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笔记

1、《翁松禅手札》

翁同龠禾，江苏常熟人。生于清代道光十年即公元１８３０年，字声甫，号叔平，自署松禅，晚号瓶生，又曰瓶斋居士。

翁同龠禾于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考中进士，赐一甲一名，状元及第。后历任陕西学政、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是清同治、光绪两朝重臣，又担任了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氵怡的师傅。

翁同龠禾从政数十年，为人正派，且具民族气节，难能可贵。在中法战争时，他力主出兵抗法，反对妥协投降。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以“强敌凭陵，国势浸弱”力主一战。对前方战事每况愈下“焦灼愤懑、如入汤火”。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他逐渐倾向变法图强。他欲辅佐光绪帝筹谋新政，积极支持康梁维新变法。他破格求贤、冀匡时变，给维新人士以“游说公卿”的机会。他曾以帝师的身份走访康有为，反复讨论变法事宜。他曾于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七月，命陈炽起草了十二道新政诏书，准备通过光绪皇帝次第颁行，但为保守派奕讠斤所阻未果。他支持北京强学会的成立，广泛浏览维新派的新政陈条著述。他曾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称康力堪大用；并不断与光绪皇帝磋商变法措施，从而成为光绪帝的得力智囊，成为“帝党”的中坚和“后清流派”的领袖人物。

翁同龠禾的行为早就为慈禧太后所不容，并忌恨。就在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后，于６月１５翁同龠禾被慈禧开缺回籍。慈禧“后党”发动戊戌政变后，翁同龠禾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１９０４年７月４日，七十五岁的翁同龠禾，在开缺回乡七年后病逝常熟。

１９０８年慈禧、光绪相继去世。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翁同龠禾被朝廷诏复原官，之后又追谥“文恭”谥号。

翁同龠禾知识渊博，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西江。他工书法，笔力遒劲，天骨开成。他幼时学欧褚，中年用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晚年沉浸汉隶。被人们称誉为“同光间书家第一”。其诗词书法自成一家，对后世学人影响很深。

翁同龠禾亦喜画，常间作山水木石及杂画以奇肆出之，经随意点染，古趣盎然。

翁同龠禾从不出售书画，仅以自娱而已。《近代六十名家画传》、《清代书画家笔录》等书均有著录，评价也很高。

《翁松禅手札》的艺术价值

《翁松禅手札》是由翁同龠禾的外甥俞钟銮先生于清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八月搜集重校印行的。所收信札是翁同龠禾于１８９８年开缺回乡至逝世之间的七年中书写的。据俞钟銮在跋文中称“此松禅舅之札，江湖长往，花鸟惊心，其间良友逝，小阮亡，山中七年狼狈无愈于此”时之作也。

《翁松禅手札》为珂罗版富纸精印，开本阔大（书幅为２６．５×１５．４厘米）字迹清晰，每页中还夹有黄褐色衬纸，可称得上是善本书的一种。该《手札》共编为８集，每集１册。惜本人仅购得３、６、７、８等４集，共１１３页（双页）、收信札１２０通。７集和８集的后面各有编印者跋文１篇，始知概貌。

此翁氏手札所书皆为与晚辈或与友朋之间的私人来往信函，内容多为生活琐事和磋商古籍碑帖学问之事，也有为感时忧世的心情抒发，充分表现了翁老夫子的真情实感，故书写时心情是非常放松的，信手拈来的，决无做作之嫌。无论是在本札中的大多数草书、行书，还是少数楷体札，都是挥洒自如、力透纸背，能见其真功夫。

笔者何以称此《手札》为“下真迹一等”呢？！这是因为：其一，翁氏虽被公认为晚清数一数二的大书法家，但据考证他不卖字，以自娱为主，偶而以书赠之，所以至今书画市场上很少见到他的作品及其上拍场的消息，说明他的书作存世量极罕。其二，如前所述此１２

０通手札体现了作者的书法真精神，实水平，是书家七年中真实心情与生活的写照，且每通均独一无二，概无雷同，可称精品力作。其三，该《手札》为典型的家印本，众所周知古籍中的家刻本及家印本，历来为藏家所重，以为是难得之物。家印本的最大特点是少而精，其印量一般仅百本而已，最多也不过数百本（套），均属非卖品，为自传或赠友之用。其四，这函翁氏《手札》的印制，是在翁同龠禾官复原职追封谥号之后，应该说是一种纪念性质的东西，而且印行时间距翁同龠禾逝世仅七年，其内含的真实性也是不用怀疑的。

综上笔者认为《翁松禅手札》确实是一件难得的书法类好藏品，把它列入“历代名家书法墨迹”，恐怕也不为过。

《翁松禅手札》的史料价值

翁同龠禾是我国清代末期的一位政坛重要人物，特别是他在维新变法图强中所起的作用更是可圈可点。但不幸的是他的抱负都被慈禧太后所扼杀，以至仅保了一条老命至抑郁而终，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悲剧。《翁松禅手札》就是关于翁同龠禾的重要史料实物之一，有许多方面值得研究和参考。

一、翁氏回乡后的思想感情值得研究。这位被废黜的清代大臣在这些手札中所透露出的感情是值得研究的。他回老家后对维新变法的失败始终叹惜不已，如在一通手札中就曾提到“少文九门喋血”的事。他忧国忧民的思想也常表现在他的手札中，如他给“调卿、金门贤甥”的信中就曾写道：“海疆不靖民生益虚大忧也”。他在回籍常熟之前所写给其甥的信中的一段，也很能反映他的思想情绪。“愚蒙圣恩得还乡间……今由号汇去银贰仟两，希代为收储，愚到家衣食所需耶给于此也。宿疾已，数日中即乘轮南迈，先此道意”。

二、翁氏所藏和他对古籍金石的鉴赏亦值得研究。从《手札》中可以看出，其谈及古籍和金石等鉴赏的内容，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大学者有着丰富的知识积累，如手札中就有“麓山古刻弥重”，“东瀛多唐宋人墨迹”、“十三行整本榻木亟精”等论述。在这４集中见其写到借阅或购藏古籍碑帖的数量就有数十种之多。

回想起１９９９年上海博物馆曾花巨资购得旅美翁氏后人的，包括众多宋元佳刻在内的一大批“翁氏藏书”，成为当时大陆典藏的一大盛事。我想这函信札可能对入藏“上博”的“翁氏藏书”的研究，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翁氏署名值得研究。笔者发现手札中翁氏署名除已在几种人物类辞典中所见外，至少还有如下的署名：无诤、瓶隐、瓶庐、均斋稼翁、鸿纶、纶、无竞竞和无竞竞居士。以上可补史缺。

四、翁氏老年疾病的医治值得研究。老年人生病吃药纯属生活小事。但从信札中看出翁氏回乡后病况虽不重但又时有所发，都有晚辈及亲友所赠中药及调补而治愈，故这方面可能大有研究的价值。

2、《古籀拾遗》

《古籀拾遗》和《古籀餘論》是清末著名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孙诒让（一八四八一九0八），（字仲容号籀廎，浙江瑞安人）的两部考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著作。《古籀拾遗》成书於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经孙氏重新校定，在温州雕版，光绪十六年（一八九0）问世。全书三卷，上卷從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旘法帖》所摹刻的铜器铭文中选取十四篇加以考订中卷和下卷则分别选取並考订了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旘》摹刻的三十篇铭文和吴榮光《筠清馆金文》摹刻的二十二篇铭文。《古籀馀论》撰成於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孙氏生前未及刊行，一九二六年，容庚以王国维所得抄本付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募人刊刻，並为校補五百餘字，後戴家祥得见孙氏稿三，又为補阙千餘字，一九二九年刊成印行。原分二卷，共考释清吴式芬》《攈古録金文》中摹刻的比较重要的铜器铭文一百零五篇，容庚校刻时改为三卷，使之舆《攈古録金文》卷次相应。

孙诒让又名德函，字仲容，号籀庼（1848—1908），晚清瑞安人，孙衣言子。幼承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