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探究

第38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11月 Vol.38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Nov.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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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电力学院课程建设项目（20163169） 收稿日期：2016-10-08

作者简介：么孝颖（1966-），女，河北丰南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52-

辜鸿铭归化英译《论语》探究

么孝颖

（上海电力学院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0）

摘 要：辜鸿铭论语英译本自问世以来，受到广泛关注，该译作也因归化翻译策略的运用受到或褒或贬的评价，本文无意对相差悬殊的评价进行立场选择或者评判，而是意欲循着译者的翻译动机、译者的意向读者、以及意向读者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剖析辜鸿铭之所以呈献如此译作背后的深层缘由。

关键词：归化；翻译动机；意向读者；价值取向；认知模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9115(2016)06-0052-04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6.06.012

On Gu Hongming’s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YAO Xiao-y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hanghai 200090, China)

Abstract: Gu Hongming’s English version of The Analects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since its publication, and is also valued either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due to its domesticating strategy. This paper is not intended to make any judgment on those different views, but instead to explore the reason why Gu presented such an English version by considering his translation motivation, his intended readers, his intended readers’ value orientation and their cognitive model.

Key Words: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motivation; intended readers; value orientation; cognitive model

归化和异化是1813年由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提出的两种翻译方法。所谓归化是对原作中的“异质成分”进行处理，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让原作向读者靠拢。归化派以奈达[1]为典型代表。所谓异化是尽可能不去打扰原作，让读者向原作靠拢，使原作中的“异质成分”得以保存，实现文化传真的目的。异化派以韦努蒂[2]为典型代表。笔者认为异化和归化各有所长，应该视译者翻译文本的动机、文体、目的语语境包括目标读者群以及该群体的认知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来确定。《论语》作为儒家经典，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6世纪末以来，逐渐被广泛译为多种西方语言，其翻译方法无外乎归化和异化。1893年问世的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是归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且打破了在此之前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的垄断局面，辜鸿铭也被认为是第一个把《论语》等儒家经典译为英文的中国人[3]。林语堂盛赞辜氏译文“英文文字超

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4]。但以王国维和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评论家却对辜鸿铭的翻译持否定态度，认为辜氏的翻译是一大失败，还有很多学者批评辜鸿铭译本过度使用归化策略，影响了中华文化身份的确立[4]等等。本文无意对上述褒贬不一的评价进行立场选择或者评判，而是意在尝试从辜鸿铭翻译该文本的目的、他的意向读者群以及意向读者群的价值取向和认知思维模式等方面对其归化翻译《论语》的缘由进行溯源式探究。

一、弘扬中华文明使命感支配下的归化翻译

辜鸿铭深谙西方文化，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在他逐渐深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之后，也逐渐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笃爱，并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是革除西方社会种种弊端的出路所在。他在另一本儒家经典《中庸》的译序中指出[5]，“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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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都认为在中国旧的秩序正在消亡，他们欢呼新知和进步文明进入中国。但我个人却不相信在中国古老的秩序会过时，因为我知道旧式秩序、中国文明和社会秩序是一个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会秩序，它符合事物的本性，因此不会消亡。”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文化这样一种坚定信念，怀着“中国文化救西论”的理想，他决定选择《论语》等儒家经典作为英译的文本，希冀能以中国理智和道德的文化装备拯救世界文明[6]。但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西人挟炮舰之威”，视中国为不文明和未开化之地，大搞殖民政治与文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饱受歧视和歪曲，可谓危机四伏。恰逢此时，以理雅各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所译的儒家经典大行其道，辜鸿铭对他们的译文并不满意，认为他们没有准确反映儒家思想的精髓。甚至在辜鸿铭看来，正是由于这些人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要义，糟蹋了中国文化，才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他在其《论语》译序开篇指出[5]，“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他希望通过对《论语》等儒家道德文化的推介，改变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及中国文明的蛮横态度，抛弃西方炮舰和殖民侵略思想[10]。“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形成一种更明白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以便能使他们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的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5]。

正是为了消除西方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误解甚至歧视，更好地把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优越感颇足的西方社会弘扬开来，辜鸿铭努力按照目的语受众的认知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对原文本进行了以受众为导向的归化英语翻译，这是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之下的权宜之计，如此以取得中华传统文化在目的语语境之下的最佳传播效果。

二、读者最佳接受支配下的归化翻译

明确的意向读者是译者选择合适翻译方法的前提，也是成功翻译的一半。辜鸿铭英译《论语》有着明确的意向读者群，在其译文序言中，他指出[5]，“我们努力按照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事实上，辜鸿铭英译《论语》面对的这些意向读者，其中大多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无知且傲慢的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他们认为西方的器物完

美、西方的科学昌明、西方的制度完善民主进步。如此，面对来自东方的文明，他们表现出了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态度。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严重误解甚至歧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可怕的西方文化沙文主义，为了拯救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儒家经典，辜鸿铭表现出了以读者最佳接受理论支配之下的强烈的读者意识，并采取了由此支配之下的归化翻译方法。因此，他在翻译《论语》过程中尽最大努力减轻读者负担，积极为读者着想，以使其译作能够引起西方读者的理解、接受、关怀和认同。译本也因此不仅符合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模式，也具有属于西方读者的西化语言特质，备受西方读者崇拜。李大钊称赞道[6]，“愚以为中国两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辜鸿铭从读者的角度出发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这一点在他处理《论语》中出现的大量人名和地名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消除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感，辜鸿铭在译文中尽量删掉了出现在原文中的大量中国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这也是很多人批评辜鸿铭论语译文的重要原因之一）。纵观全部论语译文，辜鸿铭几乎删除了所有孔子弟子的名字，仅保留了颜渊和子路，对于孔子的其他弟子一般都译作“孔子的一个弟子（a disciple of Confucius ）”或者“孔子的另一个弟子（another disciple of Confucius ）”，或者干脆译为“一个弟子（a disciple ）”。还有其他很多人名都进行了以减轻读者负担为目的的模糊处理，例如，把“季氏”翻译成The head of a powerful family of nobles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 ，把“孟懿子”译为A noble of the Court in Confucius’ native State ，而把“孟武伯”译为A son of the noble mentioned above 。对于地名的处理，辜鸿铭也尽最大努力为读者考虑，把“鲁”这样重要的地名译为“孔子的祖国（Confucius’ native State ）”，对于齐鲁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齐”只译为“另一个国家（another state ）”，“陈”则干脆译为“外国（a certain state ）”。对于如此处理这些人名和地名，他反复强调了他的读者意识[5]，“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感和古怪感”，“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删除其中的专有名词”。很多学者对辜鸿铭的这一翻译处理方法表示不解。笔者认为，客观评价辜鸿铭如此翻译策略不能脱离当时英译《论语》时的时空语境，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历史地还原当时的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悬殊的社会地位以及辜鸿铭拯救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也就不难理解辜鸿铭建立在熟知东西方文化基础之上所采取的以目的语读者最佳接受为主要翻译原则的良苦用心。事实上，辜鸿铭以极大的热情采取读者最佳接受为目的的归化翻译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