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省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关系的四种误解

2013年第5期第29卷（总第171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Journal of 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o.5，2013

Serial No.171V ol.29

国内外学者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关系的四种误解

刘

近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使得一些国内外学者忽视了其不同一般的出版经历。这种忽视直接导致了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关系的四种不同程度的误解，即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基础的；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倾向于引用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早期著作；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的逻辑发展。需要强调的是，把握思想关系必须建立在文本关系的基础之上，否则，其理解和解读多半会成为误解与误读。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误解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3）05-0015-04

收稿日期：2013-07-10

作者简介：刘近，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几乎倾其全力研究上层建筑，亦即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而马克思在这一领域又有着深刻的思考，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了。出于“返祖”的学科本能，人们总是希望能够发掘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联。这种本能却逐渐导致了一种不良的学术倾向：为了把握思想关系而忽视文本关系。认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思想与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这种倾向所呈现的总体观点。严格说来，这种忽视文本历史的思想史解读，得出的结论多半是经不起推敲的误读。

误解之一：卢卡奇阶级意识理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化观基础上提出的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卢卡奇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文化观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的阶级

意识形态和意识革命的重要理论”[1]

。其中，研究者

所称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观”提炼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被其称为“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形态和意识革命理论”则是从《历史与阶级意识》

中归结而来。需要深究的问题在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上述理论的提出确实是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基础吗？其实，证明这种论断正确与否并不困难。

首先，熟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人都知道，这部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思想巨著是“卢卡奇流亡维也纳期间于1922年圣诞节前夕完成

的”[2]译序2

，并于次年春在柏林出版。作为一本论文

集，该书收集的文章是卢卡奇在1919年至1922年四年时间内写就的。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尽管完成的时间在1845~1846年间，但首次部分面世是在1924年，整体正式出版则是在1932年。显然，卢卡奇写作本书时没有仔细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可能，所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形成的上述思想也就不能人为地或先验地追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上。

其次，仔细翻阅《历史与阶级意识》，不难发现，《资本论》、《反杜林论》、《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等文本在其中得到了大量的引证。这种大量的引证被卢卡奇视为真正达到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的一种途径。因为在卢卡奇看来，“每一次引证同时也是一种解释”[2]序42。这在体现卢卡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进行深入钻研的同时，也反证出《历史与阶级意识》并没有受到来自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

最后，在此之前也曾出现其他类似的情况。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比较研究便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卢卡奇在没有机会接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以其“非凡的理论思考力”[2]译序7提出了与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思想颇具共识性的物化理论。需要指出的是，与此处误解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物化问题上对于卢卡奇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1908年前后，卢卡奇为了给其关于现代戏剧的专著（即《现代戏剧发展史》）奠定社会学基础，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而后在《物化与阶级意识》一文中，“卢卡奇直接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得出‘物化’这个概念”[2]译序7。《资本论》由此成了证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手稿》中的异化理论的思想史关联的桥梁。而对于此处的误解而言，则还缺乏这样的中间文本来证明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阶级意识理论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内在联系。

误解之二：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倾向于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早期著作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版）第三编第12章“科尔施”部分中，根据科尔施的成名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对科尔施做出了如下评断——“科尔施倾向于运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他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比引用《共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多得多。”[3]176

戴维·麦克莱伦教授所作上述结论粗看起来并无不当，但仔细推敲却是有问题的。且不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如何，在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未必比《共产党宣言》或《政治经济学批判》能多多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要少得多。在科尔施的这部代表作中几乎没有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明显痕迹，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所存在的“出生”之差。前者发表于1923年，后者的“身世”则更显坎坷。“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

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于1845～1846年，但当时并没有得到正式出版的机会”[4]66，“《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实际上是由梁赞诺夫第一次重新组织起来的文本。因为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到《马克思传》的作者梅林，都没有能够真正透视此书的原初的逻辑构架，而是梁赞诺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能够把我们关心的这部零散四方的手稿’分别从伯恩斯坦、劳拉等人手中搜集起来，并第一次复原了此书的基本文献构架。”[5]199-200“在梁赞诺夫主持下，192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一次发表了《费尔巴哈》一章。1926年，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德文版又刊出这一章。1932年，MEGA1第一部分第五卷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版，这时才全文刊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6]。另外，可以把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涉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全部引文一一找出，加以比较则最为清晰。

误解之三：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葛兰西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是由统治阶级灌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包含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萌芽。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7]。“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可谓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观点的深度解读，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发挥。”[8]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考察与分析，不难发现，“市民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是由统治阶级灌输的”这一观点并不违背马克思与葛兰西各自的理论主张。但是，不能因此认定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上述观点的“接受”、“继承”和“发挥”。

首先，葛兰西没有机会接触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了解葛兰西生平的人知道，“葛兰西1922年任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4年，创办《团结报》，主张北方工人同南方农民联盟反抗法西斯暴政；当选意共总书记。1925年，他为意共三大起草决议，清算波尔迪加机会主义路线。1926年撰写《关于南方问题的几个论题》；正当他组织反法西斯总罢工时，11月8日被捕，后被法西斯特别法庭判处20年监禁”[9]1-2。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俄文版1924年问世，德文版1926年面世。而在狱中，葛兰西“把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