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外交政策

战后日本外交政策
一、日本战后外交的背景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是国内政治需要的产物。

外交受到内政机制的影响和制约。

国会程序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层次最高，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由内阁负责。

在日本，首相在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党以国会为舞台，参与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执政党在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战后日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与自民党的主张基本一致。

自民党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以美国建立同盟关系为基轴，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

日本的新闻媒体对对外战略的选择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有较大的影响。

二、日本战后外交的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8—50年代初）卧薪尝胆，依美图存的外交政策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期间，日本统治阶级采取了依托美国庇护，伺机发展自己、重新在国际社会崛起的对外战略。

这一对外战略得到充分实现。

从重结果的观点看，战后日本投入美国的怀抱，换取到宽大的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措施，它从日美基轴路线中得到的“实惠”是显而易见的。

(1)在国内体制方面，日本凭借美国占领政策的力量，实现了由战前政治与经济统治体制向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2)在“战后处理”方面，日本作为对亚洲各国犯有滔天侵略罪行的战败国，在美国的庇护下，逃避了巨额赔款、分割占领、以及接受战
胜国监督管理的命运。

(3)在安全方面，日本栖身于《日美安保条约》的卵翼之下，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安全效果。

(4)在经济方面，日本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最为有利的援助以及技术、资金和市场。

同时，实现媾和及结束占领之后，又依靠与美国建立的日美安全体制，减少了军备负担，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恢复和重建经济上，可谓“一举两得”，日本政界要人小泽一郎得意地总结说“：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筑起防范共产主义势力的护波堤，很重视日本。

本来应该由日本为维持和平与自由而承担的代价，由美国代为承担了。

如果当时日本承担了相应的代价，它要想达到今日的繁荣程度是不可能的。

”(5)在外交方面，日本在早期媾和、加入国际组织、享受自由贸易体制的优惠、恢复对外关系、直至跻身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等方面，都得到美国的鼎力相助。

第二阶段（50年代初）恢复主权、重返国际舞台的对外政策
50年代日本“增强国力，重返国际舞台的对外战略”及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的“外交三原则”，为战后同本对外战略的发展，为日本走向大国化奠定了基础。

在思想上坚决反共的鸠山内阁，为了消除苏联对日本的潜在威胁，减少吉田内阁对美—边1到政策给日本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前提下，恢复了日苏关系，使日本避免了过早地介入冷战对峙风险，为本国经济的发展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1960年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使日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由重视政治、军事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

50年代日本提出“以联合国为中心”，实
际上只是—个幌子，目的在于借联合国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大自己的国际支配力。

“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的真实的含义，实际上就是与美国协调，追随美国。

“峰持作为皿洲一员的立场”的真实意图就是要领导亚洲。

但是，日本追随美国，与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敌对状态，其领导亚洲的角色不可能胜任，更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第三阶段（60年代）发展经济、依靠经济实力向外扩张的外交政策60年代日本对外战略的重点转向积极推行经济外交，以实现经济大国化为目标，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向外扩张，要在经济上追赶欧美，跻身发达圄家之列，为走向政治大国做准备。

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历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战后整个日本外交都带有经济外交的特征。

日本谋求经济大国化，政治目的十分明确，即摆脱战败国的地位。

在此意义上，经济大国化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前奏。

这是因为，战后日本再次沦为小国后，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凭借政治、军事手段推行对外战略的能力，因而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首先发展本国经济，待取得经济大国的地位后再迈出第二步，即反过来以强有力的经济手段增强对外讨价还价的政治能力，走向政治大国。

第四阶段（70年代）加强自主外交、正当国际舞台主角的对外政策70年代，由于日本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加快了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

其对外战略从服务于经济大国变为加强自主外交、力争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政治大国的作用。

1972年，以日中恢
基础。

80年代日本已把触角伸向全球，日本首相在发达国家首脑会议上极为活跃，并把东南亚地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重点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企图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领头羊。

同时还积极发展与欧洲各国的关系，突出自己已是日美欧三极中的一极，并寻求欧洲对它走大国化道路的支持。

冷战结束后的日本外交政策
冷战后的10年，日本重新审视了自己与各大国的关系，并做了重大调整，它仍
然把与美国的关系放在首位。

日本认为，美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日本必须借重的力量，并特别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把防范中国放在了日美同盟的首位。

日本感到中国的崛起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使日本对崛起后的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发挥何种作用心存疑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日本政要希望日本是唯一能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大，因此它所出台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法案基本上都是针对中国制定的。

总之，冷战后日美军事同盟的加强，预示着两国军事合作正朝着“无制约”的方向发展。

例如，美国的军用飞机屡屡出没在中国的近海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挑衅中国主权，并于2001年4月1日撞毁了正当跟踪监视的中国飞机，而这些美国侦察机正是从日本的美军驻日军事基地起飞的，因此，日本在美国挑衅中国主权的行为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

今后日本将被更紧的捆绑在美国的战
车上，将要更多地为美国发动的推行其价值观的战斗出力，这是显而易见的。

冷战后，日本还积极发展与亚洲、欧洲的关系，它要通过积极发展多边关系来确保大国地位，并争取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它大国地位的支持。

此外，它还推出了“欧亚大陆外交”新战略，对那里的资源充满企盼。

冷战后，日中关系仍然是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

日本承认中国的发展给它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同时，它又把中国视为它最大的威胁。

因此，日本既要和中国建立—种对等的、合作的关系，同时又要对中国进行防范。

特别是日本不能很好地反省过去的侵华罪行，并在教科书上大做文章，颠倒历史、误导下一代，以及政府首脑、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阁僚一再否认侵略历史等问题，给未来中日关系笼罩了一层阴云。

在台湾问题上，日台关系日趋密切，并不时制造出一些事端，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日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摩擦，只有到中国实现两岸统一之日才能彻底消除，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斗争将是长期的。

此外，中日之间还存在着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中国政府在明确表示钓鱼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这一原则立场的同时，主张以“搁置矛盾、共同开发”来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但日本右翼代表经常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事端。

因此，日中之间是合作与磨擦并存。

但是，从长远来看，日中关系的发展仍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因为两国在诸多领域存在着共同的利益。

冷战后日本对俄战略的中心是通过发展全方位的对俄关系，促成领土问题的解决。

对日本来说，要实现政治大国化的目标也需要俄国的
支持，俄国的资源日本也同样希望能“共同开发”。

特别是冷战后日本对俄在意识形态上有一种亲近感，它对俄的防范程度远比对中国低得多，这除了俄经济状况不太好之外，意识形态的趋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冷战后俄日关系的确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关系的发展前景并不会一帆风顺，存在着许多制约的因素。

概括起来，俄日关系的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以下三方面进展。

第一、领土问题的解决；第二、经贸合作的进展；第三、战略协作关系的认同与合作程度。

目前这三方面进展得均不顺利。

经济外交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环节，冷战后日本对外援助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日本政府开始在援助问题上公开附加政治条件了，这表明日本已从经济大国型援助向政治与经济并重大国型援助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援助附加政治条件的第三条及第四条，在这两点上，日本都曾以西方的价值观衡量，对中国横加指责，以减少对中国援助进行要挟，干涉中国内政。

从总体上看，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化倾向，其目的是要确保日本以及西方的战略安全和加强日本在亚洲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地位，提高自己在受援国中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