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浅谈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摘要：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指1840年到1919年的这段历史，这期间“西学”的传入成为一重大事件，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的较量使人振聋发聩。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是一个断续扭曲的过程，既未完全停顿，也不一帆风顺，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不正常的过程。在这个不正常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命运越出了历史发展的常规，与近代文化的发展交织融合在一起，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下面我将主要从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探寻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知识分子何为？

关键词：知识分子；近代文化；关系

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演变史和变迁史。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单一的社会结构在西方因素的渗透和冲击下已经发生变异，故而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文化也势必发生变化，这样一来，近代文化的性质也就与传统文化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了，交织着更多的西方文化内容，所以可以说，中国近代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延续和变迁，也是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变迁和发展。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 经历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既有深刻与深远的社会意义, 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弱点。这些正面的、负面的因素, 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从近代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 近代型知识分子的形成, 不但使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了近代文化载体的意义, 也进一步促使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一、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认识

（一）知识分子的性质与作用

“知识分子是专门从事创造和传播价值的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从正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制造社会的合法性，为一定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进行辩护；从反面看，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能是进行社会批判，尤其是进行社会体制的批判。制造合法性和进行社会批判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为某种社会力量制造合法性，同时也就是对另一种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批判。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的产物”。[1]可见，知识分子是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也是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知识分子承担人类薪火传递、知识承继的社会责任。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近代以来开始形成新知识分子群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产生的。知识分子作为思想启蒙的承载者，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文化重建和社会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近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区别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充当帝师王佐。他们所关注的, 主要不是知识的不断扩大与不断的创新, 不是文化的创造与积累, 而是维护传统社会的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他们终生所追求的是由科举而入仕, 或充当官府的幕僚。士大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但士大夫本身并非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它属于官僚阶层，是官僚阶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官僚阶层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实际上，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最后的士大夫，如康有为、梁启超、杨度、严复、蔡元培等等。“从工具批判走向体制批判，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取代传统的士大夫而正式诞生的主要标志。工具批判是对现成体制的修补，而体制批判则是对现成体制的系统改造。体制批判的产生表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没有体制批判，就没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独立。如果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还是一种工具批判的话，那么，邹容、朱执信、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观点，则完全是彻底的体制批判了”。[2]

二、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发展的关系

（一）知识分子推动近代文化的发展

首先，知识分子从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认识到了传统文化的不足，意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他们致力于介绍和宣传各种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促进了思想界的繁荣。从而推动中国文化从器物层到制度层再到心理层的发展，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

第一，洋务知识分子与洋务思潮的掀起，使近代文化以学习西方的器物为归依。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少数先进分子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认识到了中国的“器不如人”，他们通过鸦片战争对西方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有了初步的了解，认识到了中国文化在器物层面上的不足，在这种认识基础上，魏源、林则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进而提出了向西方学学习的思想。使向西方学习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思想由少数进步人士的倡导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思潮。“华尊夷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天朝迷梦被打碎，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有所转变，商的地位有所提高。

同时，他们还将西学的因素引入教育、科学、学术研究等领域，并以探索的精神写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阐述世界大势的著作，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等，这批洋务知识分子成为向西方学习的“开路先锋”，推动了近代文化在向西方学习上朝器物层次发展。

第二，维新知识分子与维新思潮的发展，标志着近代文化在向西方学习上已上升为制度层次。

甲午战争以后，以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维新知识分子迅速崛起，他们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进行了抨击，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不改变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不能到达自强目的的。他们大力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如进化论、民权说、宪政论、君主立宪思想，宣传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因为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曾游学国外,并有从事近代报刊工作的经历，这些有利条件,使他们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至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 开阔了视野, 因而能在更广泛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和选择。同时, “由于他们不像洋务派官僚那样身处高位, 也没有担负洋务事业的实际责任, 因而能够超脱洋务运动的局限,对洋务企业有比较客观的评判。所以,他们在思想上又较之于洋务派更激进。同时,这一批知识分子成长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生时期, 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也曾经有过经商与办企业的经历, 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 他们反映了萌芽状态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人士的要求与愿望”。[3] 此外，他们还提出“与民共利”的思想，并把发展工商业提到了富强国家和抵抗外侮的高度。这些西方先进的政治理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推动了近代文化的发展。

第三，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思潮的深入，使近代文化在向西方学习上进入到了心理层。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向革命转变。“他们通过创办报刊、撰写文章、讲学于学堂，大力宣传革命思想，介绍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批判和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和黑暗，阐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这一切，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影响着群众的思想、行为、价值观念”。[4]特别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提出“非君”思想，否定君主的价值，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并且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针对中国人信奉祖先的传统进行了“祖宗革命”；针对封建思想、伦理道德、三纲五常进行了彻底评判，提出了“三纲革命”；此外还进行了“孔丘革命”。20世纪初叶，革命家对民族性、国民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批判了民族的劣根性，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性太浓，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