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之文献综述

以明商业文化视“三言二拍”商人形象
——开题之文献综述
“三言”“二拍”是中国古典通俗短篇小说的佼佼者，其中有大量为工商业者立传的“商贾小说”，它们是中国商贾小说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据不完全统计，仅“三言”“二拍”的明代作品，其中主要表现商人生活的，或偶尔涉及商人生活的，便分别各有二十五六篇，再加上其中的“宋元话本小说”中与商人有关的十五篇，则全部有六十六篇之多，占了整个“三言”“二拍”的三分之一左右，其比例是很高的。

这两部作品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明代社会的风云变幻，其中对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此之前，从没有一部作品能如此关注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和商人们的经商际遇、生活情态及其精神面貌。

目前学术界对“三言”“二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从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研究者对“三言”“二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研究、作品的收集与本事探源、作品文本的分析等方面。

对“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50年代开始起步，一直到80年代，研究者和论文都较少，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还不够，但是这阶段的研究给“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邓绍基《谈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生活的两个特色》（1958.3《文学遗产》）一篇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文章，它对“三言”“二拍”商业问题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创新，其独到的见解启示了以后众多的研究者。

邢治平的《“三言”里的明代小说》（1960.1《开封师院学报》）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章，文章指出“三言”里的明代小说塑造了大中小不同层次、地位的商人形象。

80年代以来，伴随着“商业文学”研究的兴起，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三言”“二拍”中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商贾文化，成为一个热门的学术论题。

因此，对“三言”“二拍”商人形象及商业活动的研究，颇受关注，研究者也越来越多。

查阅80年代以来的报刊资料、学术期刊，学术界有关研究论文百余篇，研究此问题的硕博士论文10多篇。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从史料角度挖掘“三言”“二拍”的商业价值。

周舸岷《三言二拍反映的明代后期物价和市民经济生活》（1980.11《浙江师院学报》）认为从“三言”“二拍”中可知明代后期货币及其使用的情况、物价、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城市的剥削关系。

冯天瑜、涂文学的《三言二拍所表现的明代历史的新变迁》认为作品展现了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情。

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论，具有十分宝贵的认识价值。

漆侠《“三言”“二拍”与宋史研究》（1988.3《河北大学学报》）指出“三言”“二拍”中，有62篇是描写宋代社会生活状况的作品，占全书的30％。

这些作品记录了宋代经济作物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纺织业生产的“机户”等有关城市经济、高利贷、商业贸易，以及宋代社会各阶级、阶层人物的情况，对研究宋代社会具有史料价值。

《从“三言”看明代奴仆》（南炳文）从作品中反映的奴仆问题探究当时的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状况，在研究论文当中是角度比较独特的一篇。

文章指出在“三言”中有26篇涉及明代奴仆问题，从所写的奴仆情况可见当时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实际情况。

“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出现了，求深、求全、求新是这时期研究的主要特点，学者们或就已提
出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或以新眼光发现新问题，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重点在对商人形象与商业活动以及商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研究。

对商人地位的提高和经商之道也有所研究。

商人形象与商业活动：《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把商人和商业活动作为描写对象。

9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此问题涉及较多且有了新突破。

邱绍雄《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1992.l0《岳阳大学学报》）、王枝忠《凌蒙初的新贡献—“二拍”平议》（1994.6《东岳论丛》）对“三言”“二拍”所描写的商人形象进行了对比，王桂清《逐“末”求利—略论“三言”中明代作品对商人的描写》以明代作品中对商人的描写作为论述对象，目的在于从商人形象来认清其背后的社会现实。

兰寿春《古代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的擅变》（1996.11《龙岩师专学报》）认为商人形象由配角地位成为小说主角。

描写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霍现俊《从元杂剧与〈三言〉〈二拍〉的情变故事看商人形象的变化》（1997.1《河北师院学报》）和肖琳《价值观念的异动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研究之二》（1999.9《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吴莲英《试论“三言”“二拍”中的“商家女子”》（1999.8《江西教育学院学报》）是研究“三言”“二拍”的论文中非常独特的一篇，它论述了“三言”“二拍”当中的“商家女子”，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也是我所见到的以这个角度论述的论文当中唯一的一篇。

它反映了明中叶后期商业和手工业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意识。

这一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

明代后期的商业思潮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三言”“二拍”的很多篇章都反映了这一点，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周健自认为“三言”中反映了一种新的商业理念（“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重贾轻儒，厚“末”抑“本”）的出现。

[3] 李玫《面对“商人世界”：热情与冷漠—明末清初小说戏曲比较之一》（1994.2《武汉大学学报》）一文亦提出“三言”对商人描写的重视反映着商业观念的转变。

晋云则从“士大夫不得不对商人改容相向”一角度来论述商人地位的提高与士商相混现象的出现。

[4]这一方面的研究论文较重要的还有朱全福《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谈“三言”“二拍”中的商业题材小说》（1995.4《铁道师院学报》），王桂清《冯梦龙世界观与“三言”对商人的描写》（1997.1《学术交流》）。

《明清小说与明清江苏经济》（1999.3《江苏社会科学》）也关注到了“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地域性商业活动，作者认为“三言”“二拍”的一些作品生动地展现了江苏苏南手工业的发展与市镇经济的繁华，对当时江苏的商业贸易和外贸情况，也作了一定的反映。

此外，朱全福《论“三言”“二拍”中的商贾之道》（1996.4《明清小说研究》）对商人的经商之道进行了具体的评析，其中也触及到了商业法则和商人的经商技巧。

价值观念与思想意识：90年代，对“三言”“二拍”所反映的商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晋云《“三言”与明代商人的思想意识》（1991.4《社会科学研究》）用传统的功业观念来解释新生的经商意识，是又一条文学研究新思路。

在此基础上，吴昌友《简论“三言”中下层市民的致富之道及其表现出的市民意识》（1993.9《西藏大学学报》）重点论述了中下层市民的致富之道及其市民意识。

徐定宝《论〈二拍〉中的商贾形象—兼论晚明社会价值观与个体人生观的变易》（1999.5《西北师大学报》）认为在《二拍》的描写中，商贾形象有了根本性的改观，社会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都发生变化。

论述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宋俊华《论明清小说中商人的价值观念》（1996.3《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吴明东葛卫东《功利观的萌发与市民道德观的升值—“三言”“二拍”思想新变阐释》（1999.3《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从史学角度挖掘“三言”“二拍”商业价值的文章对80年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杨子怡《古典小说中商人形象与商人精神—古代商业题材小
说的历史学考察》（1994.3《嘉应大学学报》）从历史学角度对商业题材小说进行了探索。

李令媛的《从“三言”、“二拍”〈幻影〉看徽商》（1994.5《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着重分析了徽商的经营活动以及他们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

这对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徽商和明中叶以后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是很有价值的。

刘志国、王桂清《“三言”中商人形象的历史认识价值》（《古代商业》）从商业资本的流向上考察中国古代商业资本的缓慢发展的原因。

2000年以来，“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研究者和研究论文、著作等都盛况空前。

学者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全面，并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

这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商人形象，商人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商人的经营策略与经营技巧，市民的消费观念与金钱观念。

对地域性商人徽商、苏州商人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这方面的论文也比较多，王培红《〈三言〉〈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2002.3《许昌师专学报》）探讨了《三言》《二拍》在塑造商人形象上的不同，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给商人的生活及思想观念带来的重大变化。

王菊芹《论商品经济发展对文学中商人形象的影响—读〈三言〉、〈二拍〉》（2002.9《河南社会科学》）揭示了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带来的重大变化。

孙义梅《“二拍”中商人形象探析》（2003.7《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主要对“三言”作品中的商贾形象的思想意识、经商的社会历史环境进行了探讨。

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王女曼《试论“三言”对商人的描写》（2003.12《岱宗学刊》）和周柳燕《论明代小说中的商人形象》（2005.2《湖南商学院学报》）。

对商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研究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邱绍雄《试论“三言”中的商贾小说》（2001.11《云梦学刊》）、《论“二拍”中的商贾题材小说》（2002.5《常德师范学院学报》）认为“三言”“二拍”中的商贾小说集中表现了明末商品经济的繁荣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带来新变化，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刘晓林《论〈三言〉〈二拍〉的重商思想》（2005.8《湖南商学院学报》），赵蔚《“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与商业意识》（2005.9《宁波大学学报》）。

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人们的金钱观念和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三言”“二拍”中对此有较多的反映，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

王少梅韩西满《试论“二拍”的金钱观念及其积极意义》（2000.6《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从金钱观念入手，对“二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出界定。

在此基础上，沈金浩《论“三言”“二拍”的钱财观》（2001.1《广州大学学报》）通过考察作品中民众、商人的钱财观，从而对作家的思想观念进行定位。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王言锋《明中叶商品经济发展与〈三言〉〈二拍〉的财富观》（2005.4《江淮论坛》）、王桂清陶萍《从“三言”“二拍”中商人的消费形态看明代商人的思想意识》（2004.7《绥化师专学报》）。

对“三言”“二拍”中商人的经营策略和经营技巧的研究也更为深入。

曹萌《明代商业思潮与〈三言〉〈二拍〉》（2001.1《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描述了明代的商业思潮及其表现，对商人的经营状况、经营管理策略、商业道德原则，进行了重点剖析。

在此基础上，李艳军《简论〈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与经商之道》（2004.9《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分析了《三言》《二拍》中商人各具特色的经商之道。

薛亚玲《诚信、勤俭与进取一从明清小说看我国古代商人的经商之道》（2005.12《太原师范学院学报》）指出了明清小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中许多作品展示了我国古代商人特有的经商之道，其中所体现出的“诚信是为商之德”等进步的商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
借鉴意义。

很多学者的研究也关注到了“三言”“二拍”中所反映商人经商的艰辛，谭广旭、刘奇玉《从“二拍”识明代商业》（2003.5《湖南商学院学报》）探讨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商业因素以及人们对商业意识的认同，对商人经商的艰辛也有所论及。

周柳燕《〈三言〉〈二拍〉“本末”冲突主题探析》（2004.3《船山学刊》）也写到了商人经商的困难和危险。

这时期对地域性商人徽商、苏州商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姜建设《“三言”“二拍”中的徽商生活与徽商形象》（2003.11《南都学坛》）着重分析了徽商形象和他们多彩的社会生活。

朱全福《谈“三言”“二拍”中苏州商人的文学呈现》（2006.5《苏州科技学院学报》）一文对“三言”“二拍”中的地域性商人—苏州商人进行了评析。

赵维平《“三言二拍”运河商贾文化探析》（2006.2《淮阴师范学院学报》）是比较独特的一篇，它以运河流域（扬州、苏州、常州等运河沿岸城市）的商贾文化为论述的角度，肯定了“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商贾文化的精华，也提及其种种糟粕。

对“三言”“二拍”中的商贾文化作了一个全面的评析。

从史的角度考察“三言”“二拍”商业价值的研究在这时期也有一定的收获。

王伟康《“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像及其时代蠡测》（2004.3《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认为“三言”“二拍”通过众多商人形象和他们的价值观念，揭示了明中叶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生活图画和时代的基本特征。

王波《从〈三言〉看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文从《三言》对认识明朝商品经济的作用的角度来考察《三言》。

周柳燕《论明清小说对商业资本流向的透视》（2005.3《明清小说研究》）从明清时期商业资本流向的角度论及了《三言》《二拍》。

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张志杰《〈三言〉中商人形象的历史认识价值》（2004.7《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近年来，研究“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硕博士论文也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优秀论文不断增加，这些论文主要着眼于“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形象及其生存状况、思想观念、道德观、价值观，并升入挖掘其体现的文化内涵，对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继承和创新。

比较优秀的硕博士论文有：高昂的硕士论文《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中的商人形象》，伏漫戈的博士论文《“二拍”人物研究》，罗荣《“三言”中的人物形象系列及其文化内涵》洪娟《论“三言”中的商人、文人和妓女形象》，黄琛《从“三言”“二拍”看明代商业及其道德》。

李志霞《关于〈二拍〉思想倾向的再审视》，刘海涛《“三言”“二拍”中的商贾小说研究》。

对“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著作也有几部相当优秀的：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12）邱绍雄《中国商贾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出版社2005.6）另外，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孙逊《明清小说论稿》和于天池《明清小说研究》都有部分章节探讨了“三言”“二拍”中的商贾文化。

就国内外本领域研究的现状来看，“三言”“二拍”商贾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

主要包括：（1）社会历史的研究（2）商人形象与商业活动（３）商人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4）商人的经营策略与经营技巧（５）消费观念与金钱观念（6）地域性商业活动和地域性商人（徽商、苏州商人）。

以往学者的研究已经充分认识到将商人阶层、商业活动作为文学作品主要表现对象，并对他们做出总体性、肯定性评价，是历史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