱贫率”,这一措施使得中国在脱贫开发的道路上更加科学和精准。

二、成功经验中国扶贫开发的成功经验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国情,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扶贫政策和项目,不断推动扶贫开发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将扶贫开发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通过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全方位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解决了食品安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

中国“三西”扶贫30年的辉煌历程

中国“三西”扶贫30年的辉煌历程
占有 粮 食 从8 8 公斤 增 长  ̄ J ' 2 3 1 公斤 。在 短 短 l O 年 间, 贫 困 人 口下 降了6 O 个百分点。
数农 民的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存, 1 9 8 2 年, 西海固地区遭受 了严 重旱灾 , 农 民人均有粮仅8 8 公斤, 人均纯收入4 4 元, 7 0 %的农户 不能维持温饱 。 而 定西农村 的贫 困面高达7 4 . 8 , 恩格尔系数高 达8 0 % 以上 。四是生活水平 。2 0 世 纪7 0 年代 ~经过 3 O 年 的艰 苦努 力 , “ 三西” 地 区发 生 了历 史性 的极 大变化 , 取 得 了农村经济结构 大调整 、 贫 困人 口大幅减少 、 收入 水平和生活 质量 大幅提 高的显著 变化 。 总结回顾 3 O 年的扶贫历 史过程和基本经验 , 对于 实施好 国家新 的扶 贫纲要 、 做好新 的形势 下的扶贫工作 、 保证扶 贫与小康社会建设 同步推进做 了必要 分析
面对严峻形势, 党 中央和 国务院决定 , 从1 9 8 3 年 开始 由中央
财 政 每 年 拨 出 2亿 元 专 项 资 金 , 用 于“ 三西 ” 地 区 农 业 基 础 设 施
“ 三西 ” 扶 贫 项 目区 的 总 面 积 约 3 O 平方 公里 , 人 口约 8 0 0 多
万。 根据我 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国家项 目的立项原则 ,
关键词 : “ 三 西” ;扶 贫; 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 : F 0 1 9 . 6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 6 7 3 —9 O 1 9 ( 2 0 1 3 ) 一O 3 —0 O 0 3 ( 0 2 )


国家为什么要实施“ 三西 扶贫项 目
汉、 瓜 菜代等情现象 比较多 。生活质量差, 社会秩序不稳定。

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

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

农村30年开发式扶贫:政策实践与理论反思王朝明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近30年不间断地推行了开发式扶贫战略,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据农村贫困人口监测数据显示,未实现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同期贫困发生率从30. 7%下降到1.6%。

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贫困人口的基本生产与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中国在整体上进行经济转型、稳步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有效地完成了经济增长和缓解贫困的双重任务。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开发式扶贫推进过程中,贫困人口仍有漏出,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扶贫战略没有相互配合,扶贫政策绩效并不像预计的那样理想,开发式扶贫对于当前农村1400多万贫困人口的脱贫效用已经十分有限。

因此,对农村近30年的开发式扶贫政策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与反思,对制定后20年中国农村新的扶贫战略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演进和主要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对治理旧中国遗留的一穷二白的面貌,尤其对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状况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其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仅局限于对贫困人口实施生活救济,对边远落后地区(主要是老、少、边、穷地区)输送物资,进行外部支援和财政补贴。

因此,在农村作为一场严格意义上的反贫困政策的出台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

它与以往做法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贫困的缓解不是单纯依靠实行生活救济,而是与区域经济发展、农村生产经营体制改革联系起来,通过直接的利益挂钩、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并且用发展生产、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来缓解农村贫困。

这就是后来称之为的“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

扶贫开发作为一项全国性政策是在1984年提出的,其背景是:在全国范围实施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

1978—2015中国扶贫演进历程评述

1978—2015中国扶贫演进历程评述

1978—2015中国扶贫演进历程评述作者:史志乐来源:《中国市场》2016年第24期[摘要]作为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

过去30多年,中国在扶贫减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现行标准下我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减少了7亿1千多万。

30多年来,我国贫困经历了普遍贫困、区域贫困、基本解决贫困问题等多个贫困变化形态,我国扶贫也经历了制度不断变革、政策不断改革、方式不断创新的过程。

自十八大之后,我国进入精准扶贫的攻坚克难关键期,经过对贵州、甘肃部分区县的调研,我们发现扶贫进程受历史和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扶贫;演进历程;评述[DOI]10.13939/ki.zgsc.2016.24.0351 中国扶贫演进历程1.1 1978—1990年:以农村经济增长消除普遍贫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社会处于普遍贫困状况。

20世纪70年代末期,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率先在农村地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

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取代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制度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赋予农民农业生产自主权,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劳动积极性,耕地粮食单产量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1978—1985年,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到14.8%。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我国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

依据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级单位的财政状况,国定贫困县标准第一次划出: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县放宽到300元。

这一阶段,甄别贫困户没有统一的收入标准,只凭直观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蔽风雨”。

1.2 1991—2000年:以区域瞄准助推开发式扶贫此阶段扶贫战略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建立了以政府力量为主体的国家扶贫治理结构,改变扶贫开发瞄准方式,建立以县为对象的目标瞄准机制(1988年确定了370个国家级贫困县,1994年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调整为592个),将70%的扶贫资金用于贫困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经验研究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取得了许多显著成就。

在扶贫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提供了希望和改善生活的机会。

本文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经验进行研究,探讨中国扶贫政策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以期为今后的扶贫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政策发展历程1.1 中国扶贫政策的初期探索(1978-1990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扶贫工作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

1978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扶贫攻坚”战略,强调要关注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政府通过修建公路、架设电线、推广农业技术等途径,帮助农村地区脱贫致富。

由于当时的资源和技术水平有限,扶贫工作进展缓慢,效果有限。

1990年代初,中国政府意识到传统的扶贫模式已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扶贫需求,开始逐渐转变和创新扶贫政策。

1994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强调要通过科学调查和分析,确保扶贫政策精准到位,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随后,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包括建立扶贫基金、推行“扶贫贷款”等,为贫困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

1.3 当前中国扶贫政策的发展(2000年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01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产业扶贫”和“搬迁扶贫”等新的扶贫理念,为贫困地区提供了更多元化的扶贫选择。

政府也逐渐加大对扶贫工作的投入,加强对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脱贫支持。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强调要把扶贫政策精准到户、到人,确保真正实现脱贫目标。

2.1 实现了数亿贫困人口脱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据统计,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有数亿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

通过政府的帮助和全社会的支持,大量贫困人口摆脱了原有的困境,实现了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中国扶贫30年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

中国扶贫30年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

中国扶贫30年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作者:张建星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40期金秋九月,丹桂飘香,硕果累累,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我们相聚甘肃定西迎来了“首届中国扶贫论坛”,首先我谨代表人民日报社对出席今天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定西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全国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因严重缺水而苦瘠甲于天下。

从1983年开始,党和国家确定定西为实施区域性规模扶贫的重点地区,拉开了“三西”建设和扶贫开发的历史性序幕,首开了全国区域性扶贫开发的先河。

在过去的30多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与亲切关怀下,在甘肃全省同仁的努力下,定西市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胜利,定西市在扶贫领域取得的突出业绩,正是对我国扶贫成就的深度诠释。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减贫的积极倡导者和最有力推动者。

从198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有力帮助,使部分贫困人口得以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扶贫道路。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正确领导下,扶贫开发工作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的极其重要的重点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我国继续发挥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精准扶贫的攻坚战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和推进。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正式发布,作为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脱贫攻坚的纲领性文件,这一决定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出了许多实举措、硬政策,扶贫开发路径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扶贫政策由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脱贫成效转变。

中国扶贫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国扶贫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 我国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历时20 多年的农村扶贫开发大体经历了体制改革推动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新时期扶贫开发等四个阶段。

研究不同时期农村扶贫开发呈现出的特点、采取的政策措施, 揭示农村扶贫开发的意义和启示, 对于进一步做好我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一、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78 至1985 年, 农村扶贫工作的主要特点是体制改革推动扶贫。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于缓解农村贫困,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

如从粮食总产量上看, 1978 年为30480 万吨, 1980年为32050 万吨, 1982 年为35450 万吨, 1985 年为37910 万吨。

1979 至1983 年, 我国农业总产值( 包括村办工业) 平均每年增长7. 9% , 1984 年增长14. 5% , 远远超过了1953 至1978 年的26 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 2% 的速度。

其次, 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 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

1979 年, 国家提高了18 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而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下调了10% —15% , 当年工农业商品综合比价指数下降到了82% , 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9. 4% 。

1979 至1981 年, 价格因素在农民收入增长总额中的比重分别达到 4. 1% , 18. 1% , 18. 8% 。

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 年为133. 6 元, 1980 年为191. 3元, 1982 年为270. 1 元, 1985 年为397. 6 元。

此外, 在这一时期, 国家还采取措施使社会财富的分配逐步向农民倾斜。

如1976 至1980 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6. 1% , 农民消费额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5. 2% , 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农民消费额增长速度的比例是1. 17 ∶1, 而1981 至1985 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10% , 农民消费额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11. 2% , 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农民消费额增长速度的比例是0. 89 ∶ 1 。

中国扶贫攻坚40年

中国扶贫攻坚40年

中国扶贫攻坚40年作者:汤敏来源:《社会治理》 2018年第11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到现在,如果按当前的扶贫标准,我国已经有7.9亿人脱贫,按照联合国的统计,该数字占到了这一期间全世界脱贫人口的70%以上。

过去五年间,我国已经有6600万的农村人口脱离了贫困。

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形势在变,环境在变,我们未来的任务也在变。

但“变”中有“不变”,那就是扶贫助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主题。

一、扶贫40年奋斗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推动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

但由于当时的经济基础极端薄弱,生产能力低下,经过曲折的发展,到1978年,我国还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1981年中国的贫困人口高达4.9亿人,贫困发生率为43%。

在过去的40年里,扶贫标准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几次大的调整,扶贫政策也随之不断变化:从开始的“救济式扶贫”到现在的“精准扶贫”,中国的扶贫开发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

一是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 1978 -1985年)。

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首先是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取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体经营制度。

通过农产品价格提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非农业领域就业的渠道,将利益传递到贫困人口。

同时,中央开始推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

到1985年底,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

二是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阶段(1986 -1993年)。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拉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序幕。

当时农村年人均纯收入在206元以下的约有1.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4.8%。

国家划分了18个集中连片困难地区,依据农民人均收入,制定了国家贫困县标准,划定了331个国家贫困县。

到1992年底,农村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回顾与前瞻「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贫措施,贫困现象得到了大幅度、大面积的缓解,因而,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通过对我国反贫困三十年四个主要阶段的分析,本文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概括为:政府主导型的贫困治理、渐进式的贫困治理、以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来确保贫困治理的长效性、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来构建多元化的贫困治理主体、确立开发式扶贫是我国减缓贫困的根本途径等,最后,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贫困治理的五大发展趋势。

「关键词」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中国经验贫困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针对贫困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发达国家来看,从最初的侧重减少贫困(Poverty reduction )到重点减轻贫困(Poverty alleviation )直至试图消灭贫困(Poverty eradication ),这一过程不仅表达出发达国家反贫困的阶段性,还反映了对反贫困的不同理解。

而在发展中国家看来,在反贫困的阶段性和多样性中,贫困治理融合了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减轻贫困的双重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目标、战略、组织管理体系、相关政策成为一个整体。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扶贫措施,贫困现象得到了大幅度、大面积的缓解。

无论从缓解贫困的实际进程,还是从缓解贫困的总量来看,都是为世人瞩目的。

例如在农村地区,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降至2007年的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相应地由30.7%降至1.6%.[1]因而,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具有“中国经验”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反贫困三十年回顾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贫困治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1978年—1985年为第一阶段,制度改革推动扶贫阶段。

30年扶贫工作重心演变

30年扶贫工作重心演变

30年扶贫工作重心演变作者:李小云来源:《中华儿女》2016年第18期当前我国的发展形势和30年前刚刚提出开发式扶贫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何建立精准扶贫机制实际上一直是我国扶贫政策与实践的核心问题。

我国农村扶贫工作虽然经历了从上世纪80年代以贫困县为扶贫单元的瞄准,2001年开始的以贫困村为扶贫单元的瞄准,到现在,强调的精准扶贫战略,但是不论扶贫瞄准单元如何变化,如何实现针对扶贫对象的瞄准和扶贫资源的有效分配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从“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存在低的瞄准率,高的漏出率,甚至出现扶贫资源的流失和挪用等一系列的问题。

当前我国的发展形势和30年前刚刚提出开发式扶贫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发力”,这是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决定的,也是由开发式扶贫面临新挑战决定的,坚持精准扶贫是必然趋势。

国家整体发展形势发生变化。

在过去30年里,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的涓流效益和开发式扶贫的瞄准贫困人口,使得减贫的成效较为突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同时还面临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和贫富间的差距,增速放缓和发展不平衡对经济增长的制度性效益产生双重约束。

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使得贫困地区发展路径选择又多了需要考量的因素,发展成本大大提高。

这些都给开发式扶贫的实施效果带来了冲击。

乡村社会的快速转型正在导致开发式扶贫的主体缺失。

主体的缺失,成为限制到户扶贫政策最终落实和发挥效果的主要结构性障碍,使得真正参与到村级扶贫决策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妇女,容易导致参与不力、监督不力,为扶贫资源分配不合理埋下伏笔。

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导致扶贫开发所扶持的产业缺乏应有的动力机制。

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传统种养业的收益越来越少,各地到户的开发式扶贫仍然以发展农户种养业为主,造成从事扶贫开发所支持的产业活动机会成本远远高于从事其他行业,扶贫开发的扶持难以对农户形成有效的行动推动力。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1979~2009)述评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1979~2009)述评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1979~2009)述评
杨占国;于跃洋
【期刊名称】《北京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9(000)005
【摘要】本文从回顾当代中国农村扶贫的30年艰难历程入手,通过对30年来当代中国农村扶贫的规律、特点和经验的梳理和阐释,试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高扶贫瞄准的精准化程度,不断提高微观主体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各类农产品在市场交换中的平等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知识化、技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自由化程度.
【总页数】8页(P80-87)
【作者】杨占国;于跃洋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2.1
【相关文献】
1.见证辉煌1979——2009陕西省人大常委会30年历程 [J], 周鑫
2.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 [J], 韩嘉玲;孙若梅;普红雁;邱爱军
3.香港文学的都市性特征研究述评(1979-2009) [J], 孙利华
4.1949-1979 30年中国农村的12件大事 [J], 郭书田
5.《环境污染与防治》30年1979-2009大事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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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苦脊 迎来新生——“三西”扶贫开发30年成就综述

告别苦脊 迎来新生——“三西”扶贫开发30年成就综述

告别苦脊迎来新生——“三西”扶贫开发30年成就综述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气候干旱,土地贫瘠,素有“苦脊甲天下”之称。

自从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建设以来,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这片土地改写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历史,饱经苦难的人民正在告别苦脊,迎来新生。

第一个十年:初步改变贫困面貌都说当年“三西”地区穷,到底有多穷?土生土长的西海固作家火仲舫这样描述:“有的农民家里就一个碗,老爷爷先吃,吃完儿子吃,然后两个小孩吃,再是女人吃。

小孩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只用个绳子在腰里系着,冬天冻得直打颤。

”1982年,西海固地区遭受了严重旱灾,农民人均有粮仅88公斤,人均纯收入44元,70%的农户不能维持温饱。

而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省中部干旱贫困地区,农村贫困面更是达到74.8%。

面对严峻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983年开始,由中央财政每年拨出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三西”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建设方针上,坚持“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不通另找出路”,即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兴建水利工程解决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干旱地区以梯田建设发展旱作农业,“水旱不通”地区则开展劳动力转移或移民搬迁。

通过10年建设,“三西”地区贫困面貌得到初步改变。

甘肃河西商品粮基地初具规模,粮食总产由1982年的17.1亿斤增加到22.8亿斤,基本实现了粮食省内自求平衡。

中部干旱地区贫困状况明显缓解,全省贫困人口由1982年的1254万人减少到1992年的547万人,农村贫困面由74.8%下降到28.9%。

在宁夏,到1992年,西海固地区粮食产量达到4.5亿公斤,比1982年增长2.1倍。

农业总产值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分别是1982年的4.56倍和2.88倍,人均占有粮食从88公斤增长到231公斤。

在短短10年间,贫困人口下降了60个百分点。

第二个十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三西”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差、底子薄,迫切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的扶持。

中国扶贫三十年演进史

中国扶贫三十年演进史

中国扶贫三十年演进史精准扶贫为什么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谭畅南方周末实习生柯言2016-02-25 11:56:33来源:特稿陕西平利县大贵镇毛坝岭村的“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居民集中安置区(2014年3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陶明/图)•标签•精准扶贫•三十年专题按:以举国之力发起的中国式扶贫,现在开始冲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摘帽”。

22个省份立下军令状,若不能限期完成任务,省委书记或省长将被问责。

三十年间,中央政策几经调整,“精准”成为当下的新方向标。

四川夹江,一场核查风暴剔除了数千“假贫困户”,只有核准了贫困人口的具体分布,方能更好地因村制策、因户制策。

目前全国七千多万贫困农民,因病致贫的占到42%。

湖南安化,数千尘肺病贫困农民甚至陷入“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他们需要得到扶持,更渴望一条“干净”的致富路。

“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贫困是相对的。

到2020年以后,也许我们又会提高贫困标准,在新的标准下解决贫困问题。

那又是新一轮扶贫了。

到2020年,所有贫困县摘帽。

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至少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

在2015年11月末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立下了扶贫“军令状”。

中办国办新印发的考核办法称,如果扶贫出了问题,省级党政负责人将被约谈甚至问责。

自1986年起,三十年间,中国的反贫困战役一直在“攻坚”,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现在,扶贫的最新关键词是——“精准”。

“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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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三十年演进史精准扶贫为什么作者:南方周末记者谭畅南方周末实习生柯言2016-02-25 11:56:33来源:特稿陕西平利县大贵镇毛坝岭村的“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居民集中安置区(2014年3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陶明/图)•标签•精准扶贫•三十年专题按:以举国之力发起的中国式扶贫,现在开始冲刺:到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摘帽”。

22个省份立下军令状,若不能限期完成任务,省委书记或省长将被问责。

三十年间,中央政策几经调整,“精准”成为当下的新方向标。

四川夹江,一场核查风暴剔除了数千“假贫困户”,只有核准了贫困人口的具体分布,方能更好地因村制策、因户制策。

目前全国七千多万贫困农民,因病致贫的占到42%。

湖南安化,数千尘肺病贫困农民甚至陷入“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他们需要得到扶持,更渴望一条“干净”的致富路。

“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贫困是相对的。

到2020年以后,也许我们又会提高贫困标准,在新的标准下解决贫困问题。

那又是新一轮扶贫了。

到2020年,所有贫困县摘帽。

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至少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

在2015年11月末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立下了扶贫“军令状”。

中办国办新印发的考核办法称,如果扶贫出了问题,省级党政负责人将被约谈甚至问责。

自1986年起,三十年间,中国的反贫困战役一直在“攻坚”,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现在,扶贫的最新关键词是——“精准”。

“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说。

1986-1993:承认贫困,定义贫困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

当年5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根据会议纪要,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会议认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领导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两个月后的第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

在设立专门机构之前,1984年,中央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国务院颁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

此前,中央虽有性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但政策文件中却罕见“贫困”二字。

“以前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贫困现象,政府也没有专门的扶贫机构和制度。

存在扶危济困的行为,但没有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

后来承认了,就要设置贫困线来定义贫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到1986年,依据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级单位的财政状况,国定贫困县标准第一次划出: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县放宽到300元。

这一阶段,甄别贫困户没有统一的收入标准,只凭直观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蔽风雨”,简称“三不户”。

1991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周彬彬在一篇文章中称:“这是一个只讲‘意图’精神,要求下面根据意图灵活掌握,以适应各地不同消费水准的典型‘中国式’政策。

”1993年,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其设在农牧渔业部(现农业部)的办公室亦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扶贫办”)。

同年,农村个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

(李伯根/图)1994-2000:形势严峻,投入剧增“扶贫一直有长期规划,但到了1993年左右,中央发现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动,20世纪末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任务可能完不成了。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国宝说。

1994年,著名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开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的论断:“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八七”的含义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根据“四进七出”标准(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高于700元的原国定贫困县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有592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27%,云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省的贫困县均在40个以上。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前期,吴国宝曾在一个有国务院扶贫办官员参加的会议上谈及当时的突出问题:中央要减贫,地方政府并非不愿配合,但自身财政状况堪忧。

“1990年代初,很多贫困县都没法按时发出工资。

是把很少的钱投入长期才能见效的扶贫中,还是用来解决短期财政困难,理性的地方政府都会面临这样的冲突。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96年,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今后五年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能动摇。

”吴国宝认为,1996年是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扶贫政策都是1996年以后出台的,比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持续十年的实际扶贫资金下降的局面也得以扭转。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七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0亿元,相当于年度财政支出的5%-7%。

“随着国家投入资金越来越多,地方在扶贫工作上把眼睛向上,向国家讨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李克军曾在某国家级贫困县当县委书记,2016年1月21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的“开发式扶贫”,基层官员主要理解为争取国家资金项目,“很多优惠政策只投向国家级贫困县,我们叫进了‘国家队’。

”1993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3200万,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减贫速度高3.6个百分点。

专委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此期间国定贫困县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纯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扶贫投资对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表现出比较强的影响,说明家庭收入增长中较大的份额可能被“国家队”的非贫困居民分享。

2001-2010:整村推进,十年评估“国家队”的名单在新世纪头十年遭遇了一次调整,总数仍保持在592个。

不同于1994年,此番“竞争”异常激烈。

当时在东北某国家级贫困县担任主要领导的杨勇(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县人均耕地面积比较多,农民收入来源比较广泛,别的县都说我们是戴着贫困县的帽子装穷。

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专程来县里跟我谈,让我脱贫,给我算了很多账。

但是我也很能算账,这顶帽子还是保住了。

”地方争夺贫困县的同时,中央扶贫政策把目标降低到村级,实施“整村推进”。

2001年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

这一调整源于许多学者的研究建议,专委会成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李小云是其中一位。

李小云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研究扶贫,当时他重点关注三个问题:谁是穷人?穷人需要什么?对于未能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人,如何通过扶贫措施使其受益?他认为,瞄准村级才能瞄准穷人,令他们真正受益。

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

国务院相关通知称,仍有部分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吴国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4年初,他和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一次亚行会议上就提出了类似动议,“那次会议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扶贫办等关键部委的司局长都在,除了财政部有些担忧资金问题,其他部委都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建议。

”同在2007年,王小鲁、李实、汪三贵等学者撰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引起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重视。

“当时在政策层面,更多是就贫困谈贫困,没有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到贫困问题。

那份报告提出了一些新的扶贫理念,比如不仅要看到绝对贫困,还要看到相对贫困(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社会生活状况);除了收入贫困,也要看到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多维贫困。

”专委会成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国务院扶贫办官员找到李实,委托他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估。

李实作为课题组组长,邀请了十多位扶贫领域的专家共同评估。

“他们(国务院扶贫办)没有提任何要求,我们基本是从学者的角度,对十年的政策实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系统评价。

”这是中国扶贫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对阶段性扶贫工作进行总体评价。

报告在肯定扶贫成果的同时提出了不少问题,例如扶贫标准过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扶贫效果、贫困户在扶贫资金分配中没有受到优待等。

“当时虽然没有‘精准扶贫’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提了出来:一定要把区域发展和个人帮扶结合起来,使得扶贫效果有效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

以往贫困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非贫困人口受益更多,这种情况下怎么更集中地帮扶贫困人口,这是当时的重点。

”李实说。

十八大后:精准扶贫的条件成熟了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2011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底约为1.28亿人。

万海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制定贫困线时,决策者按生理学标准,计算每人每天维持温饱一定要补充多少卡路里或者蛋白质,加入市场价格核算后选取成本最低的一种组合,按2010年物价标准,四舍五入后是2320元。

各省对这一标准意见很大,贫困人口多的省份认为标准太高,最后中央拍板定为2300元。

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成为一切扶贫工作的中心。

李实认为,精准扶贫战略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贫困问题比较普遍时,扶贫瞄准个人要花费大量人财物,因此只能采取开发式区域性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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