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歌妓对诗词的贡献

词的形成，还要考虑词艺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他们的生存的时代环境这个重要因素。有了文人参与和艺术消费者需求之两大催化剂，词这种融汇时调新声的艺术形式才脱颖而出。2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以及文人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没有出路，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下层社会等等。3艺术生产者由民间歌手、市井艺人为主，变为以文人知识分子为主，而沟通民间词文化和文人的重要途径，就是活跃于勾栏瓦肆、青楼歌馆、高堂华屋的歌妓艺人。女伶的唱曲和作曲，对词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沟通了文人和民间的关系。和歌妓交往的文人中，许多都是对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词作家大都活跃在秦楼楚馆与歌妓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易安词中激荡着大胆、强烈、真率的感情，易安词与佳统的词有所不同。李清照为人，爱则热烈，愁则浓重，思之刻骨，怨之断肠，形诸笔墨，则是抒情大胆、强烈、真率。对此，曾惹得一些性别守中庸的人大动肝火，大张挞伐，说她“出于小听狭慧，构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之正”.与李清照同时代的王灼也说：“作长短句，……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夸张笔墨，无所羞畏”。（《碧鸡温志》）而这恰恰从反面描述了易安词的特点：“肆意落笔”,乃才气豪纵；“无所畏羞”，乃真情喷薄，而“无顾藉”，当是易安为人之超迈尘俗。刻骨的相思和浓重的愁怨，本是易安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她词中所表现出的相思缠绵、离愁别绪，却于“季话中有骨”，而不似一些婉约词人陷入姚鼐所言的“颓废而幽”的境地。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

易安词又反映了作者孤傲的性格和超旷的情怀，因而构成了高远的意境。李清照“才高学博，近代鲜伦”，处两宋交替之际，士大夫多沉溺苟安之中，党有众浊我清，众醉我醉之感。反映在词作中，则是其弧傲的性格特征。如“雪里已知春信至，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寻里已知》）、“屈平陶令，风韵正相直”（《多丽、小楼寒》）显然，在这些词句中，作者把自我注入了这些所咏的花木中，梅之超群，菊之高洁，桂花之脱俗，银杏之纯净，实际上都是词人自我写照。从睥睨一切到弃脱尘俗只有一步之遥，精神上的优越感，使得她能轻视进而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困境，丧现出超脱的襟怀。如《多丽》词，一面“恨萧萧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一面却说：“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东篱”；《鹧鸪天》词，一面感叹“仲宣怀远更凄凉”，一面又说：“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由此可见，易安词所表现的情感，压抑而能自振，哀怨而能自拔，凄苦而能自强，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顽强坚毅，其词中豪气正蕴于此。

李清照是诗、词、文都擅长的作家，而她的词成就最高，她的词近承二曼之高雅、秦观之抚媚、苏拭之清雄、周邦彦之丽密，陶铸熔冶，取精用弘，成为别具一格的“易安体”。无论是写活泼的少女，青春的少妇，多愁善感的思妇，还是冷冷清清的嫠妇，都与过去词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不同，他们不再是任人摆布的歌妓舞女，而是有了个性，有了气质，有了人格，有了对生活对理想追求的女子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带有她自己这个抒情主人公的影子，在思想上、感情上、性格上、情态上都烙印着李清照本人的痕迹。这在李清照的“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晓梦》、《金石录后序》等诗文中也都有鲜明的表现。

李清照诗词文艺术技巧高超，而词独近于完美。王士禄《神释堂语》说：“易安落笔即奇工”。其词之“工”非如周邦彦、姜等着意雕琢，造语达情，而是肆意落

笔，而能尽情怀，达浑成地步，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易安词表现手法新颖巧妙，主要表现在：善于移情于物。李清照喜欢将个人的主观感爱揉合于客观景象中，使景物成了感情的载体，既增强了词的含蓄性，又丰富了词的意韵。如《醉花阳》中的起拍，作者把自己的主观感“愁”与“难熬”，分别揉进了客观的空间景物与时间中，巧妙地再现了自己的孤独寂寞，传达出对爱人的深切思念。

1.城市手工业，商业经济繁荣，为其奠定了物质基础

2.市民阶层的扩大，要求丰富的文化生活

3.宋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词的形式更能表达作者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