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2001年7月16日中俄两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表明，中俄两大民族决心世代友好下去。

从近期看，它是从1992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和通过的中俄联合宣言、声明发展而来；从长远讲，它至少是中俄两大民族近百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探索友好合作方式的必然结果。

对中俄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大多数国家的舆论给予了好评，但在1996年中俄两国正式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后，也有些国家舆论对中俄战略协作与睦邻友好关系进行种种猜测和挑拨，说“中国和俄罗斯从未成为真正的朋友”，[③] “中国人对俄罗斯从17世纪到19世纪大举向西伯利亚挺进怀恨在心”[④]，中俄两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将会发生冲突”等等。

[⑤]这些舆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都企图根本抹杀中俄建立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基础。

对这些舆论原本可不去理会，但除两国有关专业工作者外，对中俄两国大多数人来说，特别是青年一代，对近百年来中俄关系史中发生的一些真实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和系统的认识，再加上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发生的“大论战”，以及在中苏关系全面对峙时期，对两国关系负面影响谈得过多，掩盖或冲淡了中俄关系史上最基本的和最积极的方面，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我们两个国家签署的一系列友好合作文件，仅仅是为了避免对抗。

因此，十分有必要清点一下近百年来中俄关系史给两国人民留下的最主要的历史遗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珍视它。

须知，这些遗产是促进我们两大民族永远友好合作的最基本因素。

一．关于历史：中俄关系的分与合1.对三次结盟的历史回顾回顾近百年来的中俄关系史，就会发现一个最起码的事实，那就是中俄两国曾三次签订盟约，即三次结盟。

这三次盟约是中俄两国分别在1896年6月3日签订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

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

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

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相互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

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⑧]从以上三次盟约的最基本内容可以看出，中俄两国对来自威胁双方安全的外部侵略，两国之间不是相互给予一般性地支援、同情，而是将所有能调遣的“水陆各军”、“尽行派出”；“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纵观这三次同盟的宗旨，可是肯定地说，都是毫无保留的军事—政治同盟。

中俄两国在近50余年时间内，三次结为政治军事同盟，在世界近代国家双边关系史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回顾中俄两国的历史背景，不难看出，这三次结盟在俄国经历了帝俄时期和苏联时期；在中国则经历了清帝国时期、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在此期间，中俄两国国家体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相继发生了巨大变化。

纵观国际环境，中俄两国的三次结盟经历了19世纪末的强权政治时期，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和冷战开始时期。

当然，除三个盟约外，中俄两国还签订了其他一些互相支持与同情的文件与协定，如1924年的《中苏协定》（又称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7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发表了不亚于条约作用的《孙越宣言》。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今天，中俄两国又结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而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从中俄两国第一次结盟到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恰好经历一百年。

这当然可以认为是历史的巧合，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定位。

因为上述最基本的事实至少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对两国人民来说，无论他们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与变革，也无论国际形势朝什么方向发展，双方都需要相互支持与合作，而且两国在不懈地探索、寻求有效的合作方式。

一次合作不成功，就再来一次，一定要找到最佳的合作形式，以便使我们两大民族世世代代友好下去！2．促成中俄接近的内外因素既然我们认为中俄两国三次结盟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中绝无仅有的现象，那么在这一特殊现象背后势必有其特殊原因。

中俄两大民族交往关系源远流长，而且两国又是近邻，因此历史和地缘因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绝不是促使中俄两国结盟最主要的因素。

同样，中日两国也是近邻，而且还有共同的东方文化背景，但中日两国历史上从未成为盟国。

相反，中俄两国三次结盟都是针对日本的。

那么促使中俄接近的特殊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就其内部因素而言，那就是中俄两国在革命、改革和建设上利益的一致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中俄两大民族发自内心的相互同情和支持。

这就是促使中俄两大民族接近的根本原因。

20世纪初，中俄两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与革命。

在此之前，中俄两大民族在历史上都各自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并且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了自豪感。

两大民族的历史文化对其他民族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在20世纪初，中俄两大民族相继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危机感，其中，带来这种危机感的最重要导因是发生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

这次战争不仅是俄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同样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巧合。

这次战争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东北，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的非正义战争。

由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实行“局外中立”政策，证明它完全失去了统治中国的能力。

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国内爆发了1905的年革命，革命促进了俄罗斯民族思想焕然一新。

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华民族开始觉醒。

客观地说，中华民族的危机感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造成的，而俄罗斯民族的危机感则是沙皇专制主义制度发动对外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引发的。

中俄两大帝国，一个是受外来侵略，一个是对外战争，尽管原因不同，但导致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帝国灭亡，旧的意识形态瓦解。

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教育俄罗斯人民要按照人类平等的原则对待邻国[⑨]，要“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勇敢、最革命的态度来坚持一切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的权利”[⑩]。

列宁不仅恢复了俄罗斯人民正当的民族自豪感，同时号召他们去同情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

他确立的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思想与实践，使中俄两大民族有了契合点，使深受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的中华民族与列宁的民族平等思想产生了共鸣。

这就是中俄两大民族解不开的情结。

今天，无论对十月革命做何种评价，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苏俄政府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发表的对华宣言，以及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于1923年发表的《孙越宣言》。

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与中国国共两党先后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造就了轰轰烈烈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大革命。

反帝斗争是中俄两大民族的共同需要，超越了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范畴。

对中国人民来说，反帝斗争就是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由和民族解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就是使新生的国家政权能够得到巩固与加强，改善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外部环境，拓展俄罗斯民族的生活空间。

大革命期间，中俄两国的真诚合作，使我们两大民族成为真正的朋友，结下了深厚友谊。

这对两国和两大民族后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尽管中俄两国关系在以后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中俄两大民族从未间断过在反帝斗争中的同情与支持。

中俄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利益上的一致性，将中俄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苏两国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两次结盟，正是这种利益一致性合乎逻辑的发展。

中俄两国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多极化，主张世界各民族平等对话，同样也是中俄两大民族历史上反帝斗争利益的一致性在当今世界局势下合乎逻辑的发展。

提到中俄两国三次结盟的外部因素，就不能不看到地缘政治因素和世界格局变化对两国关系的直接影响和制约。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外部因素对中俄关系所产生的“推拉”作用主要来自日本。

中日俄是远东三大邻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最强，俄国其次，中国最弱。

日本是侵略中国最凶恶的国家，而俄日之间更是矛盾重重，其总的态势是日本长期对中俄两国处于进攻地位。

因此，中俄三次结盟也都是针对日本。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扶植日本并与其结盟，从东方构成对中俄两国的共同威胁，因此与其说中俄两国第三次结盟是针对日本，倒不如说是针对美国。

但中俄两国三次结成反对第三国的同盟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为了进攻性的。

可以这样说，中俄两国在历史上接近的程度取决于外部世界对他们的挤压程度，或者说是“逼迫”的程度。

这一情况同样昭示出一条具有规律的现象，即中俄两国关系是随着外部世界变化而发展的，只要外部世界威胁到中俄双方的共同利益，那么他们就会找到合适的应对方式，甚至结成军事、政治同盟。

以上所提到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总和就是两国民族利益在两国关系中的集中体现，而两国的民族利益因素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终极因素。

尽管中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国家关系，影响两国关系变化和发展的还有党派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领袖的个人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有时也会起决定性作用。

但如果这些因素不能顺应两大民族利益的需要，无论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有多大，时间有多长，两国关系最终必将会走到两大民族共同利益的轨道上来。

这就是中俄两国于1979年终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0余年后，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根本原因。

3．两国关系史留下的遗产以上是百年来中俄关系史的最基本线索。

当然贯穿在百年中俄关系史中的并非都是鲜花和掌声。

在漫长的中俄关系史中，有甜蜜，有遗憾，有怨愤，还有血泪。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对中国人民来说就是一部血泪史。

就中俄两国首次结盟而言，对中国人来说，就充满了辛酸和痛苦的回忆。

在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仅签订了4年以后，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在八国联军内就有俄国的军队。

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甚至连“中俄密约”的俄文原件，也被俄军士兵从慈禧太后的卧室中抢走了。

[11]仅这一件事，中国人就有上当受骗的屈辱感觉。

但历史是由正面和负面，甚至多个层面组成的。

正面和负面是不能互相掩盖和替代的。

仅就首次不成功的结盟而言，它所留下的也不仅仅是“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