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技术没有产生于文明程度较高的古代中国的原因

近代科学技术没有产生于文明程度较高的

古代中国的原因

科学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科技的现实运用能对科学发展产生强烈需要与动力刺激，而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于古代中国？这原因基于以下几点：

1、文化圈的单一。从总体上讲，各种文化的早期原始形态，都是侧重于务实的、经验的层面，但相应地也发展出对这些经验与实际生活的理论抽象与总结，而这又因各种文化自身的原因而有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文化圈的竞争与交流则往往可以刺激对那种抽象理论思维的需求。早期的文化圈主要有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及地中海文化圈。前两个文化圈是一个完整的自足的体系，在其四周缺乏可与其竞争交流的同等文化。地中海文化圈则与此相反，这里存在着多元的平行相互竞争的文化，如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犹太文化，这些文化略有时间先后的差异，但都大约在一个较为开放与平等的环境中相互竞赛与交流，不存在某一种文化的完全输出而不输入，这种文化开放态势的发展决定了西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生态。这种具有决定性的文化生态就是古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在这种竞争中的胜出，前一种文化基于对世界的知性探索，后一种文化根于对生存的宗教超越，这两种态度都孕育着一种科学的精神。当然，一般的观点认为，宗教态度是压制科学的，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只是看现象而不看本质。基督教是排斥其不喜欢的科学，但宗教的超越精神却是科学萌生的沃土，它使人不停留在世俗事务层面，而是在人自身的有限生命之外去探求永恒之谜的奥秘。华夏文化圈在早期也是开放的，如春秋战国之际，在这个区域内存在着诸多政权，在文化上也相互吸纳，但从根本上说，这些不同国家的文化内在精神是同质的，都属于三代文化的遗承。唯有楚国文化与北方诸国文化的差异较大，这个时期文化的多元竞争造成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辉煌与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最大的一次是佛学的传入，这是两个平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了华夏文化的又一次繁荣。但其后，印度文化衰落，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优势文化，在亚洲大陆成一种优势文化，多输出而很难有真正的文化输入，这样一种封闭的文化独立自足体的形成便势属必然。因为感到无有与自己文化匹敌的优越感必然造成一种天朝大国心态的产生。但相反，地中海文明在进入中世纪后，虽然基督教有一统天下的辉煌，但欧洲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到14、15世纪又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如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这些文化又形成一个在空间上并行的竞争态势。

文化的竞争与交流可以说是科学精神萌芽的肥沃土壤。

2、地域的封闭。一些睿智的学者在考察人类文明时，发现越在早期，地域因素对文化越有着强大的塑造与定型作用。当然，地域因素的利弊是随着历史、时代的转换而变化的。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在中西交通发达之际，成为最活跃、最繁荣的欧洲城市，但当奥斯曼帝国阻断了这条道路后，它的优势也随之消失。

同样，在上古、中古，荒蛮的中国东夷及岭南地区在近现代却因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而成为最先发展起来的地区。从大的方面讲，地域因素往往制约着一个文化圈、一个国家的发展形态，这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明显。中华文化圈在早期被限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其东面濒临浩瀚汹涌的太平洋，这个大洋没有地中海的温驯与平静，其西面与北面是荒寒的戈壁、沙漠、高原，南面是热带丛林，这些不利的条件在早期都不利于文化的交流，这也是造成中华文化圈单一和封闭的重要原因。

3、绝对皇权的存在。

真正的学术自由与科学精神产生在权力的缝隙与边缘地带。绝对的权力首先造成了人格奴性与精神的束缚，其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思想界的封闭和科学精神的匮乏。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近代科学不仅未在中国产生，也未能在欧洲之外的任地区产生的深层原因。欧洲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形成一种权力的天然平衡机制，这是孕育现代欧洲民主的土壤。在欧洲，没有形成过绝对皇权、相权与教权，而是形成了王权、教权、贵族三种势力的相互制衡。商业经济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的萌芽便易于在这种权力的制衡与规约中产生。而此制衡与规约是法律产生的前提。每一种权力都谋求一种稳定的制度对其进行保障，在权力的协约中，规范性的法律产生，而其中特别是民法的产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对资本主义商业有了最基本的保护。而资本义的发展是近代科学产生的真正强大动力。

4、重农主义对重商主义的压制。中国既缺乏商业兴盛与科学萌芽的有效机制，也缺乏其兴起的思想土壤。从总体上说来，中国人的思想是受儒家重农的实用主义精神影响最大，自春秋后，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序就决定了中国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而商人只消耗的，损人利己的寄生虫。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使中国商业发展的根基不足。在欧洲，却存在着相反的情况。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政府、民间都极其重视商业经济。商人势力一直是社会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商业也是最活跃的力量，它冲击着一切现成的、僵滞的生产结构与文化机制。它如水的流动，无处不在，它所到之处，既带来清新的思想，也带走本地最先进的思想。很多人以为，商业是讲实利的，科学是求真知的，所以它们根本不相容。这其实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实际上，科学精神是一种理性的精神，讲究秩序、规律、思辨，而这对商人分析市场、管理经济极其有用，另外，商业要进行较长的时间、较广阔的空间周转，这对技术的更新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而这种技术在商业蓬勃发展之时，便不能再依靠传统的缓慢经验积累，而要依靠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对技术进行一种全面的更新换代。可以说，重商主义及商业的流动性是科学精神诞生的又一沃土。

5、逻辑思辨的缺乏。有一句话是说，中国人不怕简，印度人不怕繁。这是道出了中两种文化的分歧所在。印度的佛学是极复杂的学问，其繁难的程度让中国人视之为畏途。但这种繁难中孕藏着一种极强的逻辑思辨精神，这种逻辑思辨精神是刺激科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印度科学并没有产生，这有很多其它

因素，但如果缺乏这种精神，就肯定就不会有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重分析的科学）。但印度人传统思想一旦和这种近代科学遇合，其发展优势顿时突显，这就是其软件业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逻辑思辨尤以欧洲为发达。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代起，逻辑学便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而早在柏拉图之时创立的柏拉图学园便已将西方的科学思辨精神推向了一个高峰。数学被称为科学中的科学，是最具思辨性的学科，它可以不依赖任何现实的东西而可作最深层的推导，甚至可推向根本违背现实并认为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但这却不防碍它在数学存在。数学的长期发展和兴盛是近代科学诞生的基础。而数学精神根本上是一种思辨精神。

6、学科不分家。我们要清楚，所谓的近代科学并不是科学的全部，中国古代有科学但不是近代科学。因为近代科学只是重分析或重实证的科学。这种科学可以对某种现象、某种事物作极端的深入的分析，而可以不顾及其余，重视点的切入，面的展开，而并不重视系统的把握与复杂现象的研究。相对于近代科学的分析实证科学，还有现代的系统科学以及最新的混沌与分形科学。中国古代有科学，但不是近代科学，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就有了系统科学或混沌科学，但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科学离近代科学远，而离现代系统科学与混沌科学近。中国古代学科是不分家的，混沌一体，这源于中国人对宇宙的认识，即一种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大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在若干方面是契合的。从这种宇宙观出发，人就是一个小宇宙，是自足自满的，它和大宇宙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和吻合。而这种最新的分形科学是吻合的。在分形科学看来，任何事物从其整体到局部，都有一种最原始的自相似性，就如英国海岸线，其任何一个局部都与其整体相似，哪怕切到再小，它都有海岸线的弯曲弧度，而没有近代科学所认为的那样，到了一个极小的局部，就可将其视为理想的直线。在分形学看来，这种理想的直线状态是不存在的，当然，这种局部和整体的相似性并不是绝对相同，而是永远大体相似。同样的，在宇宙中，一个作为局部的太阳系与作为整体的银河系有自相似性，而作为局部的银河系又与作为整体的宇宙有自相似性。小到一个人，也和这个宇宙相似。这就是中国的一句俗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故而，人身体的任何一个局部都不能脱离身体这个整体来看待。而西方医学正是在这点上犯了毛病，它将人看作一个无机的物质体，每一个局部可单独看待，这个治疗某些生理疾病，但无法完全治合。这就因为人的局部和它的整体也具有自相似性，只有将其当作整体看待，才能真正治合。这就是中医的长处。

当然，中国有古老的系统学、混沌学，但也因其为太过重视统一和谐，而导致了具体分析的缺乏，导致了学科难以独立，这造成了真正的近代科学难以诞生。没有经历近代科学的洗礼，我们便不能简单地将其与现代系统学或混沌分形学等同，而应看到这其中的不足，找到中国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契合处，并将其发扬光大。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