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1.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汉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任太史令，开始写作《史记》，太初四年（前93年）完成。有著名散文《报任安书》和《悲士不遇赋》，为咏怀之作。

司马迁青年时期的壮游历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奉命出使西南；数次随武帝出游

司马迁的人生与创作关系：攻读、游历、遗命、蒙辱，这种特殊的生活遭际人生道路，成就了司马迁的史才、史德、史胆、史识，使他具备了完成伟大历史巨著的主客观条件，创造出了充满生机、活力、浪漫精神和斗争精神的千古不朽的杰作。

2.《史记》的成书：

1、客观条件：时代背景：生活在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对这种转变产生了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历史与时代的要求：西汉帝国的建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要求对以往历史作全面的总结；中国历来重视修史，历史的发展要求出现一部通史。帝王的重视：汉武帝重视文化，收集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在太史宫，为编撰大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条件。

2、主观条件：家庭的影响：“读万卷书”，出身于史官世家，家学渊博；其父司马谈的学术思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对司马迁有着重要的影响。三次漫游的经历：“行万里路”，历次出游都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并广泛考察各地民风、民情，为写作《史记》打下雄厚的基础。著书过程中（前99）遭遇“李陵之祸”：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对社会、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从此“发愤著书”，前后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这部空前的巨著。

3.关于《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体例、性质：（原名《太史公书》）是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是到那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是第一部以写人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代三千多年的历史，共130篇，52万余字，由12本纪、30世家、70列传、10表、8书组成。这五种体例构成了《史记》的体系，被称为“纪传体”，以后稍加变更就成为历代正史的通用体裁。

《史记》以十二本纪叙各代帝王兴衰始终，是世系史；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是大事纪；世家叙侯王贵族之史，相当于分国史或地域史；列传记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的历史活动，是人物史；八书则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有专门史的性质。这样由五体互补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独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图画。

2、司马迁对历史、社会独特的理解：特殊的写作立场：特定的时代、广泛的游历、残酷的命运、对古老史官传统和先秦诸子理性态度的继承，作者确立了相对独立和批判的写作立场。对历史、社会独特的理解：《史记》是一部批判性的而绝非歌颂性的著作。

3、《史记》的写作宗旨（目的）：“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人物传记部分具有很高的价值，对后代的戏曲、小说都有很大影响。因此《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上肯定了他的文学性质和伟大成就

司马迁（公元前145--87）字子长，龙门（陕西韩城）人，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16岁时即位，与司马迁相始终

写《史记》重要三点：

1、司马迁的家世和家庭：祖先司马氏“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时期太史令，祖父司马喜——司马绎——司马昌——司马——司马错（与张仪同僚），并非全为史官。

司马谈很有学问，“学天官于唐都，受昌于杨河，习通论于黄子”。

2、中、青年时期的漫游：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这与他博览群书有关系。而且与他漫游祖国各地有关，曾三次出游。三次出游，司马迁东到泰山封禅，西到陇西，北到内蒙，南至昆明，阻击踏遍黄河、长江、江流域。

（1）第一次20岁左右。到过长江中下游地区，河南、山东。到过湖南沅、湘水（到过江西庐山）。写出《屈原列传》，是保存最早的屈原资料，到过九巍山，舜埋葬之处；到过会稽山，探禹穴；到过山东曲阜，参观孔子庙堂；到过淮阴韩信故乡；大梁访察信陵君；到过徐州（当时楚汉相争战场）。回来后任为郎中。

（2）第二次，汉武帝派他去西南，“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邓、、昆明”。在这些地方真实地考察，收集资料，对后来写列传大有帮助，如《西南夷列传》《货列传》，回来后父亲病重，赶回洛阳。

（3）第三次（公元前110年）随汉武帝到泰山封禅，并“率师巡边”，到了呼和浩特、辽西碣石等地。

出游活动大大丰实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所到之处考察了风土人情、经济状况和物产强棵，访问了各地的名胜古迹和旧故老，收集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文物史料，从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为重要的是，他接触了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体会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述《史记》和他的政治见解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3、遭李陵之祸：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带三万骑兵攻击匈奴，李陵带五千骑兵分头进攻匈奴，李陵兵步行30天到达蒙古与匈奴兵相遇，被匈奴三万兵包围，与敌交战，迁弩齐发，杀敌数千人，匈奴王大吃一惊，随即又调8万骑兵，众寡相差太悬殊，边战边走，战士死伤过半，被迫投降。

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食不甘味，让群臣共议，大臣门以为埋怨李陵，而司马迁却认为李陵不是真投降（通过平时李陵为人认为），而会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问到司马迁，司马迁和盘说出，触怒汉武帝，因李广利是宠妃李夫人的兄长，故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有责怪李广利之意。因此，汉武帝把司马迁打下狱，让人审理此案。审案人严厉审问，并判重刑。按照汉朝法律可拿钱来赎罪，而无钱，又无人为他说情，所以以宫刑论处。这对司马迁精神上是极大摧残和耻辱，曾想到自杀，然而为了责任没死，他认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此决定忍辱苟活写《史记》。从古代现任中各到启发，决心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判处宫刑四年后司马迁大赦出狱，担任中书令。司马迁遇祸后认识到世态炎凉。

著述《史记》的时代条件和要求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一直是纷争、割据，至秦始皇时统一，然而都是十分短暂，汉武帝时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局面，中央集权得以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正式形成，各项具体法令制度建立起来了。对以往历史作全面总结的要求也提出来了，司马谈临终对司马迁的遗嘱可看成是时代要求的体现

时代条件：汉武帝比较重视文化上建树，“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

这种情况下，一种新体裁著作应当时要求产生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这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司马迁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