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公民教育与德育

古希腊的公民政治与德育

一、古代古希腊公民政治中德育的特点

材料一：希腊人在发展出城邦的生活方式后，城邦成为其生活的重心。——摘自台湾高中教材《历史》第三册(三民版)

“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认为，凡是他们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集团，都是建筑于共同血统上的”。

——梅因：《古代法》

材料：G·法拉尔说：“希腊人在与奴隶状态的比较中来理解他们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心理上和事实上──使自己离开奴隶地位。”

——G·法拉尔：《民主思想的起源》

教师：对象是少数人。古希腊的“公民”，是必须具备家庭宗教家长身份的一种特权身份，占城邦中大多数的附属于家长的其他人不具有公民身份。所以，公民德育的对象只能是少数人。）每个公民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整个城邦；公民之间是平等和自由的；每个公民都就关心城邦的事务，并可以自由，公开，轮番而治的方式管理城邦。自由的地位是相对于奴隶而言的。具有层次性。公民按拥有财产的多寡划分为等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以地产的多寡来规定。”

设计意图：根据材料的解读，让学生充分了解到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的实质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与当今社会所提倡的民主不同，深入得出公民政治与城邦环境的联系。公民应当具有将公共利益置于私利之上的德性。这是因为，人与城邦一体，公民属于城邦，离开城邦就会失去公民身份;城邦集体塑造着公民个人的价值，而公民则对城邦忠诚。所以，是“按照城邦的目的和正义德性来培养与城邦德性相适应的公民德性。”以此凸显核心素养中的时空观念，古希腊公民具有的品德与特定地域、特定时间环境有必然联系。

材料二公元前5世纪，由于民主政治的需求，公民要想在公共事务中有所作为，就需要有在公众面前演说的能力，而各种知识是演说能力的基础，因此人们需要学习。智者就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而出现的专职教师。他们知识渊博、口才出众，进行巡回讲课或指导，教授修辞学、政治学、辩论学，向受教育者收取学费。

——摘编自高中历史教材《历史》必修三、选修四(岳麓版)

图片材料：

教师：是同斯巴达“培养能征善战的勇猛武夫”和雅典“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公民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斯巴达注重公民忠诚、勇敢、守法等品德培养，而雅典除了培养上述品德外，还重视培养公民智慧和审美以及参政议政能力。”

设计意图：采用对比的方法，同属古希腊的两大城邦，但对于公民的培育有着不同的倾向性。

材料三：亚里士多德说:“我们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们毋宁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他还说“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们所执掌的权威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教师：更多体现为责任和义务的履行。在城邦中实行少数人的“公民集体自治”，公民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身份，就初步形成了公民身份具有权利与义务一体化的雏形。但是，这时的公民是融合于城邦之中亲力亲为的，只有“我应该做的正确事情”的思维，没有“为自己索取应该得到的”想法，所以，他们对“获得”的理解是尽了公民责任的后果，没有现代意义的权利观念，只有责任和义务。自然，其公民德育也就更多现为公民责任和义务的履行了。

设计意图：体现核心素养中的家国情怀，古希腊民主政治被世人认为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起源，那么，通过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培养，指导当今世界民主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一个国家的民主依靠每一位公民的民主意识，小我与大我密不可分，国家与个人是命运共同体。以此发挥历史的教化功能与现实意义。

公民德性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德性与公民所属政体相关，其含义局限于政治法律领域之内。“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所应具有的德性，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良好公民。”

德性探究：古希腊公民德育的伦理学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赵义良

在德性的原初含义里，并未与道德建立特别的关联。但是，随着社会交往的加深，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的政治性，并且依据这种政治性对人提出了更高的伦理层面的要求。这就诱使人的德性逐渐地从天然的生理功能转移到了人的政治性方面，从而更多地具有了伦理方面的内涵。

德性（arete）是古希腊道德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德性的原意是指一种事物所特有的用途和功能。例如，马的德性在于奔跑，鸟的德性在于飞翔，刀的德性在于切割。但是，当人们这样描述的时候，往往是理所当然地假定这种奔跑、飞翔、切割是处于一种良好状态之中的，而不是那种跌跌撞撞的奔跑、飞翔或某种粗钝迟慢的切割状态。因此，德性的含义也就从事物所特有的用途和功能凸显为使事物的用途和功能发挥得好的那种品质。例如，马的德

性不仅在于奔跑，更在于迅捷地奔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马所特有的奔跑功能得到良好的实现。那种与之相反的、阻碍马的奔跑功能实现的品质（比如驽钝）则被称为恶，成为德性的反面。然而，当这一概念应用到人类生活之中的时候，其内涵逐渐出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从非道德德性向道德德性的转变。在德性的原初含义里，并未与道德建立特别的关联，更多是在非道德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作为人造物的刀、剑、椅，作为自然物的土地、喷泉、鸟、马、眼睛、耳朵，都可以拥有属于自身的德性。但是，随着社会交往的加深和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人们逐渐意识到人的政治性，并且依据这种政治性对人提出了更高的伦理层面的要求。这就诱使人的德性逐渐从天然的生理功能转移到了人的政治性方面，从而更多地具有了伦理方面的内涵。与此同时，德性的非道德含义虽然不再突显，但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作为一种习以为常的语言学用法保留在当时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偶尔还会浮现出来——我们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第二，从竞争性德性向合作性德性的转变。当德性概念获得了伦理内涵之后，便成为对人的生活的一种本质性规定，成为个人自我完善的目标和进行评判的标尺。在人们对德性概念伦理内涵的认识过程中，首先抓住的是勇敢，这是与当时社会的实际状况相一致的。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生产资料贫乏、资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勇敢是维持和保障个人与种族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也是最为人所看重的品质。《荷马史诗》的主要内容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资源困境的缓解，人们开始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公正、节制、友爱等具备合作性、更能促进社会协作的品质上。作为以生命进行竞争的极端形式，勇敢的地位随之开始下降，逐渐蜕变为那些主要德性里的其中一种，位于智慧、公正和节制之后。

人们在翻阅古希腊七贤、自然哲学家的道德箴言以及诗人作品的过程中，会找到各种各样的德性：公正、明智、节制、勇敢、虔敬、友爱、慷慨等。不仅如此，德性还被细化到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事务之中。例如，男人的德性是良好地管理城邦，女人的德性就是做好家庭主妇，此外还有孩子的德性、老人的德性，“在人生的每一时刻和每一行为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种与之相应的美德，与具体的不同功能相连”。这样一种分散化的、碎片化的德性观念虽然可以满足当时人们对于德性的日常需要，但无法满足哲学家对于德性的理论探究。因为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德性包含哪些内容，而在于德性是什么。既然以上各种不同的要求和品质都被称为德性，那么它们必定拥有某种共同的内容。如果找到这种共同的内容，那么人们就可以为德性提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进而更好地知道如何获得德性。苏格拉底的这种思路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继承，从而开启了德性从“多”到“一”、从“复数”到“单数”的转变。这一点构成了古希腊公民道德教育的伦理学背景。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