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花源记》看陶渊明人生理想

从《桃花源记》看陶渊明人生理想内容提要：桃花源成为陶渊明一生追求的社会理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桃花源的和平美好与东晋硝烟四起的现实对比鲜明，以此对统治者发动的不义战争进行谴责，表达了下层劳动人民追求和平的愿望。其二，“桃花源”这一农耕社会模式的提出，凝聚着陶渊明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之根源的深沉思考。其三，桃花源的提出，体现了他对上古治世社会的追求。其四，桃花源人的生活方式与他所崇尚的隐居生活是相契合的。

关键词：桃花源陶渊明理想向往隐居生活

“桃花源”这一社会模式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诗并记》中所描述的一个理想社会，是诗人一生探求社会理想的总结。青年时的陶渊明颇具“大济苍生”①的宏伟报负，希望有所作为。怀着“铅刀一割”②和中兴陶氏的愿望，先后三次出仕。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至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这十三年中，陶渊明先后担任过祭酒、参军、县令等官职。他正直孤介的性格，与官场的腐朽风气格格不入，几次都辞官而去。最后从彭泽令任上辞职，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活，转而寄身田园，隐居躬耕，独善其身，“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③尽管他努力躬耕，生活却每况愈下，“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④。”“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⑤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所造成的惨况，让他感到无比愤慨。长期的躬耕自资生活，他对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有了更深的了解，对造成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根源进行了反思。晚年，他创作《桃花源诗并记》，桃花源社会的提出，表现了诗人一生探求社会理想所达到的高度，“它闪耀着人民理想的光辉，具有高度的思想意义。”⑥

“桃花源”为什么会成为陶渊明一生追求的社会理想，并在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呢？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桃花源的和平宁静与硝烟四起的东晋社会对比鲜明，从而对混乱现实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和平的愿望。

桃花源地处深山丛岭之中，地理位置偏僻，桃花源人的祖先是秦朝时的一批避乱隐居的人，《桃花源诗》说：“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桃花源最初的隐居民由此而产生，这些人对暴秦的残酷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桃花源世界并没有形成一个国中之国，而是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另一种

人类社会类型。在桃花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没有君主、没有统治集团，没有人剥削人。人们如同一家人，男女耕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斑白”、“童孺”则纵歌寻欢，这里避开了战争的硝烟，远离了尘世的纷争，似太虚幻境，却又真实自然，桃花源令苦难中的人民无比向往。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非常复杂尖锐，西北各少数民族贵族在黄河流域割据混战，建立了许多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他们常对南方进行威胁、骚扰。腐败的司马氏豪族地主集团内部争权夺位，使社会动乱不堪，广大人民饱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战争之灾。公元399年爆发卢循、孙恩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被镇压之后，东晋社会权位之争更趋激烈。

从东晋建立开始，到刘裕消灭桓玄代晋自立，一百余年的社会始终处于极其动荡之中。频繁的战争，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主要表现在：其一，战争中攻城掠地，破坏性、毁灭性极大，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战争的毁灭性、残酷性致使广大人民逃离家园，或葬身战争或远走他乡，踏上颠沛流离的的生活之路，最终沦为豪强地主的依附民，陷入悲惨境地。《晋书》载，后赵王石勒曾被卖作奴隶，起义后大泄民族仇恨，乱杀降卒与百姓。其二，战争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导致了人民生活的贫困。交战之地的庄稼田谷或被强征或为所掠。后方的生产也因长期的战争导致了劳动力的缺乏而耕种不好。加上天灾，抗灾能力的低下，人民在贫困线上挣扎。其三，战争导致了繁重的徭役与赋税。东晋是建立在以北方土族为中心，联合南方土族基础上的豪族地主集团。北方土族南迁之后，为了重建家园而兼并土地，加剧了南北土族时土地的掠夺，促使了南方自耕农的破产，成为世族大家的依附农。担任世家大族的家兵和劳动力，而大族却隐匿户口逃避税役。把因战争而增加的税役全部推到百姓头上。沉重的徭役赋税致使百姓苦不堪言。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们为了逃避徭役，甚至自残肢体⑦”，“有的离开家园，逃往他乡；有的则啸聚山林，三五成群，打家劫舍，公然与官府对抗⑧。”

桃花源这个没有一丝硝烟的人间仙境，正寄托了陶渊明及所有饱受战乱之苦的东晋人的美好愿望。他希望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在这里人们能通过自己

的辛勤劳动过上幸福的生活，陶渊明笔下恬美宁静的桃花源，与混乱的东晋形成强烈的对比，体现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二、“桃花源”这一农耕社会模式的提出，凝聚着陶渊明对劳动人民苦难生活根源的深沉思考。

在《桃花源诗》中，陶渊明提出“人人平等”共同劳动的要求，诗中说桃花源人的祖先自从秦时就来到这里，并“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揭示了桃花源的社会性质和特点，在这里人们是平等的，没有君臣之分，没有特权阶级存在，所以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不用交纳赋税承担徭役，人们通过自已的劳动来获取所需。在这块土地上人们与世无争，生活宁静而幸福，地里能按季节种植菽稷，院子里鸡犬互鸣吠，“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老有所养，幼有所乐。

东晋王朝是一个政治上依靠推行门阀制度的偏安政权。经济上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政府实权完全被世族大地主掌握，他们强化士庶之别，把“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作为国内的基本国策，士庶之分壁垒森严，刑罚因贵贱而异施，嫁娶只能门当户对，“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⑨。官场“交通请托，贿赂公行”⑩，趋炎附势，尔虞我诈。为了向上爬，可以不择手段，“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⑾”。

经济上，大地主利用手中的特权，采取各种手段，掠夺土地，建立田庄经济。晋室南渡之后，许多南迁的农民和本地破产农民，纷纷沦为豪强地主的部曲佃客，成为他们的家奴。社会出现两极，一是大富，二为赤贫。《晋书·石崇传》记载了石崇身为荆州刺史，竟公开抢劫，因而巨富，拥有水碓三十余区，家奴八百多人。《王戎传》里“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的在官僚王戎，仍然“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太元二年（公元377年），东晋政府改田税法为口税法，规定每个成年男丁每年上缴税米三石。一些有权有势的财主和地方上的豪强或大族肆无忌惮地隐匿户口，造成在藉人口远远少于实际人口的怪现象。政府的税收反比实行田税法时减少了许多。因此。东晋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将每个成年男丁的税米由三石提高到五石，加上一些其它的杂税，使得广大农民无法负担这样沉重的租税，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起来。他们长年劳动，却不能填饱肚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