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质与特征

论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质与特征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出现了诸多的人道主义干预行径，诸如对伊拉克、东帝汶、索马里、利比亚等国的人道主义干预。

围绕人道主义干预，国际社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人道主义干预呈现褒贬不一的态势。

本文旨在分析人道主义干预的由来、实质与当代特征，从理论上深化对人道主义干预的认识。

一、人道主义干预的由来
人道主义干预的提法最早起源于西欧。

根据国际人权法的权威学者西奥多·默柔近来的研究，“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前的一些国际法著作表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概念以及现代人道主义干预权利在格劳秀斯之前就已经形成”。

对人道主义干预第一次具有权威性的论述是被称为“国际法之父”的荷兰国际法学者格老秀斯在其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中指出的：“如果一个统治者对他的臣民进行迫害，以至于没有人能在这种迫害中受到保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就可以行使那被（天然地）赋予的权利。

”“当一国不善待本国公民，其残暴和规模震骇了国际社会的良心时，一个或多个国家使用武力制止这个国家的行为是合法的。

”显然，格老秀斯提出如果国家侵犯人权并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其他国家就有权对其进行干预。

这一观点也被西方看做是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思想渊源。

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是人道主义干预的又一重要理论依据。

它强调以人权思想为核心，为保护人权而进行干预是合法和公正的。

康德在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更是强调人是国家任何政策的目的，而不是手段。

在《论永久和平》中，康德指出，国家应该有道德的义务，根据这种义务不仅要善待本国的公民，而且也应该在国家间关系中实现道德原则，主张国家应该是一个“道德实体”；主张从人权道义原则出发进行的干涉主义是正当的，合法的。

康德哲学所主张的超国家道德的学说，在西方思想界成为了论证存在干
涉型国际道义的理论渊源。

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强调不干涉原则的“另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干预的：第一，一个国家进行干涉，阻止当地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另一国进行干涉是正当的。

第二，内战长期持续，人权受到侵犯，秩序无望的恢复时。

这一观点实际上为西方人道主义干预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可行性。

然而真正从国际法的角度提出“人道主义干预”这一概念，并被当代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则是《奥本海国际法》第九版对人道主义干预的定义：“当一国国内存在着有组织的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的行为，而该国政府无力制止这类行为或干脆就是这类行为的采取者、主使者或纵容者时，或者一国政府无力或不愿意承担在保障国内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方面的其他应有责任时，国际社会未经该国同意所采取的针对该国政治权力机构（即该国政府或者国内其他政治权力组织）、旨在制止这类大规模践踏人权行为和满足该国人民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强制性干预行动。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法理依据。

该宪章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当一国国内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严重到震慑人的良心，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基于该宪章第七章的规定（人道主义灾难的严重性已达到“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程度，从而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直接理由进行干预）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安理会的授权，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依据。

《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保障的权威性解释，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并通过国家努力与国际合作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而实现，为各国政府承担国际义务提供了灵活的空间。

冷战结束后，人道主义干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0XX12月加拿大“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第一次提出了“保护的责任”概念，并对“保护的责任”的法理及法律基础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国家及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新的诠释和设计：“保护的责任”其实质是人道主义干预，其主要立场是必须用以人权为最高价值的
“人道主义国际新秩序”取代以主权独立和不干涉原则为核心的现行国际秩序，用国际正义取代不合时代精神的国际法。

后冷战时代的人道主义干预理论更为充实与完善，最为典型的理论还包括：人权高于主权论，认为人权不受主权约束，国际社会有权制止一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原则例外论，将人权问题作为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一个例外，提出为了保护人权，如果一国发生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保护人权原则优先于不干涉内政原则；人道主义干预合法论，认为为拯救生命和保护人权而实施的人道主义干预，是完全合法的国际行径。

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人道主义干预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

以冷战结束为分界，冷战结束前的人道主义干预，属于扩张性的人道主义干预，即一国以人道主义为借口，通过武力的侵略扩张，争夺殖民地或者使被干预国成为干预国的殖民地，其目标是殖民地。

冷战结束后的人道主义干预，从法理上来说属于理性人道主义干预，即为实施人道主义而采取的武装干预行为，其宗旨是为保护人权。

国际人道主义干预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

1827年英法俄三国联合干涉土耳其；1860年法国干涉叙利亚；1876年法国借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人民实行残酷统治和屠杀少数民族，对其进行武装干预；1876年一1878年，俄国干涉波斯一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1891年和1905年，英法等国曾因俄国在国内大肆屠杀犹太人而联合出兵干预；1898年美国干涉古巴。

实际上，早期的所谓人道主义干预明显带有扩张色彩，并非真正处于保护人权的目的。

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及其形成的海牙体系是近现代国际组织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也是国际干预在实践方面的雏形；1960年比利时对刚果的干预，1965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预，1975年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干预，都宣称实施人道主义干预，但实际上都有维护本国战略利益的目的。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利比里亚、伊拉克、柬埔寨、索马里、海地、卢旺达、东帝汶、科索沃和苏丹达尔富尔等实施人道主义干预，在法理上都属于理性人道主义干预。

二、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质
要真正把握人道主义干预所引发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就必须深刻认识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质。

而要认识和把握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质，一方面，必须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的本质性差异；另一方面，必须充分认识国际政治中人权与主权的关系，这是揭示人道主义干预实质的前提。

（一）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然生命的存在是人权存在的基础，满足人作为自然生命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是人权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人权的阶级性，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普遍的、抽象的人权，不存在超阶级、超历史的民主、自由、平等，它们都是具体的，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的自由存在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因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而西方人权观认为，人权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世界上存在统一的人权模式和人权标准；政治权利和公民的发展权是最重要的人权；“人权无国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均有权对一国违反人权的情况进行干预，不干涉内政的规定不适用于人权问题，“人权高于主权”。

从这些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的比较来看，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强调人权的历史性、阶段性和阶级性，并把“人的生存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而西方人权观则更强调人权的禀赋性、统一性、政治性，并把“政治权利”、“发展权”作为最基本的人权，二者在人权的理解和把握上都存在根本区别。

人权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既包括个人权利，也包括集体权利。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生存权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既是一种个人权利，也是一种集体权利。

从个人来看，生存权是个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的权利；从一个民族或国家来看，生存权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免受其他民族或国家迫害、屠杀、侵略的权利以及免受大规模饥荒而
获得生存的权利。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是首要人权，如果失去这一权利，其他人权内容就无从谈起。

我国政府1991年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认为，“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而且“至今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

西方人权观宣扬“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表面来看是重视人权的国际保护，实质是为人权国际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必须明确的是，人权国际保护的实现是主权国家合作的结果。

同时，人权国际保护原则同主权原则是统一的，是有范围的。

人权国际保护不适用于“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的事情，即实施人权国际保护必须尊重国家主权，不得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

（二）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人权与主权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二者共存于国际政治的现实中。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第一，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主权是一国独立自主地处理一切对内对外事务、不受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干涉和影响的权力。

它是一国的最高权力。

人权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靠社会提供实现的条件，靠国家权力的保护，否则人权则是一句空话。

主权是实现人权的保障。

完整的国家主权为人权的完善和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离开主权来谈人权，只会是对人权进一步的伤害。

失去主权，就没有人权。

西方国家倡导的“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理论把国家主权与人权对立起来，颠倒了二者的关系；它们所实施的人道主义干预，不仅没有有效保护弱国的人权，相反却是对弱国平民生命的漠视。

因此，只有真正维护主权，才能谈得上人权的有力保障。

第二，人权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由于各国国情的差异性，各国实现人权的理想方式、手段和路径具有不同的特点。

实现人权的方式、特点、路径由该国的具体情况决定，是主权，是内政问题。

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权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西方学者厄马克拉指出：“保护人权仍然本质上属于国家的管辖事项，即使国家按照严格程序参加了有关公约。

如果把有关公约所确认的促进人权和保护人权两者相混淆，那
将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不精确的。

”因此，保护人权尤其是保障公民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在本质上仍然是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仍然是国家主权的体现。

国内人权法的制定由国家直接制定并保证实施，国际人权法是通过主权国家的合作创制并实施，人权始终绕不开国家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形式。

第三，人权与主权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人权与主权共存于国际政治现实中，只谈主权，忽视人权，则完全不符合当代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只谈人权，否定主权，则完全不符合当代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政治现实并没用发生改变。

只有维护国家主权，才能有效保证人权的发展和完善；一国积极发展和提高人权，增强本国的凝聚力，才能保证国家主权的完整。

如果说公民人权状况欠佳的国家的主权不完整或者根本没有，那么在主权受到侵犯或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其公民的人权状况也是不完整的。

人权与主权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关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前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1991年在《联合国工作报告》中作了较为确切的阐释，他指出：“在人权问题上，不仅不需要新的理论，而且新的理论可能破坏现有的了解”，“侵犯人权显然会危及和平，而漠视国家主权则一定会真正造成混乱。

在维护人权问题时必须尽量谨慎，以免保护人权被用作侵犯各国基本管辖权和破坏各国主权的跳板”。

可以说，正确认识人权与主权的辩证关系，这是揭示人道主义干预实质的理论基础，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的理论依据。

（三）以人权代替主权是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质
人权与主权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人道主义干预通过干涉他国的内部事务，以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它根本否定人权是一国范围内的事情；否定人权是内政问题，认为人权不属于国家主权问题，而是一种普世主义的价值。

因此，出于保护国际社会普世主义的人权，并不违反国家主权原则，因此，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质是以人权代替主权。

人道主义干预强调人权在国际社会道德中的核心原则，国际道义
的“个人主体论”则将基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道德视为国际道义的普遍内容，认为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国际道义是可以超越国家的政府和制度之上的“泛国家”的普遍原则。

随着国际社会相关人权法的发展与完善，国家对国际人权义务的承担以及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如果一味地坚持人权纯属国内管辖事务或主权绝对高于人权的理念逐渐变得不切实际。

西方学术界提出所谓的“共同主权论”，为人道主义干预提供理论依据，超越国家主权的限制。

它主张国家出于国际责任而共同将部分主权让渡给国际社会，由国际组织来行使这一部分“共同主权”，这可能导致否定国家主权的结果，因为现在国际政治中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然存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将使弱小国家边缘化，弱小国家的主权遭受严重侵蚀。

人道主义干预论者企图以保护人权为借口，突破民族国家的主权，弱化国家主权意识，以人权代替国家主权。

人道主义干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争论的重要问题。

全球化为人道主义干预提供了条件和合理依据。

全球主义论反对国家社会的观念，认为唯一真实的国际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国际社会，而这个国际社会拥有共同的、普遍的道德原则；人权作为国际社会每个成员的核心的普适原则而存在。

人应该具有的“共同体情感”要求各国响应充当“责任者”的呼唤，而不能对别国“滥用权力”的现象无动于衷。

因而关心他国人权是“大家的责任”，是国际社会中成员国的“共同责任”。

在全球主义看来，一国政府对本国居民人权的侵害或任由本国居民遭受灾难是对统一的国际道德的违反，为了拯救灾难中的个人，国际社会不仅有权利，也有义务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同时，随着实行全球和地区治理的制度作用增强，国家的主权和自主性被进一步削弱。

极端全球主义论者甚至认为，“传统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了全球经济中不和谐的、甚至不可能继续存在的活动单位”。

全球经济的崛起、全球治理机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交融都被视为出现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的证明，这种秩序标志着民族国家的消亡。

温和的全球主义论者则认为，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再是绝对的存在，因为对
于它的认同感正在削弱，它的某些权利正在弱化，它们之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

因此，全球化现象和主权国家的相互关系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冲击并使主权破碎。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干预（包括人道主义干预）不仅显得尤为必要而且具有现实可行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质即以人权取代主权，让人权在国际社会的普遍道德中发挥核心作用。

人道主义干预在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中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从其本质来看，是典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以人道主义为幌子干预他国内政，体现的是强者对弱者、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本质上说代表的是“强权的统治”（rule of strong）。

正如我国学者李少军所指出的：“倘若有国家在行使权力时超出了国际法的限度，即把自己的权利扩展到别国主权的范围内，形成了某种不平等乃至支配性关系，那么其行为就构成了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

”
三、人道主义干预的当代特征
人道主义干预扛着人道主义的旗帜，以保护国际社会的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的内政，侵蚀和消灭他国的国家主权，这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际政治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利益性、跨国性、侵略性和组织性。

（一）利益性
国际政治的发展很难将真正的人道主义动机和有倾向性的国家利益动机区别开来。

从人道主义干预的动机来看，某些大国主导或参与人道主义干预，是基于国家战略利益的考虑。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人道主义干预往往发生在伦理价值和强权政治利益交织的情况之下。

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被干预国的人权现象恶化得多么严重，而是干预国在被干预国中具有重大的战略利益，因此，人道主义干预也就付诸实践了。

如果没有威胁到外部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各个国家就明显地没有兴趣进行强制性的外部干预。

在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践中，纯粹的人道主义干预似乎并不多见，相反，出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的人道主义干预在国际社会却屡见不鲜。

诸如，1993年美国对索马里的
“恢复希望”行动，经历了积极干预到行动失败后的完全超脱：当40名美国士兵血撒索马里而让美国看不到希望，最终决定撤出索马里，这完全是从其国家利益出发；1998年美英对伊拉克的干预，实质是借人道主义干预推行西方民主和价值观，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和安全；西方国家在1975年印度尼西亚吞并东帝汶采取姑息纵容政策，而冷战后则支持东帝汶脱离印尼独立，反对印尼的“种族暴行”，是因为印尼这一冷战盟友已经失去了冷战后时代的战略价值。

实际上，人道主义干预已经成为某些西方国家实现本国利益的工具。

然而，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人道主义干预无法保证其公正合理性，只会对被干预国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灾难，人道主义干预只是西方国家实现自我私利的特定工具。

（二）跨国性
从人道主义干预的主体来看，它是国际组织、单一国家或国家联盟等，其客体是一国内部的人权问题，采取的方式通常情况下是武力的使用。

从人道主义干预主体的活动方式与作用对象来看，这一实践活动不是单一主权国家的事务，而是不同的民族国家为解决人权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其宗旨是保护被干预国的人权，是国际组织或民族国家在他国范围内所采取的拯救人权的行动，这充分说明了人道主义干预实践的跨国性。

后冷战时代，诸多的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践活动体现出跨国性。

诸如，20XX，苏丹爆发达尔富尔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口人道主义灾难对苏丹实行严厉制裁；20XX，英法等多国联军空袭利比亚，都体现了人道主义干预的跨国性。

作为人道主义干预的重要理论依据的“人权无国界”理论，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为推行人权外交而积极鼓吹的一种理论。

它认为人权问题是不受国界限制的，一国对他国的人权问题表示关注甚至采取单独或集体的干预行动是合法的，正如西方世界宣称的，“今天世界上的重大变化已不受国界的限制”，“人权已超越国界”，“对人权的遵守不可能通过国界边界加以隔离或掩盖”，“保护普遍人权的义务是没有国界的”。

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践和理论都说明了它的跨国性。

（三）侵略性
人道主义干预是西方某些大国利用“人道主义”的旗帜，披着“人权”这一合法外衣，干涉他国内政，损害他国主权，践踏他国人权，是其人权外交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本质是西方列强对小国和弱国的侵略。

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连美国国内都认为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行为。

不可否认，这种霸权主义行径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侵略。

人道主义是个美好的词汇，但在西方大国的操纵和利用下，人道主义已成为西方大国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的有力武器。

当人道主义的“外衣”被剥开时，西方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求政治的侵略行径这一不合法的“内衣”便变得暴露无遗了，这必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人道主义本是社会学的重要语义，但西方某些大国在实施人道主义干预的过程中，便灌之以政治性了，并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而且这种政治性更带有侵略的野性和狂热。

追溯人道主义干预的历史，不难发现西方大国的侵略和殖民化倾向非常明显。

人道主义干预国在人道主义援助、干预后的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把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等输入到被干预国，诸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的干预；后冷战时代对伊拉克的干预等，无不体现其侵略和殖民化的政策，相对于二战前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被贴上了文明的标签而已。

这种现象导致了被干预国人民产生了“殖民主义的回归”心理，也使一些学者呼唤“阻止联合国、欧盟或美国对世界的再殖民化”。

（四）组织性
人道主义干预的组织性主要体现在干预主体的组织性和干预过程的组织性两方面。

一方面，人道主义干预主体的模式主要有某一个国家有组织地干预；由联合国主导的、西方大国共同参与；联合国授权、某一国家主导和多国参与；绕开联合国，某些大国共同主导等。

这些干预主体共同组织人道主义干预的实施和实践。

另一方面，人道主义干预的目标、手段、方式、原则和进程等都是通过干预主体的严密组织去逐步实施和贯彻的。

1992年12月，美国在索马里发起了“恢复希望行动”，建立了联合部队，军人来自不同的国家，由美国（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