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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孟子的区别
孔子与孟子同为儒家文化的大师,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讲求“仁者爱人”,但是二者却有着较大的区别。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网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总的说来,孔子和孟子的不同大概就这三个方面,他们的不同主要是时代使然。
孔子“文武双全”不是虚言
孔子通于射箭、驾车,尤其擅长驾车。孔子父亲曾经手拖下落的城墙悬门,当时就有人以“有力如虎”的诗句夸赞他。孔子与他父亲一样勇力过人。
说到孔子、儒家,人们往往与拱手、作揖、行礼之类联系起来,以往的学人也都这样解说,如《说文解字》说:“儒,柔也。术士之称。”“儒”本来是指以教书相礼等为职业的一种人。由此,人们往往将“儒”与“柔弱”相联系,好像孔子也应该是一位文弱的人。
孔子以前乃至孔子时代,“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是人人必修的“小学”,按照《大戴礼记·保傅》的说法,那时,孩童至“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战争与祭祀一样为人人关心、关注,人人必须懂得射、御,学会射箭、驾车。
孔子教授学生的“六艺”乃是“大学”的主要内容,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科目,是所谓“大艺”、“大节”。孩子到十五岁左右,就应当学习做人与社会管理,这便是《大戴礼记·保傅》所说的“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履大节”。“六经”与“六艺”不同,被称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应当是孔子为这六种科目所编定的教科书。孔子以“六艺”教人,是为了教化社会人心,显然,这与学习射、御没有任何矛盾。
孔子是一位博通的人。有人评论孔子,说他“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后对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说明孔子通于射箭、驾车,尤其擅长驾车。《淮南了·主术训》则说:“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勇服于孟贲,足摄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孟贲是“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兕虎”的著名勇士,传说他力大至“生拔牛角”,而孔子之勇“服于孟贲”,不难察见孔子之勇。“足摄郊菟”是说孔子奔跑能追上郊外的野兔。应当就是《吕氏春秋》说的“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他“力招城关”应有根据。孔子父亲曾经手拖下落的城墙悬门,当时就有人以“有力如虎”的诗句夸赞他。孔子与他父亲一样勇力过人。
孔子希望向往天下大同,要求人们仁爱礼让。但现实中的孔子头脑清醒,绝不迂腐。他也懂得“文事”与“武备”之间的关系,齐、鲁两国在夹谷会盟,孔子力主带兵前往,才使得齐国的阴谋未能得逞。孔子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专注于兵战问题。卫灵公向他请教这方面的问题,他就很不耐烦,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在治理邦国上,孔子主张“足食”、“足兵”、“民信”。如果实在要放弃其一,孔子认为应当“去兵”。只留一者,也应当是“民信”,因为“民无信不立”。
孔门师徒希望“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但是战争毕竟不可避免,所以他指出,如果不对百姓进行训练,不懂得战争之术,就让他们上战场参加战斗,无异于抛弃他们。据《孔子家语·正论》的记载,孔子弟子冉有为季氏带兵打仗,取得胜利。季氏问他军旅的知识从哪里来时,他说“学之于孔子”。冉有认为孔子乃是“大圣”,其学无所不包,“文武并用兼通”。《吕氏春秋》说孔子“不肯以力闻”,但他文武双全却是没有问题的。
孔子并没有“轻视妇女”
对于“女子”与“小人”,都要注意“政均”,不能“近”,也不可“远”,从而让他们恭敬、不怨。要取得他们的拥护、理解与支持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过于亲近,他们就难免简慢而不驯顺;如果疏远了他们,就会产生怨愤。
传统社会中妇女地位一直不高,人们往往认为是“孔子轻视妇女”所带来的恶果,而孔子“轻视妇女”的直接证据就是《论语·阳货》中孔子的那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被视为孔子歧视妇女的铁证,谁要说孔子没有轻视妇女,首先必须越过这道坎儿。
孔子这句话人人皆知。孔子处在父权家长制时代,女性地位较低,似乎被歧视也很正常。但他的思想具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他说“仁者爱人”,难道不包括女性在内?蔡尚思写过一篇文章《我爱孔子,我更爱真理》,说:“孔子大谈忠恕之道,但却不能付诸实践,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诸如推父母,推夫及妻,推男及女等。”又说:“男女性别是优劣品质的大问题。孔子站在男子的立场歧视女子的表现有多种。”蔡先生的基本论据不过就是孔子那句话。看来,正确理解这句话还影响到对孔子思想的整体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