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文学

浅谈当代台湾文学的乡愁意识
白先勇对“乡愁文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做过这样的阐释：“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伤怀的追掉，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

”[1]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噪着要回家，有乡思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连没有老家的也要返回乡间。

远离家乡“中国人感到‘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秦观）。

这归心在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上，也在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上。

无动词，因诗意贯通了。

乡思扩展了民族与历史意识。

”[2]乡情，一只永远唱不完的歌；乡愁，一种无药可医的病；乡愁是没有年轮的树，是游子永远的情结。

它们蛊惑了无数漂泊的游子，也形成了海外中国人永远挣不脱的心结，多少年又是多少代。

台湾文学中的乡愁意识，是台湾特定历史中产生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诗人的生命体验。

三百多年以来，台湾这块土地上反复上演着分离与回归，在这个历史场域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笼罩着浓厚的乡愁意识。

三百多年以来，台湾“一直重演着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对立，以及南宋时代国土分裂的悲剧，”“这一点使台湾文学始终难以摆脱与民族和政治的双重认同相关的移民或遗民色彩。

它一方面背负历史遗留下来的苦难，另一方面为这种苦难进行着充满了悲情的救赎。

”[3]
“乡愁文学”前期的代表作家作品有林海音的代表作《城南旧事》，回忆京华童年；散文家琦君最出色的几本散文集，如《千里怀人月在峰》、《留予他年说梦痕》、《水是故乡甜》、《细雨灯花落》都涌动着一种烟愁般的怀乡思绪；出身于闽南山村的林语堂，对家乡一直怀有深切的眷恋之情。

步入晚境的梁实秋和林语堂，抒写的是二三十年代的故里风貌；中年一代的子敏、王鼎钧、张拓芜、司马中原、庄因怀念的则是三四十年代动荡不安的破碎家园。

席慕蓉的《有一首歌》，写幼儿园的女儿唱的一首歌与作者小时在南京唱的相同，只是改了几个字，可作者听了，“刹那之间，几十年来家国的忧患，所有的流浪，所有的辛酸都从我心中翻腾而起”，“一个人站在屋子的中间，发现热泪已流得满脸。

”林央敏从地图上寻找自己未曾到过的家园，他神游其上，依稀听到长江黄河那铿锵的水声，吼着肺活量最大的男高音。

他仿佛看到：“杜牧喝酒在扬州，范仲淹感叹在岳阳，屈原徘徊于云梦，还有西湖那张大蓝玻璃、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古赤壁的战火、长安外的狼烟、长城墙下胡人的铁蹄和孟姜女的哭泣……还有那些浪漫的水名、神话一般的山岳，以及美化了一段段历史，传说的古刹，黄鹤楼、燕子矶、巴山雨、咸阳道……在在都还活着，时时烫痛他的记忆” 。

这些作者大多来自大陆，暂居台湾或者生于长于台湾，却一生漂泊海外，所以文学中的乡愁意识不仅体现了他们生活的窘境和思乡情结，以及文化上的无“根”意识，同时，借助著作中人物的愁绪浇作者心中之块垒，又寄寓了自己的思乡文化情感。

如林微音的小说《孟珠的旅程》中的孟珠和妹妹在父亲战死之后，被迫和母亲迁徙到台湾，开始了她们坎坷的人生之旅；《蟹壳黄》中的“家乡馆”小吃店，老板是广东人，师傅是山东人，打杂的伙计是北平人，广东人和山东人却做着江南风味的蟹亮黄和小笼包子，戏班出身的京油子当了店小二，这些流落到台湾的民众，与故乡隔绝，为了生存，做着自己并不熟悉的事情，这种艰苦的生活是整整一代普通大陆人来台后的生活缩影，尽管小说里穿插着各种方言，造成了一种喜剧效果，然而，却让读者感受到了人生漂泊的凄凉；《烛，芯》中的女主人公元芳，她与丈夫因抗战而分离，为了挽救婚姻又来到台湾，身处异乡，再加上生活的磨难，两人最后分开了，海峡另一边的故乡是元芳最大的心灵慰籍：“想起大姐，她满心怀念故乡天津。

早晨的煎饼果子。

冬天的辣萝卜。

日租界，英租界。

回力球场，不同的情调。

母校耀华中学的师
友们。

大姐的尖锐的眼光，母亲最后的慈容。

……可是她一个人来到台湾已经十几年了，这一切也只有留在记忆中了。

”而聂华苓在《台湾轶事》的序言《写在前面》里说：“那些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样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

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

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

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4]被称为台湾文学“一首雄壮的叙事诗”的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则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台湾人民寻不到精神寄托的无“根”的苦难历程：“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都不会相信我们。

……命中注定我们是畸形儿，我们自身并没有什么罪恶，却要遭受这种待遇是很不公平的。

”[5]在“有祖国不能唤祖国”，“唤祖国”又得不到回应的孤悬状态下，胡太明悲愤地说：“试想，台湾人处此环境之下，其可怜相与被弃孤儿何异？”
将这种文化乡愁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纵横恣肆的是余光中。

余光中最著名的一首诗《乡愁》，不但广泛流传于海内外，还被人谱成曲传唱。

他说，“我在厦门开始创作时，就有一点乡愁，因为中学时代在四川，大学在南京，一到厦门就开始怀念四川、南京的同学，到台湾怀念大陆，而几次出国讲学，在海外怀念的是整个中国。

我的诗写过这样的话，‘在国际的鸡尾酒会里，我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我把自己比作一只落入新大陆蛛网中难以消化的、来自亚热带的金甲虫。

我觉得乡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层是亲友、乡亲、同胞；第二层是故园情景、故国山河、旧时风景；第三层是历史文化。

历史在心中，文化在中国文字里。

象我诗中写的：‘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隐隐有逐鹿的鼓声……’非常肯定自己的中国心。

所以，我创作中直接写亲身所历的记忆是乡愁，在海外写满中国古典意象的诗歌与散文，也是一种间接、婉转的怀乡。

” “乡愁一诗虽然只花了20分钟就完成，但诗里却包含了我自少及壮的离愁别绪。

当时，它和我许多抒发乡愁的作品一样，对我的精神都是一种抚慰。

我在对乡愁的抒发中找到了释放和安顿，也获取了支持和力量。

就哲学的意义而言，精神上没有归宿，就是乡愁。

我的乡愁是中国历史文化，这是形而上的层面；形而下的层面就是中国的山河和人民。

这种乡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包括了历史、传统、风习，是立体的、多方位的。

‘乡’不同于同乡会之‘乡’，‘愁’的意义也不单纯是‘老乡思老乡，两眼泪汪汪’ ” [6]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余光中曾三度赴美读书讲学，对于他，每次出国是一次无情的连根拔起，来自泥土气候，来自许多熟悉的面孔和声音。

他在《万里长城》一文中写道：“中国，他只到过九省，可是美国，他的脚底和车轮踏过二十八州。

可是感觉里，密西根的雪犹他的沙漠加州的海都那么遥远陌生，而长城那么近。

他生下来就属于长城，可是远在他出生之前长城就归他所有，从公元以前长城就属于他祖先。

天经地义，他继承了万里长城，每一面墙每一块砖” 。

在海外，他自称犹如蒲公英的岁月——灵魂，是一球千羽的蒲公英，因风四坠；虽然，他把他新大陆之行想象为倜傥的江湖行逍遥游，可也止不住那疯狂的乡愁在体内燃烧。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滋润了他的心田，甚至成了他独有的审美框架和时空意识。

故国文化从盘古之初就已进入他的血脉之中，正如他的诗中写的那样。

“我的怒中有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五陵少年》）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涵容了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智者心灵，他便能在他的散文中构筑起一种雄浑阔大的境界，在中国的思乡之作中树起一个新的里程碑。

“你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意义，直到有一天你已经不在中国”，一位海外作家在他的家信中这样写道。

是的，“故乡，故乡是诗词间的惆怅，是贬谪的文人、戍边的士兵和做客的商旅永恒的牵挂。

古典而浪漫。

”“我没法不做中国人，这不是我的土地。

我的乡愁是文化的，美国的明月散发着中国诗词的光辉。

” 这个“我”代表着世世代代千千万万漂泊流浪在外的中华儿女，我们拥有共同的家园、灵魂归宿，我们有着共通的千年情结——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