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的生态智慧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悖论

古希腊哲学家的生态智慧与西方工业文明的悖论
作者：佟立
来源：《世界文化》2016年第03期
古希腊哲学家的生态智慧
“生态”这一术语，源于古希腊文，意思是指家、住所或者生存环境。

古希腊哲学家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学说代表了古希腊哲人的生态智慧。

和谐就是美德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前580—约前500）认为，“和谐就是美德”。

宇宙中的一切无不存在着和谐，宇宙秩序无不表现为和谐，这种和谐的关系谱写了天籁之音。

和谐代表了美和善，代表了和平、健康和快乐。

毕达哥拉斯反对人类破坏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他指出，只要人类继续残忍地迫害动物生命，就不会真正懂得健康与和平。

只要人类大规模地“屠杀动物”，人类就会“相互屠杀””。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前460—约前370）沿着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美德”的生态思想，提出了“古代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他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与人的终极意义联系起来思考，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与自然和谐相处，指出生活的目的不是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真正的幸福是节制欲望，让灵魂宁静，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而是健康的灵魂，要求人们向动物学习，向大自然学习，他说：“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唱歌的鸟那里学会了唱歌。

” 他认为使人幸福的不是征服的力量和金钱，而是正直和公允，人要生活得无忧无惧，就要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提出“中等的财富比巨大的财富更可靠”的观点，认为富豪和赤贫是两个极端，都不可靠，贪得无厌的欲望使人堕落。

叔本华也同样认为，“财富就像海水，饮得越多，渴得越厉害；名望实际上也是如此。

”
健康依赖于自然
古希腊医学家、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前460—前370）的医学著作《论风、水和地方》，阐述了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他指出医生进入一个城市，首先要注意到这城市的方向、土壤、气候、风向、水源、水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等，因为这些对人体健康有重要影响。

有一个病人因下腹绞痛，小便不畅，来找希波克拉底治疗。

希波克拉底说，病人出现这种症状，是由于饮用了污染的水造成的。

他的名言是，人的身体健康“寄希望于自然”，“简单而可口的饮食比精美但不可口的饮食更有益”，“暴食伤身”，“人生短促，技艺长存”，“机遇诚难
得，试验有风险，决断更可贵”，“无故困倦是疾病的前兆”等，体现了古希腊哲人的生态智慧。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奠定了基础生态学对自然历史的研究方法。

他著有：《气象学》《论天》《论生灭》《动物志》《动物之构造》《动物之运动》《动物之行进》《动物之生殖》《论感觉和被感觉的》《论记忆》《论睡眠》《论梦》《论睡眠中的预兆》《论生命的长短》《论青年、老年及死亡》《论呼吸》《论气息》等。

他详细观察和记录了500多种动物的生活情况，他是动物分类学的首创者。

毕达哥拉斯
尊重自然规律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前270）通过研究原子运动，总结了“自然规律”。

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天体运动和旋转、日月蚀，升起降落以及诸如此类的自然现象视为神所决定的，“世界在产生过程中同时也就有了规律”。

他提醒人们把物质欲望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生活简单化，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重视知识的培养和友谊的增进，这样做既能增进健康，又使人不至于贪得无厌，免除痛苦，达到身心宁静的人生境界，他提出“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乃是生活的目的”。

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约前99—约前55，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继承了伊壁鸠鲁主义，著有《物性论》。

他提出，人们当以宁静的头脑去观察自然，因为无限的宇宙除掉它自己的规律之外，并没有什么在外面支配它的力量，唯一的神就是自然规律，最真诚的敬神就是认识和爱护这个自然规律。

贪婪是灵魂的病态
新柏拉图主义的奠基人普罗提诺（205—270）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思想以及东方神秘主义，视太一为万物之源，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复返太一，与之合一。

太一就是宇宙规律，自然法则。

在普罗提诺看来，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秩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人们应当虔修，以求净化灵魂，达到与自然合一的境界。

斯多亚派认为，自然万物是有组织、有系统、不断运动的鲜活的世界，他的格言是“顺应自然而生活”，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善是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按照德性而生活，贪婪是灵魂的病态，堕落的根源。

卢克莱修指出，黄金的发现和使用“使人贪婪腐化，争名夺利，相互残杀”，他认为，“世界处于衰老状态，土地不再肥沃，庄园的收成降低”，源于人们的贪婪掠夺。

西方工业文明的悖论
从古希腊哲学，经中世纪至文艺复兴，从18世纪到20世纪，生态哲学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中被多次提出。

遗憾的是西方现代化之路背离了西方古圣先贤的生态思想，导致了工业文明的进步与破坏生态环境的悖论，由此出现了两个危机，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危机。

这两个危机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0世纪以来，伴随西方工业化而来的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和陆地水体污染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日趋严重，这是工业革命之前西方人始料未及的。

西方的工业化主要依靠的是先进的技术，包括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掠夺、雇佣廉价劳动力、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实现的，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久治难愈，最先尝到苦果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的城市和地区。

一是英国“伦敦毒雾事件”。

其发生于1952年12月4日夜间，“伦敦毒雾”数日不散，最低时能见度一英尺，雾霾与煤烟结合呈黑色。

整个城市交通瘫痪，学校、商店、银行、邮局等关门。

伦敦毒雾造成约12000人丧生。

二是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

1952年12月“光化学烟雾事件”造成洛杉矶65岁以上的老人400多人死亡。

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含有碳酸化合物，臭氧、氧化氮、乙醛和其他氧化剂，在阳光作用下滞留市区不散。

1955年9月，由于大气污染和高温的作用，又造成65岁以上的老人400余人死亡，人们出现眼痛、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

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市还被称为“烟雾城”。

三是北美“五大湖污染事件”。

20世纪70年代，美国受酸雨影响的水域达3.6万平方公里，23个州的17059个湖泊有9400个酸化变质。

最强的酸性雨降在弗吉尼亚洲，酸度值（pH）1.4。

加拿大受酸雨影响的水域5.2万平方公里，5000多个湖泊酸化严重。

多伦多1979年平均降水酸度值（pH）3.5，安大略省萨德伯里周围1500多个湖泊池塘漂浮死鱼，湖滨树木枯萎。

1975年北美还发生了“死湖事件”，纽约州阿迪龙达克山区，严重的二氧化硫污染导致近50%的湖泊无鱼，其中200个成了死湖，听不见蛙声。

四是欧洲“莱茵河污染事件”。

20世纪中叶后，因工业排放，莱茵河成了欧洲最大的下水道。

仅在德国段约300家工厂把大量的酸、漂液、染料、铜、镉、汞、去污剂、杀虫剂等上千种污染物倾入河中。

此外，河中轮船排出的废油、两岸居民倒入的污水、废渣以及农场的化肥、农药，使水质遭到严重的污染。

河水中的有害物质达1000种以上。

五是“桑多斯化工厂化学品泄露”。

1986年11月1日，瑞士巴塞尔的桑多斯化工厂仓库失事起火，近30吨硫化物、磷化物、汞、灭火剂溶液随水注入河道，造成大批鳗鱼、鳟鱼、水鸭等水生物死亡；下游160千米内约有60万条鱼被毒死；480千米内的井水不能饮用；沿岸许多自来水厂、啤酒厂被迫关闭；使已经投资了300多亿马克的莱茵河治理工程前功尽弃。

西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迫使西方各国对工业化的发展进行限制和改造。

更为重要的是，引发了人们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匮乏、能源减少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涉及人类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价值取向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我国现代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