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科举到废科举、兴学堂——近代中国的制度危机

从改科举到废科举、兴学堂

——近代中国的制度危机

王宪明、俞益开（清华大学历史系）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其中包括国际著名学者宫崎市定、何炳棣、张仲礼、王德昭、艾尔曼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科举制进行过深入研究。本文在参考借鉴已有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对晚清科举制的废除及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的制度危机做一粗浅探索。

晚清对科举制的批评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世纪初到甲午战争前，晚清士人对科举制主要批评其无用无实、无标准，虚耗人的大好时光，败坏士人的道德等，在批评的同时又提出了整改的意见。其中冯桂芬对于科举制度改革的建议值得重视。他在《改科举议》中借别人酒后之口指责科举“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又引用了顾炎武的话，“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进而指出科举考试的内容已经变得简单了，“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因此需要增加科目的难度，那么“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难则工拙可以众著，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因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进而，他提出了对科举改革的设想，“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宜以经解为第一场，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以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三场各一主考而分校之。又在《制洋器议》中，冯桂芬提出了鼓励奖励制器的办法。“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夫国家重科目，中于人心久矣，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试贴、楷书无用之事，又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今令分其半以从事于制器尚象之途，优则得，劣则失，划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时文、试贴、楷书之赏，夫谁不乐闻？且其人有过人之禀，何不可以余力治文学、讲吏治，较之捐输所得，不犹愈乎？即较之时文、试贴、楷书所得，不犹愈乎？即如另议改定科举，而是科却可并行不悖。”

王韬在光绪二年（1876年）的《上丁中丞》中写道：“取士之途严，用士之途宽，泥沙与珠玉莫辨也。近日各省广额日增，取求更滥，皆所谓有士之名无士之实者也。士习之坏，于今为烈，然则取士之道当奈何？曰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世第尔来建功诸大臣，皆由科举第中来，谓时文亦足以造就人才，不知此乃时文之不足困真才，非真才之能出于时文也。今请废时文而别以他途取士：曰行，曰学，曰识，曰才。”王韬在随后的《变法自强中》对于如何取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则取士当若何？曰：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何不用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大抵必如前代科目法，区为数门：首曰孝弟贤良，次曰孝廉方正，三曰德著行修，四曰茂才异等。此四者，皆由乡举里选，国家不必试其文章，但当优其奖励，以厚风俗，以端教化。至所以考试者，曰经学，曰史学，曰掌故之学，曰词章之学，曰舆图，曰格致，曰天算，曰律例，曰辩论时事，曰直言极谏，凡区十科，不论何途以进，皆得取之为士，试之以官。至武科，亦宜废弓刀石而改为枪炮。其上者则曰有智略，……；其次曰勇略，……；其次曰制器，……。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务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而天下之人才自然日见其盛矣。”

郑观应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考试》中说“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

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

“如不能复古制，选材于学校，拟请分力两科，以广登进。一考经史以觇学识，二策时事以征抱负，三判例案以观吏治。首科既毕，挂牌招考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西法虽多，以上数种，是当今最要者）。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知天文者必知算学）。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论其艺而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资格，精其选而不定数额。即使制艺为祖宗成法，未便更张，亦须令于制艺之外，习一有用之学，或天文，或地理，或算学，或富强之事，苟能精通，制艺虽不甚佳，亦必取中。如制艺之外一无所长，虽文字极优，亦置孙山之外。”

“虽然，切时之学，不可不习而知也；出类之才，不能不教而成也。既于文武岁科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遴选精通泰西之天文、地理、农政、船政、算化、格致、医学之类，及各国舆图、语言、文字、政事、律例者数人，为之教习，或即以出洋官学生之学成返国者当之。……准其一体乡试、会试，其有独出心裁，能造各种汽机物件及有著作者，准其随场呈验，并许先指明所长何艺，以凭命题考试。此于文武正科外，特设专科以考西学，可与科目并行不悖，而又不以洋学变科目之名，仍无碍于祖宗成法也。”

由此，对以上学者的建议加以归纳可得，废除八股取士，重视西学，乃至于给学西学者以出路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同时早在1862年，贡生黎庶昌上《应诏陈言疏》，指责当时科试取士的流弊，称“今尽困天下之聪明才力于场屋中，而场屋之士又尽一生之精力不为效命宣劳之用，徒困之于八比、小楷、试帖至无足用之物。”1此后，虽然同治帝谕称“嗣后于应课时文外，兼课策论，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用觇实学”2，对于当时士人所倡导的废除八股时文作出了一点回应，但对于如何改革科举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李鸿章在1874年12月12日上奏：认为科举文、武两科考试，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深，科举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贴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李鸿章建议对科举考试稍加变通，另开洋务一科，以资造就3。随后的《万国公报》发表《论西学设科》一文，赞同李鸿章“奏请别开一科，以试天文、算学、格致、翻译之学与正科并重”，认为“此乃中国转弱为强之机”。而清政府并没有理会，科举改革的步伐停滞不前。情况直到1887年才有所改观，江南道监察御史陈琇莹奏称：“西法虽名目繁多，要权舆于算学。洋务从算学入，于泰西诸学，虽不必有身兼数器之能，而测算既明，自不难按图以索”。建议将明习算学人员入正途考试，量予科甲出身。随后，总理衙门、礼部据御史陈琇莹奏请，将明习算学人员量予科甲出身一折，请旨饬各省学臣。终于在1888年戊子乡试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各省送到之监生及同文馆学生32名，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一名。4这是第一次西学和中学同考，虽然取中人数甚微，但意义破大，这毕竟是科举改革迈出的第一步。

第二个时期：戊戌时期。“逮甲午东方事起，以北洋精练而见败于素所亲蔑之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经义”5，于是改革科举制是当时朝野人士的重要议题之一。1895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要求改革科举。“同治元年，前督臣沈葆桢请废武科，近年词臣藩衍桐请开艺学。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选学童十五岁以上入堂学习，仍专一经，以为根本；延师教习，各有专门。”“亦可以考取秀才，举人，进士”。

严复在1895年写成的《救亡决论》中说：

“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曰：

1贡生黎庶昌《应诏陈言疏》，见王廷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一

2《同治朝东华录》卷17

3李鸿章：《筹议海防折》，见《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07—208，210—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5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外日报190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