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文人的“士”思想

魏晋时期文人的“士”思想20052027 美学李再文“汉末魏晋六朝士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确实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

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的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

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一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大师，也是生在这个时代。

”（宗白桦《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从这段话中可以想见宗先生对魏晋时期人文精神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的肯定与赞扬。

的确，从近代开始，知识分子一改历史上对魏晋时期的批判，转而对它予以高度的赞扬，说它“将为奴的文艺从先生的手里一把抢来，放在自己自由独立的世界里了”（《鲁迅全集》），是“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的时代。

“这是一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

”（宗白桦《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然而，也正如宗白桦先生所说，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活史里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一个时期，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可见，换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个艺术人才辈出的时代，时局的动荡、政治的黑暗都使得“文人”这个提起来就让人感觉似乎有“千番滋味在心头”的阶层生活得不那么容易，他们是否真的有着高大俊爽的伟岸身姿，挥舞着宽大的衣袖，高谈阔论着“论天人之际”，却对入朝为官丝毫不屑，即使时局危恶，也并不愿“力挽狂澜”践履自己的“匹夫之责“？魏晋时期的文人关于“入仕”的心态，并不可以简单的归为“抛弃政治”，其中亦有大量的“为政治所抛弃者”。

一．“士”与“仕”“士族”中的“士”是有着较为复杂的含义的。

《汉语大辞典》对“士”字的解释有十五条之多。

其中，从“男子”之义延申出去，涉及武士、将领、监狱官员、诸侯、卿士，直至到智者、贤者，最终泛指知识分子。

这是“士”的一个重要意思。

另外还有一层意思，与“仕”相通，是做官的意思。

而《汉语大词典》中对“士族”的解释有二：其一，世族。

东汉以后在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

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享有特权。

士族制度于南北朝时最盛，至唐末渐趋消亡。

其二，泛指读书人，士类。

由此可见，“士族”的含义一般士指有文化传统的官宦之家。

“文”与“宦”对于“士族”来说是缺一不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历代世袭爵位的名门望族也不能算做是士族。

而只有具有相当的文化，并获得社会的普遍承认的名门旺族才能称为“士族”。

应当说，这其中的界限还是很明显的。

二．士族的形成与特征通过对“士族”词义的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士族是必须有两个条件的：儒士和富庶宗族缺一不可。

而这二者组合的实质可以归纳成：文化和权利的结合。

而这一结合并不是生而就有的，是经过历史的演进，逐渐形成的。

春秋战国以来，伴随着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不断完善，“士”阶层在社会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专制君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限制世卿贵族的过度权利，另一方面又起用大批“士”人充实官僚机构。

这使得“士”阶层的得到迅速的扩大与承认。

尽管“士族”的社会地位已经开始逐渐形成并巩固，但是其生存状态并不乐观。

由于汉代武帝以前的“士族”并没有掌握生产资料，缺乏经济势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士族”成了养皇帝鼻息的走狗，于是就难免“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的悲惨命运。

随着武帝推行崇儒政策，儒士开始不断的积累财富，贵族宗室也开始向着儒士化方向发展。

经历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士族”不仅有了极为巩固的社会地位，而且生存状态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许多“士族”开始拥有自己的庄园，不仅摆脱了生计问题，而且有许多生活还非常富足，这就使得他们可以不再完全依赖给皇帝做谋士，来安顿自己的生活。

进退有余的生活状态，使得“士人”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不论是在文化生活上，思想上还是政治立场上。

到了东汉，士族阶层就具了不可小觑的经济势力，到了后期和曹魏时期，更是成为战乱年代统治者的资助者。

受人恩惠自然要还以恩惠，统治者反过来给予士族以政策上的倾斜，这就使得士族的势力更加迅速膨胀。

“九品中正制”更是成为保护士族合法世代拥有权利的保护伞，也成为士族获取的巨额利润合法化的法律保障。

此时可以看出，儒士，在金钱这座桥梁的帮助下，打通了通向权力和儒教之间的隔阂。

士族运用自身的“儒术”为自己的政治道路打通关节，在获取政治利益后，又反过来运用政治手段加强对“儒术”的捍卫。

于是节节高攀终于使得“门阀士族”在魏晋时期达到历史上从为有过的辉煌。

三．魏晋时期士族的特点魏晋时期的士族所拥有的经济势力和以往比要强盛出许多倍，这是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结果。

而强大的经济实力要求的就是更多的政治利益，更高的政治地位。

虽然在皇权至上的中国，想从皇帝那里分得一杯羹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但在“八王之乱”和西晋灭亡后，门阀士族却是达到过和皇权分权的强势。

此外，魏晋时期的士族和以往不同的地方还可以从人才选拔制度上略见一二。

曹魏时期的“唯才是举”，是在乱世群雄并起的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

此时讲求的是能安邦定国、平定天下，并且有一技之长的“实用型”人才。

然而到了九品中正制实施以后，人才的选择权就落入了地方门阀士族的手中。

门阀士族们依仗着自己的庄园经济，既不需要惦记皇帝给的那点俸禄，又生于太平之世没有政治野心，他们自然把皇帝的军国大业不当回事。

于是他们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品评人才的模式——风貌、谈吐、神情、文采成了选拔人才的基本标准。

此时，门阀士族选取人才，重文采而轻宦才，尚虚清而鄙政事，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经世治国，而是借“华而不实”的文采相互标榜以抬高自己，造成自己超凡脱俗的假相，目的还是要与庶民划清界限，从而保持自己高贵的社会地位。

虽然主观上，门阀士族是要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是在客观上，却促进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同时还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艺术化的审美态度。

不仅使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开启了“魏晋人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

同时，艺术的美又使得“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这种精神上的自由、畅达，又反映到士族的现实生活中去，于是有了阮籍的率意独驾，有了雪夜访戴，有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有了阮裕焚车，有了阮籍“醉眠其妇侧”而“终无他意”……而这由“实用”向“审美”转化的结果是政治上的命不长久，但却形成了“魏晋风度”，同时也为中国的审美情怀奠定美学底蕴。

四，“文的自觉”与归隐的“被迫”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两汉文艺“厚人伦，美教化”的功利艺术而言。

“文的自觉”的实质应当是以“人”为主题成为封建前期文艺的新内容，并且，文的自觉是与之相对的新形式。

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形式的准则。

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开启了超然物外的魏晋风度。

一提到“魏晋风度”，人们总是抹不开“清谈”，同时在脑海中浮现魏晋士人高大伟岸的身姿，宽衣长袖的通脱随便。

然而，为什么从有着深厚的“人文”情结的孔夫子那里，历史发展了几百年，人们关注的话题，却悄然转向了“玄”？这一转变的背后其实是魏晋士人对长年战乱的无奈，对黑暗政治的无奈，对文人相倾的无奈。

在一次又一次的激流勇退之后，一群“百无一用”的书生，只得把目光投降不会再让知识分子垂头丧气的“玄”。

也行，与知识分子“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在魏晋这个特殊时期，就只有“玄”了吧。

在感谢“玄”以被动的形态挽救了魏晋士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同时，“谈玄”也悄然开启了中国人的自然宇宙观。

而这一转变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社会需要。

它的力量在于怀疑甚至批驳了汉代以来经过许多“冒名”儒士的改造而形成的一种“畸形”的儒家文化。

在有与无、形与神、有情与无情、名教与自然、名与利、言与象等问题上表现出对原有文化与思维模式的批判，确立了魏晋时期，同时也是更切近真实的自然宇宙观。

然而，却有这样一段话让人读后，发人深省：‚王右军既去官，与东土人士营山水弋钓之乐。

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人复印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

……”（宗白桦《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既去官”后，自然是陶醉于山水田园之间。

然而，为什么是“既去官”呢？往深里“发掘”，和“山水弋钓之乐”比，恐怕还是当官是首选吧？其实，当儒士和富庶宗族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士族”的时候，就注定在那个时代没有单纯的知识分子。

而士族，就与“为官”、政治、“士”（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士族从角逐政治的时候开始，无论仕处于觊觎政治的企望争夺时期，还是在占据权利核心的门阀政治时期，均对政治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而又融为一体的态度，一方面是拼命的接近权力的核心，另一方面却又极力作出淡漠和疏离政治的姿态。

翻翻《晋书》、《资治通鉴》，人们不难看到，在魏晋政治风云变幻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士族的积极参与和往复奔波。

《世说新语》里的许多挥麈谈玄、超然物外的风流名士，竟然对政治角逐表现出极大的兴致。

在魏明帝死后，以曹爽魏代表的曹氏政权与以司马懿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展开了争夺权利的斗争。

在这征战中，尽管许多世家大族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倒向，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力争在政治角逐中捞到好处和实惠。

而有些做法是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的，而且为了利益目的可以朝秦暮楚。

开启“天人之际”的玄学大师何晏在受到司马懿的委任后，不是就揪住以前和自已同样投靠曹爽的人不放，穷追猛打，而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避祸。

虽然未能逃脱他先前“同事”的命运，然而面对现实的政治，他选择的可不是“山水田园”更不是同伙的利益，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还有同位“竹林七贤”的山涛。

虽然早已知道他的许多行为早已备受后世的责备，但当看到他的言论“忍饥寒，我后当坐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时，震惊之余真是要和孙绰有同样的怀疑“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几句话，竟将魏晋士人那“通脱潇洒”“桀骜不逊”的形象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利欲熏心的丑恶嘴脸。

也许，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魏晋士人的形象，是不公允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士人是单纯为了攫取政治利益而参与政治的。

导致从“谈玄”的虚无静态下走出，步入纷纷扰扰的政坛的更多的驱动力来自士人——原本是儒士——胸中澎湃着的“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