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余胜海/文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对能源需求也同步快速增长。

尽管中国人均GDP世界排位还很靠后，但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把发展速度调整到8%左右，能源增长率控制在4%左右。

但是，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仍然将依靠高碳能源作为驱动力。

既要保持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又要适应低碳经济时代对节能减排提出的新要求，对中国来说是个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在能源安全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一、资源贫乏，能源供应前景不容乐观。

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国能源资源蕴藏总量较为丰富。

按目前估计，我国有世界第一位的水能资源蕴藏量，第3位的煤炭探明储量，第11位的石油探明储量和第18位的天然气探明储量。

除了当前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常规能源外，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蕴藏量也较为丰富。

尽管从总量来看我国是一个能源大国，但从人均拥有量来看，我国实际上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

人均能源可采储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煤炭的人均可采储量为89吨，石油为2.48吨，天然气为1408立方米，分别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7％、10％和5％，与美国、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相比，差距较大。

从我国化石能源储采比来看，能源供应前景不容乐观，除煤炭资源尚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外，石油、天然气则后继乏力。

从能源储藏结构来看，我国是个“富煤缺油少气”的国家，与世界的能源全局状况正好相反。

预计2020年以后，国内石油产量将逐渐下降。

二、能源技术落后，利用效率低。

无论从单位GDP能耗，还是从能源系统效率或单位产品能耗水平来看，我国的能源效率都属于世界上最低的一类。

在《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中国资源绩效居世界倒数第6位。

由于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能源效率为33.4％，比世界先进水平低10个百分点，而能源系统总效率则更低，仅为11.2％。

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

钢、水泥、纸（包括纸板）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120％。

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

我国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至3倍。

能耗高是由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管理不力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三、石油来源地较为集中，运输路线单一。

国际石油出口地区主要是中东，石油运输从中东到中国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鉴于我国对世界能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实际影响力及海上能源运输线路的军事自卫能力非常有限，依靠国际石油资源满足国内基本需求，将使我国处于石油不安全状态。

因此，维护产油地区稳定，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中国与相关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大压力。

我国石油进口来源地主要为中东地区，然而中东历来是国际政治热点地区，容易出现动荡。

此外，我国的石油运输大部分经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中国海”一线海运，而这条石油运输路线有可能被相关势力封锁，使我国石油海上运输中断。

同时，中国石油运输安全主要面临两方面挑战。

一是运输线路安全，二是运输能力安全。

前者决定中国是否能够确保运输通道的安全，后者决定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把所需石油从海外运回国内。

因此，从运输能力来看，中国石油运输安全同样令人担忧。

发展中国的石油运输能力，既需要壮大中国的海军力量，又需要整合中国的油轮事业。

这种发展无疑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而发展本身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反作用于地缘政治。

因此，中国在考虑自身能源运输安全时，必须从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大局出发，注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兼顾二者的协调发展。

如何才能做到既壮大自身护航和航运能力，又在地缘政治上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安全困境，将是中国考虑能源安全战略时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四、石油战略储备不足，“走出去”战略受阻。

我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从2006年开始建立，目前石油储备量仅仅达到30天进口量的标准，离国际能源机构成员通用的90天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

石油战略储备数量的不足，大大削弱了我国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应对能力。

石油领域的海外合作，主要是与一些拥有石油资源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石油开采、石油提炼和石油贸易等方面开展战略合作。

然而，一些与我国在石油合作上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是与美国在政治上敌对或者有距离的国家。

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我国在石油安全问题上拥有更大的空间，借助于“中国威胁论”，对我国的石油海外合作进行刻意阻挠，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面临挤压。

利用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展开并购，是扩张海外油气资源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式。

一方面可以避免比较敏感的国家间合作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可借助我国充裕的外汇储备，发挥我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优势。

然而，由于一些政治性的因素，我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收购也频频遭遇阻碍，有些并购功亏一篑。

同时，我国周边地区的不少领土和主权争端，都与石油资源有关，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的能源安全。

同时缺乏与相关国际能源合作组织的协调与合作。

我国的石油外交经常采取的是“单打独斗”方式，缺乏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有效协调与合作。

这不仅使我国在与产油国打交道时容易处于被动地位，且使得我国不能分享主要国际石油组织的石油信息与成果，更重要的是，使我国在国际能源问题上的话语权不能提高。

五、消费结构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

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造成我国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的重要原因。

尽管今后中国将逐渐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但不会改变以煤炭为主的消费结构。

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仍将占55％至56％。

纵观世界能源结构变迁，每一次都不是由于前一种能源资源的枯竭，而是由于优质能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大。

可以设想，即使未来世界油气资源枯竭，也不可能再回到煤炭时代。

历史证明，能源结构的改变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进程来看，世界上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基本完成了以煤炭为主向以油气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

所以，我国应奋起直追。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国家之一。

根据历年的资料估算，燃烧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物约占大气污染物总量的70％，其中燃煤排放量占整个燃烧排放量的96％。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硫排放第一大国，二氧化碳排放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40％的地区降酸雨，70％的水体遭污染。

2005年监测的319个城市中，仍有近45％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暴露于未达标空气中的城市人口超过统计城市人口的60％。

全国527个市（县）中，出现酸雨的城市有298个，占统计城市的56.5％，有些地区的酸雨频率达100％。

空气污染对居民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据专家分析，因空气污染，国民经济损失2至3个百分点。

照此发展，到2020年，我国将为此付出3900亿美元的代价，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

六、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石油供应受制于人。

石油是世界各国的战略性资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能源问题也就是石油问题，能源安全实质上就是石油安全。

我国主要油田或增加产量难度大，或开发成本较高，因此不得不依赖于大规模的石油进口，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

石油供应安全与石油进口依赖程度是一种正相关关系，依赖程度越大，供应安全的风险就越高。

2011年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达55.2%，已超过美国(53.5%)，到2020年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将突破70%。

对于中国来说，潜在的石油供应来源主要是中东、北非、俄罗斯和南美，其中，由于中国与南美一直缺乏紧密的政治关系和经贸外来，因此，中东、北非和俄罗斯便成为中国最现实的主要石油供应地。

幸运的是，中国与这三个地区政治关系一直比较良好，尤其是中东北非地区，大部分产油国都与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能源合作潜力很大。

但不幸的是，这些地区都是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地区。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产油国不是经历着严重的地区和国内冲突，就是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

尽管这些地区的产油国依赖石油出口为其提供必要的财政，但不断的战乱使能源出口大受打击。

美国对部分产油国，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苏丹的经济制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和出口。

现在，石油主要生产国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如何为能源发展寻找必要的资金投入。

因此，尽管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但它们却不是一个稳定的来源。

中国石油供应安全不仅取决于中国同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而且更取决于这些地区本身的稳定和安全。

七、国际原油市场长期供应堪忧。

国际能源经济学家、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特雷弗•豪瑟认为，中国近期由于短期政治因素而做出的决定，不太可能改变其长期能源发展道路。

但是，中国对于石油的依赖，则是一项远为紧迫的关切。

中国经济对石油的需求超过了美国或欧洲，半数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美国的这一比例仅为四分之一。

如果原油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那么今年中国在原油上的支出，将超过向美国出口货物的收入。

长期而言，中国的最佳选择是减少经济增长对石油的需求。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鼓励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参股国际石油项目。

这种被称之为“股本石油”的政策，旨在防范油价波动和供应中断。

但是，中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的能源投资，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外交政策上的难题。

利比亚的动荡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011年2月，在一些石油工人遇袭后，3万多中国公民不得不撤离该国。

现在利比亚新政府已经成立，但是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投资项目能否收到成效，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国际市场原油定价权争夺上看，从本质上来说，让油价回归到供求基本面，符合大多数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利益。

国际原油市场金融化只是满足了一小部分投机者的利益，油价疯涨猛跌，对原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均不利。

特雷弗•豪瑟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从短期来看，可以通过与合作伙伴签署为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供应合同，锁定价格和供应，确保双方利益。

但从长期看，推动建立一个受到更加严格监管、少受投机资金操控的国际原油市场，才是正道。

此外，当前国际市场原油交易以美元定价，美元的涨跌对油价的影响巨大。

要确保油价的稳定，还应推动以比美元币值更稳定的货币充当原油交易的计价货币，这就涉及到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

要实现这些长期的目标，中国必须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其工作无疑任重而道远。

（本文摘自《能源战争》一书，作者余胜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当当网、卓越亚马逊、京东商城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有售。

）> 正文全球化背景下的能源安全形势及战略选择2011年03月24日 14:34来源：中金在线字号:T|T3人参与3条评论打印转发随着廉价能源时代逐渐走向终结，能源安全已成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