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尼采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规训与惩罚与论道德的

第２８卷第３期Ｖｏｌ．２８Ｎｏ．３周口师范学院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ｏｕｋ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年５月Ｍａ２０１１ｙ福柯与尼采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规训与惩罚》与《论道德的谱系》的主题分析２张典１，（）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２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２１．１５００９；２．００４３３摘要：福柯和尼采批判了现代工具理性对人的规训这种异化现象。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可以看做对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的第２章整体思想的一个继承和发展，尼采在这一部分主要谈基督教的良知的心理学，福柯以尼采的分析为基础，将尼采的思考运用到欧洲现代社会的分析，福柯指出：欧洲古典时期的社会是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社会，现代监狱是对全景敞视主义规训机制的深化，规训社会不断生产出受规训的个体。

关键词：福柯；尼采；社会异化现象批判（）中图分类号：Ｂ５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９４７６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８７０４－－－表现人的非理性之力的本能，如仇恨欲、征服欲、破坏欲、性欲、嫉妒等，尼采将其艺术化为酒神精神；在尼采看来，本能是人的有限性的一种表征，人不能根除本能，本能是一种超本能可以成为积极的建设性力量，也可以成为善恶的力量，破坏性力量，关键看人怎样去引导本能。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将理性区分为以日神精神为代表的高贵的理性精神以及以物化为导向的工具理性精神。

尼采认为，从现代启蒙精神的科学精神分化出来的技术精神是一种中性力量，技术如果与高贵者道德结合，技术就会成为人的一种积极解放的技术如果与一种工具理性的物化精神结合，技术自由力量；就会成为禁锢人自由的规训力量。

欧洲近代开始的启蒙运动的主流是工具理性盛行，工具理性代表了一种对自然去魅但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逐渐成为技术加工的原材的启蒙精神，料，有生命力的自然被人类杀死。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认为，教士道德是现代西方虚——监狱的诞生》规训与惩罚—中面对的问题是福柯在《启蒙现代性中工具理性造成的物化、异化问题，其基本历史论道德的谱系》整体思想的继承和发观可以看做是对尼采《展。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主要分析了道德的不同谱系提出了理性精神与代表非理性精在文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神的本能的对立统一的二元论，文明离不开作为文明赖以生长的土壤的酒神精神。

尼采区分了作为文明尺度的两种不同理性：代表高贵的理性精神的日神精神与代表物化精神的工具理性精神；现代欧洲的虚无主义主要是工具理性成为文明创造的主流形态，教士道德是工具理性盛行的直接原因之一。

尼采分析中有两点对福柯的启发是关键的：不同的道德教士道德对本谱系支配着文明的不同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引申出现代工具理性对人能的规训与惩罚的关系，的规训的异化、物化问题。

福柯从尼采的分析中直接转化出《规训与惩罚》的基本历史观：不同的权力谱系生产出不同的工具理性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认为，教士道德个体人格，以及不同的权力谱系对人行使的规训形式。

无主义、社会、是一种最古老的精神，第一个教士道德的典型代表是苏格拉一底—柏拉图主义，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基督教教士道德，这种精神在现代性启蒙运动中以变相的形式存在于人群中。

——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设定了一个完教士道德—善的彼岸理念世界作为此岸现象世界的统治力量，在教士道体现人的本能的酒神精神是一种具有原罪德的评价尺度下，的毁灭性力量，教士道德对酒神精神就是一种规训与惩罚的关系。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批判教士道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教士道德是造成现代欧洲的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教士道德阻止了人的健康的自然观和本能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提出成熟的谱系学历史观，在西方历史中存在两种贯穿始终的绝然不同其谱系学视野中，的道德观：高贵者道德与教士道德，高贵者道德的代表是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悲剧精神的体现者，教士道德的代表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主义者。

为了分析高贵者道德和教士道德的区别，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承接了《悲剧的诞生》中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样一个具有辩证关系的范畴，将其扩展到更广义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证关系范畴。

本能和文明的二元论是尼采思考道德的谱系的出发点，在尼采哲学中，的建立，尼采批判工具理性精神，倡导健康的日神精神和酒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２６－－（）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第３批特别资助项目“早期尼采的哲学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２０１００３２５２，作者简介：张典（男，湖北天门人，副教授，复旦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西方文艺理论、西方美学和西方哲学。

１９７０－）８８周口师范学院学报会活得自由、轻松、旷达、高贵、尊严、人性等。

２０１１年神精神。

在尼采看来，只有复活这两种精神，欧洲才能走出目前的虚无主义。

当下西方的工具理性和虚无主义盛行主西方人陷入到物神崇拜，这样的物要是西方人杀死了自然，神是死掉了的自然的产物，体现人的本能的肉身在这种物神崇拜中是一种具有原罪的肉身。

尼采认为，教士道德使西方两千年在文明的创造上走入现代性启蒙运动面对的是中世纪的宗教迷信，启蒙了误区，理性在破除偶像崇拜的过程中，高贵的日神和酒神精神在启尼采思考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中的两面：以拿破仑和伏尔以歌德对立于康德，前者是高贵者的代表，后泰对立于卢梭，者是一种奴隶道德的代表。

尼采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启蒙运动的总体形态是卢梭和康德的道德占居了主流形态。

卢梭的绝对平等观念成为极权主义社会的根源，是一种暴力精这种精神是基督教教士道德的现代变种。

康德道德律的神，绝对律令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能的非自然的理解之上的，康德３］５５蒙运动中并没有真正复活，在基督教统治的两千年历史中，敌视感官，。

康德也是现代性启蒙运动中教士道德的代表［复活这种高贵的日神和酒神精神仅仅出现过几次可能性，但都被教士道德的实践者阻止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走出这种误区的一次尝试，但这次尝试被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阻止了；１７世纪末和１８世纪初的欧洲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复兴也是一次复活高贵日神和酒神精神的尝试，但被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教士道德阻止了；在１９世纪后半叶的现代主义运动中，欧洲在面对非理性的本能问题时，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失败的，技术与体现自然和人的物化的工具理性结合，工具理性遏制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复活，使欧洲丧失了走出虚无主义的可能性。

二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教士道德进行了心理学诊断，在第２章“‘负罪’、‘良心谴责’及同类”中，尼采主要批判基督教教士道德面对本能问题的主要方式。

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尼采对教士为什么成为社会的权力阶层进行了心理学诊断，尼采指出，教士行使权力主要利用了人的“负罪”心理，主要由于本能与人的“坏的良知”之一的“负罪”心理紧紧联系在一起，教士就利用了人的本能有罪的这种心理［１］２１６。

尼采在１８７２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中区分两种“负罪”心理：古希腊是英雄的、男人的、积极的“负罪”；犹太－基督教是闪族的女人的“原罪”，相应地对赎罪的态度就不同［２］３８－３９。

基督教教士道德界定的“原罪”是人的“坏的良知”的主要心理特征之一，尼采认为“坏的良知”是宗教最肥沃的土壤，尼采批判了西方的基督教，正是基督教将西方的“坏的良知”发展到精美的高度，尼采细细剖析了基督教中“坏的良知”的精神谱系，揭示这其中潜藏着怎样的人格心理学。

“坏的良知”就是原罪、圣灵、惩罚、内疚、良心谴责、罪恶、忏悔、怨恨、报复、末日审判、理念世界，等等，这是一整套令人环式精神错乱的体系，使人们的基本的自然本能内在化为罪感。

古希腊积极的“负罪”是一种积极承担罪行的精神，这是一种英雄伦理，普罗米修斯是积极“负罪”精神的体现者，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的灾祸辩护，既为人类的罪过辩护，也因此而为蒙受的苦难辩护，他亲身经受了那隐匿于事物中的原始冲突，也就是说，他亵渎与受苦了。

尼采的积极的“负罪”也就是使人的自然本能还原到一种自然状态，通过竞赛、友谊、馈赠、节制、尺度、虔敬、挚爱、公义、人性、诚挚、力的充盈，等等，将对人不好的自然本能排解掉，而不是将自然本能放在“原罪”的领域断罪，这样人就不会产生内疚、良心谴责这样的深度记忆，而是不断在外在超越中克服“负罪”心理，人就尼采主要思考了现代性启蒙运动中，酒神精神被杀死了，这种杀死酒神精神的根本动力就是来自基督教的教士道德，功利主义、世俗化、工具理性盛行等，与基督教的教士道德有深厚的关系。

尼采批判了启蒙运动中的这一个方面，但尼采并不是对启蒙运动的所有方面进行批判，尼采认同伏尔泰和歌德的启蒙精神，认为他们是启蒙精神中高贵者道德的代表，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启蒙现代性精神中的主流力量。

尼采区分了启蒙现代性中文明积累的两种不同走向，教士道德是以对人的非自然的惩戒的基础上，教士需要人有记忆，高贵者道德对人“负罪”心理的克服是建立在外向综合的基础上，高贵者需要人善于遗忘。

尼采认为教士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一种最古老的残忍的心理学之上的，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指出：“也许在人的整个史前时期根本不存在比人的记忆术更为阴森可怖的东西了。

‘人烙刻了某种东西，使之停留在记忆里：只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

’———这是人类心理学的一个最古老（可惜也是最持久）的原理。

有人还想说，在这个世上，只要哪里还有庄重、严厉、机密，只要哪里的人和民众还生活在暗淡的阴影中，曾经一度被普遍地许诺、担保、赞誉的那种恐怖的残余就会继续起作用：过去，那最漫长、最深沉、最严酷的过去，每当我们变得‘严厉’起来的时候，它就会对我们大喊一声，从我们心底喷涌而出；每当人们认为有必要留下记忆的时候，就会发生流血、酷刑和牺牲；那最恐怖的牺牲和祭品（诸如牺牲头生子），那最可怕的截肢（例如阉割），那些所有宗教礼仪中最残酷的仪式（所有的宗教归根结底都是残酷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那个本能，它揭示了疼痛是维持记忆力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人类的‘记忆力’越差，他们的习俗就越是可怕。

……想想古老的德国刑罚，比如石刑（据说是用石磨盘砸罪人的头）、磔刑（这是惩罚术王国中德国天才的原始发明和专长！）、钉木刺、‘四马分尸’、油煎或酒煮（１４世纪和５世纪还在用此刑）、广泛使用的剥皮（‘刀切皮’）、胸前割肉，还有给罪犯涂上蜂蜜，放在太阳下暴晒，让蚊蝇叮咬。

借助这些刑罚人们终于记住了五、六个‘我不要’，人们就此许下诺言，以便能够享受社团生活的好处……确实！借助于这种记忆，人们终于达到了‘理性’！———啊！理性，严厉，控制情感，所有这些意味着深思熟虑的暗淡的东西，所有这些人类的特权和珍品，它们的代价有多高啊！在这些‘好东西’背后有多少血和恐怖啊！”［１］１９０尼采在这里提出了理性对人的本能的征服的过程，理性史是血迹斑斑的历史，他批判的理性还是指基督教教士道德１第３期张典：福柯与尼采对现代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８９的一种变种，指出康德、黑格尔的理性充满强烈的教士气，尼“采对康德的批判：在义务和权利的领域里开始出现了一批、‘、‘，如‘负罪’义务’义务的神圣’等等，它们的萌道德概念，芽就像地球上所有伟大事物的萌芽一样，基本上是长期用血浇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