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名词解释发愤著书
名词解释发愤著书
【题目】
名词解释：发愤著书
【参考答案】
（1）此说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出的。
（2）发愤著书的意思是说：文学史上许多有生命力和审美价值的作品，都是作者抒写强烈情感与深广忧思的产物。
（3）此说实际上要求作家直面惨淡的人生，抒写对现实的不平与忧愤，把著书立说、文学创作当作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情感表现的重要途径。
体现了强烈的对现实的批判精神。
（4）此说以历史经验为基础，本之于屈原，又加上了司马迁本人的切身体验，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
并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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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几小点看法中国古代有许多文人对文学创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过描述。
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阐释就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
当然作家创作的动机有很多。
下面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
“诗言志”思想。
《左传》里有“赋诗言志”、“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谁知其志？言之物文，行而不远。
”《乐记》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
《荀子》说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易》《乐》之归于是矣。
《诗》言是，其志也……”《毛诗大序》也认为创作是“发乎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情发乎声”、“吟咏性情”。
上述各种说法，都是说诗文是“言志”、“道志”的，即文学作品要表达抒发作者由客观现实所激发的志向、理想、愿望、情绪。
强调情感在内心萌动而进行文艺创作。
“文以载道”思想。
“文以载道”的思想，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提出要求“文以明道”，是后世：“文以载道”源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
唐代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
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
”“文以载道”虽然不是明确的告诉人们古代文人的创作动机，但是不可否认它对古代文人创作动机的影响，且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原道”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日月云霞，山川草木，虎豹龙凤，均有焕丽炳蔚之色，林籁泉石，又有竽瑟球锽之声，但这都自然而然，乃属无心之美，惟人类秉五行之秀，参天地而为三才，结撰文章，则为有心之美。
”他认为文艺的创造是人类特权，人类的文艺创作是天然而为的，即是刘勰所说的原道思想。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
司马迁认为创作动机来自不得酬的人生悲剧的怨愤，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便愤而著书，用作品来“抒其愤”。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
“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作者：敬莉来源：《报刊荟萃（下）》2017年第02期摘要：先秦两汉文论内容丰富，但是还未完全成熟和独立。
两汉文论成就突出，很值得关注与研究，这对于后世文论的研究也有帮助。
这一时期，文论也呈现出丰富的色彩，司马迁因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修养，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了后世文人们的创作。
本文主要讨论“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研究的材料是《史记·太史公自序》。
由此，可以看出文学创作的一些规律和两汉文论的概况。
关键词：两汉文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影响一、两汉文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概况先秦、两汉文论尚未从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但是汉儒已经开始逐步将文学与学术区分开来，文学和文论趋向于独立。
秦汉大统一帝国建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都是想统治人们的思想。
汉武帝于太学中设五经博士，儒学成为钦定的官学。
另外，儒学内部有了论争，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论争中，今文经取得了胜利。
东汉后，古文经渐盛，郑玄集古、今文经的大成，结束了古、今文经学之争。
因此，两汉文论以儒学为宗是其大的背景。
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
汉代文论不断深化。
出现了《毛诗序》这样一批理论l生很强，观点鲜明的论文。
论述的范围也更广。
汉人的文学观念较先秦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区分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
二、司马迁的文论思想西汉初期，统治者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化学术氛围较自由，战国诸子仍有影响，当时的文论较为丰富多彩。
司马迁在这一时期对文论有所贡献，《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包含着他的文论思想。
包括实录精神以及春秋义法，说明作家的创作要如实的反映社会现实，要有“不虚美、不隐恶”的严肃写作态度；文章写作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
当然，最为人欣赏的以及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发愤著书”说。
三、“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本文概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和理论价值。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这一理论命题的内涵、来源及其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并进而分析其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影响。
文章首先将对“发愤著书”说的基本内涵进行界定，明确其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独特地位。
接着，通过对司马迁生平及其著作《史记》的深入分析，揭示“发愤著书”说在司马迁创作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进一步探讨“发愤著书”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分析其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
文章将对“发愤著书”说的现代意义进行阐发，以期为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司马迁的生平与著作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
他的一生历经了从盛到衰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个人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
司马迁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少年时期、仕宦时期和受刑著书时期。
在少年时期，司马迁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群书，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他的学识不仅限于文学和历史，还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等多个领域。
这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仕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重要阶段。
他曾任郎中、太史令等职，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宫廷秘闻。
这些经历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然而，司马迁的仕宦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但也使他有了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
受刑著书时期是司马迁人生的最后阶段。
在遭受宫刑后，司马迁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他忍辱负重，坚持创作，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
在《史记》中，司马迁不仅记录了自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的历史，还融入了自己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生的独特感悟。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书《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在自序中所表达的发愤著书的决心。
以下是对其中涉及的几个关键词的解释：
1.司马迁：司马迁（约前145年-约前86年）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他是《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纪传体写成的通史的撰写者，被誉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2.发愤：发愤指努力奋发、专心致志、积极进取，追求进步和成就的精神状态。
在自序中，司马迁表达了他发愤著书的决心，意味着他以极大的努力和热情投入到写作《史记》的工作中。
3.著书：著书指撰写书籍、写作著作。
在这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表示他立志要写一部具有纪实性和文学价值的史书，用以记录和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演变。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名词解释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学者，他的学术成就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是指他在撰写《史记》这部纪传体历史著作时所体现的积极态度和奋发精神。
发愤著书是指司马迁对于历史文献的认真研究与处理，并将其著述成书的行为。
司马迁毕生致力于整理和记录中国历史，他的著作《史记》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具有两层含义。
首先，他对于史料的收集和整理非常认真，
精益求精。
他广泛阅读古代史籍、编纂史书，努力寻找真实可信的历史记载。
其次，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这部著作时，以推崇忠君、尽责于国家为宗旨，秉持严谨求实的态度，力求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
他强调历史的功过得失，将史料进行可靠性鉴别，并且通过对历史事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为后世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观点。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不仅代表了他对于自身学术事业的热情和奉献，也展示了他
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
他以史为鉴，力求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进步，成为后世史学家学习和追随的典范。
通过他的著述，司马迁为后人提供了一扇了解古代历史的窗口，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
因此，司马迁发愤著书是指他以极高的热情和奉献精神，通过深入研究和真实
记录的方式，整理编纂了《史记》这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述“发愤著书”说的发展脉络
简述“发愤著书”说的发展脉络作者：邓文文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0年第01期内容摘要：苦难能加深人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从而激发一些人的写作意识，写下不朽的文学作品，这是“发愤著书”的基本内涵。
这个理论由司马迁提出，而后历代都有人对其有自己的解说，如刘勰、韩愈、欧阳修、李贽等。
关键词：发愤著书蚌病成珠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自古以来，对于文人写作动机和写作心理的探寻，是一个长期被热烈讨论的问题。
诗人作家为何而作诗作文，值得我们深思。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中有多个篇章表现了作者对现实黑暗面的批判精神。
如《硕鼠》《伐檀》，二者都表达了下层人民对统治者不劳而获的嘲讽和痛斥之情。
看到了社会不公的黑暗面，诗人内心受到触动而写下诗篇。
所以我们说，写作就是记录外部世界在诗人心中所留下的印象和感慨。
而由于生活本身就是充满苦痛的，所以自古以来文学作品多以写“哀情”为主。
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屈原，正道直行，然而却屡遭奸臣陷害，而国君又听信谗言，不肯为他主持公道，在感到自己的苦闷为天地所不容的时候，他发出了“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的感慨，他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下《离骚》，并在《九章·惜诵》中明确说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即写作是为了表达愤懑，更是为了抒发心中挚情。
通观屈原所有作品，其中不仅表达了他对黑暗世界沉痛的批判之情，更有对于国家、国君的恋慕之意。
作为屈原精神的一个狂热追慕者，西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在这里例举了许多古人的事迹，就是要说明一个有规律性的问题，即人在受到挫折之后，可以写出不朽的作品。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
试析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摘要：司马迁是汉代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虽然他的文学思想体系不是十分的完备，但是其丰富性和卓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而发愤著书说又是重中之重。
本文结合《报任安书》和《世纪·太史公自序》，着重讨论其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历史传承及其影响、意义以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发愤著书文学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文学家，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历来备受学者的重视。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
了解其发愤著书说，对我们了解司马迁整个文学思想是十分有意义的。
同时，由于时代的原因，司马迁的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也使我们对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这样一短话:“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
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①《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大抵可知“发愤著书”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运行模式。
“发愤著书”是作者遭遇缧绁、身毁不用之时，经过“深惟”之后所作出的冷静的决断，它促使司马迁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去完成艰巨辉煌的时代使命，同时也是先父遗命。
可以说它是司马迁在自己实际创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代伟大作家的生活与创作进行分析和总结而提出来的。
其含义实是人生受困后的发奋振作,是在身心挫辱之下,情感与理①《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37页智交变之后的一种升华方式,是士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其自我价值。
立言的不朽——浅谈“发愤著书”
80品 评立言的不朽——浅谈“发愤著书”尚志会司马迁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理念，并完成一部伟大的著作《史记》。
司马迁以其独特的人格感染着后世文士，“发愤著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后世文士追求立言的不朽，以及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形成了优秀的著述传统。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是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的追求。
在儒家传统下，尤其以文士为代表对“立言”又有着高度的自觉追求，其表现实际活动上主要为“发愤著书”。
这一实践理论导源于先秦诸子，如孔子对六经的整理等，而在西汉司马迁时被提出。
司马迁是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其著作《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其著述伟大，而遭际坎坷，他所提出的“发愤著书”这一理论，具有独特的感召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学说的不朽何谓“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在信中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为著作《史记》而不得不含垢忍辱、苟且偷生的痛苦心情。
他总结前人事迹，历览史实，得出了经典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苦难的锻炼。
司马迁在信中列举了西伯侯、孔仲尼、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子等先贤前修，他们都以困顿坎坷的遭遇为共同点，或身体受损、或精神困顿，但他们最终都以杜鹃啼血的意志完成了惊人的著述，为后世树立起一座精神的丰碑。
这些人物给予了司马迁重振精神的动力，正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自己因李陵之祸遭受刑法后的心情，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其内心苦闷、彷徨，在前修那儿汲81品 评取力量，决心著述，求立言不朽。
所谓“发愤著书”，即指一个人因为受到外部的打击，而奋起反抗，以实现自我的超越。
发愤著书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书里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司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七讲：《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发愤著书”说
第七讲
长歌当哭： 《史记· 太史公自序》 的“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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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 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历史学家。 其父司马谈为汉武帝前期的太史令。 元丰三年（前108年）迁继任父职。 天汉二年（前99年），因“李陵之 祸”下狱，次年受腐刑。出狱后任 中书令，完成《史记》一百三十卷 （后有数篇散佚，由褚少孙等补 撰）,不久辞世。其思想基本属于 儒家，并受道家自然观的影响，同 时又能广泛借鉴百家杂学的有益成 分，并注重工商渔盐之利。《史记》 开创中国纪传体通史之体例，亦为 中国史传文学之典范，对后来的史 学和文学均有重大影响。相传另有 《万岁历》一卷、《素王妙论》一 卷及辞赋文章若干，今大都已亡佚。 《汉书》卷六十二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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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中关涉创作动因的说法 以感物而动为大宗，即认为创作者被外物 感召，然后产生创作的冲动和紧张。感物 而动的“物”可理解成三个层面：其一是 自然外物，如钟嵘《诗品序》云“春风春 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 凡此皆能“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其二 是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如悲欢离合一直 都是诗人们重要的创作动因；其三是司马 迁所谓的作者自身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
——《史记· 太史公自序》
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史记》卷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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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举了八个例子，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 即人在最倒霉、最窘迫、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往 往会发愤著书，写出不朽的作品。“此人皆有所郁结， 故述往事，思来者”便是一种创作动因。 “发愤著书”的理论内涵有两点：首先它是关于 创作发生的理论，即“为什么会有创作”——司马迁 认为人有悲愤之情要抒发、要叙述，这是一种很大的 心理动机。其次，它揭示了文学创作的审美价值之所 在，或者说创作审美价值形成的原因，即悲剧作品具 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发愤著书说和王充思想
第二节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愤怒出诗人”，这是西方流传的一句名言。
诗人往往诞生于愤怒，诗作往往是人的愤怒情感的发泄。
德国作家丁.凯尔纳在《诗》中说：“真正的诗歌只出于被深切苦恼所炽燃着的人心”。
这句话在我国古代的《诗经》中也能找到它，《诗经》中的无名氏已在吟唱：“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君子作歌，维以告良”，心之忧，故歌且谣。
尽管“状”和“愤怒”在情感的强度上有别，但如与欢愉、和平、宁静的心理相比，毕竟还是可以把它归为一类，即属于创作的经历和情绪。
这可以说是古文人“发愤著书”说的先声。
纵观整个中国古典文论史，虽然处于正统和主流地位的儒家文艺思想所要求于艺术家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仪”，是“主文而谲谏”，是“温柔敦厚”，但艺术家们仍然走出了一条叛逆之路，从“诗可以怨”中发挥出来的“愤”的意义，在历代文论中都有所申张并形成了一条颇为鲜明的脉络，在司马迁之前，这条脉络大约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园有桃》）——“诗可以怨”（《论语》）——“发愤以抒情”（屈原《惜诵》）——“愤发于中而形于外”（《淮南子》）。
在文艺创作的意义上首次明确应用“发愤”一词的是屈原，《九章·惜诵》中说：“发愤以抒情”，说明自己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主要是出于“愤”，与之同等的还有“怨”、“忧”、“愁”等用语。
西汉刘安更是在《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明，人的内心愤懑之情必须通过外在的行动给予渲泻，“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则愤，愤则怒，怒则动，动则手足不静”，然而，把屈原及淮南子等人的“愤”与“作”之间的关系正式在创作领域确立下来，并极大的影响了后世的人物是《史记》的撰写者，西汉司马迁。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是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并在此基础上感同身受，归纳出了“发愤著书”说。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
“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作者：刘德平来源：《速读·上旬》2016年第10期摘要：“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理论命题，由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发展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再延续至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和蒲松龄的“孤愤”说，使“发愤著书”说形成一条清晰的继承和发展的脉络，对后世的诗学理论和小说理论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孤愤“发愤著书”说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来的，成为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揭示了作家创作的直接心理动力“愤”。
“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并不是司马迁一时兴起之作，而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受到孔子“诗可以怨”和屈原“发愤以抒情”思想影响的结果。
一、“发愤著书”说的溯源在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之前，先秦的典籍中已经开始萌芽这一理论主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这种情性的抒发，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简单的说，就是诗歌可以抒发“怨”“哀”“思”等情性，但一定要符合儒家诗教中“温柔敦厚”的原则。
因此，孔子的“诗可以怨”的理论主张，表明在文学创作中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合理的调控情感，含蓄的表现情感，防止过犹不及，进而发挥出诗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即“怨刺上政”，强调了诗歌的批评讽谏作用，也肯定了诗歌的政治功能。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可以怨”的理论固然有着一定的反抗色彩，但在传统诗教的束缚下，它的锋芒更多地消融在一种规讽柔婉的风气中，一般文学作品对黑暗现实也仅能起到“劝百讽一”的作用。
之后，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提出“发愤抒情”说，开创了关于“愤”这种情感体验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的先河。
这一学说出自他的作品《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精品文档你是怎么理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司马迁文学思想特色之所在。
所谓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心理上受压迫而不得伸展，怨愤郁结，借著书立说发挥疏通，这样才能恢复心理平衡。
愤”强调了创作者在逆境中奋起而不消沉的品格，极富于批判精神和战斗精神。
一、“发愤著书说”的内涵发愤著书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著书泄愤”和“著书言道”。
“泄愤”是著书的动力，“言道”是著书的目的。
在“发愤著书说”中，这两方面的内容，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著书泄愤”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书泄愤”强调文学创作的作用，主要是干预现实、批评现实，提出“愤”在情感方面的作用。
《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国，《说难》《孤愤》。
司马迁通过从古至今的例子论证了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论著书策以述其愤，思垂空文以自现”的观点，他更是提出“《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具有总结性的观点另一方面发愤著书”是关于文”与道”的关系。
司马迁认为发愤著书”的目的是言道，要言圣贤之道，这与我国古代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
二、发愤著书说理论的历史传承和影响孔子的《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说人们可以借文艺来发泄胸中的牢骚，发愤著书”与诗可以怨”一脉相承，且发愤著书具有更进步的意义。
在后代，韩愈在文上主张的不平则鸣”就是发愤著书”的继承和延伸。
韩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提出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另一方面又提倡穷苦之言”，认为和平之言易好”，自觉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也是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浅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浅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李 波 赵 丽【期刊名称】美与时代（下旬刊）【年(卷),期】2014(000)002【总页数】2司马迁通过批判继承先秦时代“中和”美的文艺思想，形成了“发愤著书”说。
他所抒之愤不仅仅局限于小我之愤，而是透过自己的苦难，看到了不合理社会中的公愤。
“发愤著书”说揭示了文化艺术创作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别卓绝的艺术，比如汉文、晋字、唐诗。
在每一种艺术里，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如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等人。
我们当然可以把司马迁看作一位史学家或者思想家，但是仅仅拿文学成就来讲，他依然可称得上是不朽的。
翻开《史记》，最吸引我们的是那些纵声高歌的豪客，按剑而起的侠士，甘愿奉献的士人，忍辱负重的英雄，这一切给《史记》笼罩上了一层慷慨悲壮的美。
如果说文学创作传达的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毫无疑问，司马迁穿越了历史的时空，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广泛记述了从黄帝时代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将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以及刺客、侠士、商贾、卜者、俳优等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纳入其中，创作出伯夷、伍员、荆轲、项羽、韩信、李广等一大批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司马迁在文艺观上发展了先秦思想家“中和”美的思想并形成了“发愤著书”说。
一、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在西周末期，我国就出现了以“和谐”为美的思想。
《左传》记载了季札观乐的情形，他分别用“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乐而不淫”来点评周乐。
季札的评论，表现出一种崇尚“中和”的美学思想。
春秋时，孔子在评价《关睢》时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1]他又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思无邪”等观点构成了传统儒家崇尚的“中和”的美学思想。
然而，“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3]司马迁一反儒家“温柔敦厚”的“中和”美学传统，提出了“发愤著书”的理论。
论“发愤著书”说的生成原因
论“发愤著书”说的生成原因关键词：“发愤著书”说文学创作生成原因“发愤著书”说是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一个传统命题，在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基础上由司马迁正式提出。
司马迁之后，各朝代文论家都有相关论述，如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柳宗元的“感激愤悱”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陆游的“愤郁中不平”说、清代归庄的“两不幸”说、金圣叹的“怨毒著书”说等。
“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流行和发展，不仅与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而且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
一、创作：“发愤著书”说生成的文学土壤“发愤著书”说是对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文学创作是其产生的基本前提，“发愤著书”说之所以产生发展，绵延古今，关键在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愤怨忧伤”创作的大量存在。
对于“愤怨忧伤”的作品，陆晓光教授在《“穷而后工”：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的考查与反思》一文中曾作过统计。
统计表明，先秦《诗经》中54%的作品都可以不同程度地说是“怨愤忧伤之作”，而两汉和魏晋六朝作品中“愤怨忧伤”之作则分别高达82%和67%。
陆晓光教授对清代朱彝尊的《词综》的调查也发现，《词综》共辑录词有2252首，其中怨愤愁思之作就有1710首，百分比高达76%。
以上统计对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来说，当然是很不完全的，但足以说明古代“怨愤忧伤”的作品数量相当惊人。
理论来源于实践，正由于中国古代大量“怨愤忧伤”的作品存在，作家、文论家在总结他人或自己创作经验时提出了“发愤著书”命题。
如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就是对西伯、仲尼、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人的“意有所郁结，不能得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创作经验的总结。
司马迁所论虽不全是文学创作，很多都是哲学理论或史学著述，但所体现的原理是一致的。
白居易“愤忧怨伤”的提出，则是对文学史上“愤怨忧伤”之作的直接总结。
其《序洛诗》云：“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雅》之后，苏、李以还，次及鲍、谢徒，迄于李、杜辈，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
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章第四节淮南子的道家文论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第二，关于艺术欣赏。
其一，“知音”之重要。正确的欣赏批评以“知音”为保障，《修 务训》云：“夫无规矩，虽奚仲不能以定方圆；无准绳，虽鲁班不能以 定曲直。是故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艺术品一旦 产生，便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但它要靠钟子期那样的“知音”来欣赏。 而在实际欣赏批评中，“知音”是很少的。
一、《淮南子》的道家文论
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乃汉高祖之孙，他召集门客编 写了一部子书，名《淮南王书》，又称《淮南鸿烈》、《淮南子》。 东汉高诱《淮南子序》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 静，出入经道。”书中继承和发展了道家的文艺观点，又吸收了儒 家的思想成份。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关于情感产生与艺术创作。
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 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重要建树，主要表 现在两方面，一是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对其后的文学创作和 文论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在《史记》中专门为文学家设传，并 对作家们的生平事迹及作品展开评论，推动了古代作家论和作品评论的 发展。 发愤著书:“发愤著书”是司马迁也是汉代文论最重要的文论命题。《太 史公自序》云：“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 《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 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此人 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司马迁指出，“愤”是作家“意有所 郁结”的情绪状态，即心理受压抑而不得伸展的状态。作家怨愤郁结， “不得通其道”，从而借创作发挥疏通，以恢复心理平衡。司马迁的 “发愤著书”对文学创作的心理机制作了较深的探索和阐发。两汉之后， 很多理论家和艺术家都对此作了论说，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欧阳 修、李贽、金圣叹、张竹坡、蒲松龄、廖燕等都从不同角度作了阐发。 可以说，“发愤著书”说自司马迁提出后，贯穿古代文论史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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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司马迁“发愤著书”说
摘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继承《论语》“诗可以怨”的传统,他对前人改进创新,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影响,意义深远。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陈师道的“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等都深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影响。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已经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一个很好的发展。
关键词:发愤著书;愤懑;逆境
司马迁,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他创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巨著——《史记》。
对《史记》的研究,很多学者都是持“发愤著书”的观点。
“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命题。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曾这样写道: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在《报任安书》中也出现类似的言论。
这些文字讲述了一代代伟人在逆境中化悲愤为力量,最终创作
出流传千古的巨著。
司马迁将此类伟人的事迹与自身的事迹相结合,得出“发愤著书”一说。
这一文学批评命题,贯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始终,具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重要深远的理论意义。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理论成果,而是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一步步总结创新得出的。
早在《诗经·园有桃》中,就有诗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因为心中忧伤,所以化忧伤为力量,用来吟诵诗谣。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含有“发愤著书”这一思想的文字记载。
将这一思想进一步深入的是《论语·阳货》中得一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
”“诗可以怨”是诗可以用来抒发心中的愤怨。
反过来理解:如果心中有愤怨,可以借愤怨之情写诗。
这是“发愤著书”思想的进一步明确。
“发愤”一词首次出现应是在《论语·述而》中: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而将“发愤”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并明确应用的是屈原。
他在《九章·惜诵》中这样写道:发愤以抒情。
即屈原之后,西汉刘安在《淮南子·本经训》中提出:愤发于中而形于外。
他认为人内心的愤懑之情需要一种外在的行为方式去宣泄。
这与“发愤著书”思想的联系更紧密了。
司马迁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将“愤”与“作”之间的关系正式在创作领域确立下来。
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而触怒汉
武帝,被处以宫刑,这使他在生理和心理上受到巨大的双重打击。
人格、精神上受到的毁灭性侮辱使司马迁曾想一死了之,但是壮志未酬,不能半途而废。
同时他又从《周易》、《春秋》、《离骚》等巨著的作者们身上得到激励:逆境磨练意志,化愤懑为写作动力!相似的悲惨遭遇,极大程度上鼓励了司马迁不屈不挠,化痛苦和愤懑为写作的动力,在“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完成《史记》。
所以在结合屈原等人的理论思想及自身的亲身体验之后提出了“发愤著书”。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不是将愁怨悲愤之情宣泄在作品当中,而是将愁怨悲愤化成写作的动力。
这里的“愤”是指作家“意有所郁结”的精神状态。
作家在生理、心理受到重大伤害,内心郁结却无法宣泄释怀,从而借著述立作来使自己转移注意力,暂时忘记伤痛,恢复心理平衡。
“愤”不但是作家愁怨的情绪,也是他们高尚人格、坚定意志的体现。
在“发愤”情况下著出的书,情感迸发,往往更有感染力,其艺术魅力也是独到的。
在司马迁看来,“发愤著书”是为了达意通道,包含了两种情况:一、司马迁的崇高理想和抱负不能施之于事业,没有在实际上实现,才借“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作为寄托。
二、司马迁的志向是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提出属于自己的理论观点,写出属于自己的著作。
所以他的“发愤著书”既是对前人的文学总结,也是抒发自己的心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继承“诗可以怨”的传统,对前人改
进创新,对后人也有重大影响。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陈师道的“其穷愈甚,故其诗愈多”等都深受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影响。
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中,已经意识到“泄愤”和“言道”的统一性,这是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一个很好的发展。
但是,“发愤著书”并不是创作出优秀巨著的唯一原因。
作家创出巨著与其自身的人文素养是分不开的。
创出优秀作品需自身素养,材料积累等多种条件,“发愤著书”只是其中之一。
“发愤著书”说有它自己的适用范围。
得在适合的社会条件和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一、具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文人不被统治阶级认可,受到统治阶级的迫害打压。
具有才情的落魄作家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和生活动力,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使自己的才干得以发挥,发愤著书在此时最适
合不过了。
二、文人有建功立德的意识,远大理想没有实现时就遭遇不幸。
为了让自己的思想能够流传下来,从而“发愤著书”。
例如屈原,报国无门时,不愿与黑暗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被放逐时写下了《离骚》。
三、封建统治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社会,统治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百姓死活,任意压榨。
身处这种时代背景下的文人,为了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及个人命运史,选择“发愤著书”。
个人认为,以上情况较适合“发愤著书”说,在这些情况下的“发
愤著书”成效也较显著的,往往能真切反映作家的真实情感,社会环境,时代背景。
这也成为古代文人与黑暗社会,不合理命运抗争的一种方式,也是文人用来完成自己梦想的方式。
只是,这一切都得在相应的合适条件下才能完成。
所以,在对“发愤著书”说的评价上,我们要有客观的态度,不能过分的夸大其作用和影响力,不能将其神化,因为没有正确的条件和范围,“发愤”未必能“著书”。
我们应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评价“发愤著书”说。
在今后的文学发展中,我们定会提出新观点,新理论。
但无论多久,我们都不能否认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历史意义。
我们应该继承与发展,进一步完善“发愤著书”说。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3]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武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