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秋声赋》是一篇老课文。关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我以为是比较明确的。课前也查阅了很多赏析方面的文章，它们基本都持作者思想消极一说。代表的观点如下：作者感于秋声对自然界万物的摧败，产生了人生短促的感慨，认为人们不该自寻烦恼，自我伤害，从而宣扬了清心寡欲、养生全命的消极思想，并且认为作者深受老庄一派消极思想的影响。这样一个消极、清心寡欲的人物形象似乎已经成了定论。我也基本赞同这样的观点。

我还拿其他悲秋的文章来作比较。如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辛弃病“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因为这些人人生失意，所以作品比较凄凉。欧阳修的作品可以和这些作品对照起来研究。可谓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是悲秋大都反映了作者消极的思想。

有学生对这篇文章的思想感情提出质疑，认为这不应该是消极的，而应该是积极的。理由如下：1.根据知人论世的方法，要判断一篇文章，必须先了解这个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文章必定是有感而发。这个是我讲授过的。学生举了一些例子：杜甫为什么写《登高》，因为他是仕途不得意，并且是抱病之躯，所以秋天在他笔下是萧瑟的；屈原的《离骚》为什么多牢骚，因为忠言得不到采纳；李后主、李清照都是因为人生不得意才有那些让人读之泪下的作品，可见有什么样的生活注定了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他认为欧阳修和上面所说的人不一样，那些人是在失意中写出那些文章的，是悲悼之作。甚至有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在里面，实际上心中充满了对权力的渴望。而欧阳修当时并不失意，更和前面所提出的人不一样。他当时没有被贬，身体也很健康。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篇文章写于1059年，要注意的是在1057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在古代主考官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差事。一个人要想在朝廷中有说话的权利、说出来的话有分量，就需要有很多人力挺他。主考官正好可以拉拢门生，扶植自己的势力。而一些急于进阶的学生也希望通过和主考官拉上关系，以后做官了彼此也有个照应。在古代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一旦师生关系确立就不可更改，如果被老师赶出师门那就永远无法抬头了。所以说在写《秋声赋》之前，他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欧阳修本人就是晏殊的门生，和韩琦、范仲淹是同榜进士，他们彼此也是互相照应，同进同退。欧阳修几次被贬也都和帮范仲淹说话有关。他此时可以说朝中有人，也不乏后继力量。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宋代设置六部，他掌握了最有实权的两部，权倾一时。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欲与草木而争荣”。且此后欧阳修确实几次提出归隐。可见这是一种非常洒脱的思想，是淡泊名利，视富贵如浮云，不愿意被红尘俗事所扰。这和一般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是有很大区别的，这种精神不正是我们所着力提倡的吗？更有学生提出了大丈夫的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认为欧阳修是大丈夫的行为。我们不是经常说李白不事权贵吗？说朱自清不食美国面粉吗？不是经常赞扬激流勇退、功成身退的那些人吗？进而，学生提出，欧

阳修的思想是积极的。而不是一般所说的消极。

我思索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解决得好可以开启学生的思维，解决得不好，学生思想就会一团糟。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我以为可以在几个方面做文章。

1.关于几个词汇的辨别。激流勇退、功成身退、全身而退、知难而退，知难而进，衣锦还乡、见好就收等。由此牵涉到我们的美学原则，即是喜欢大团圆式的结局。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忌讳悲剧，所以我们做事往往是见好就收。所以就有很多立了功的人选择归隐。因为在当时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是会人头落地的。知难而进的人往往有不好的结果：李广60多岁还主动请缨杀匈奴，结果郁郁自杀；马援也是那么大年纪还去杀敌，结果也不能安乐死；赵充国也是这样的情况。

可以说激流勇退者是一种保全自己的做法，但是这样的做法也需要勇气来抵御一些来自更大利益的诱惑。一个已经取得成功的人坚持到底可能是更大的成功，也可能是溃败。

2.国家和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功成身退这的确是一种境界，意味着他能够抵御诱惑，能够在诱惑面前抬起头来。学生赞赏欧阳修也往往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但是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这就比较消极了。李白等人是不能得到高位，不能同流合污，他蔑视权贵是我们所赞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当了官就可以不作为。中国人对官很迷信，很期待，称他们为父母官，不作为怎么说得过去。欧阳修是身居高位，却时时想全身而退。关于引退，一种退是我们所赞赏的，是让贤，如果不让，我们认为是太个人化的，比如古代一直被我们所称道的禅让制。还有一种就是逃避。欧阳修大概属于后者。我们批评那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在黑暗的年代，我们希望有人站出来为民呐喊，就像鲁迅一样。我们现在的学生往往是站在个人立场上考虑问题，集体意识淡薄。我选择了批判欧阳修这种隐退思想，并且就历史上的引退进行划分，有些是需要我们鼓励的，有些是批评的，就看你能不能效力。鲁迅说过，文人一种是帮闲的，一种是帮忙的。欧阳修显然不是帮闲的。关于是不是让贤的问题，我想就算欧阳修不能担当如此大位，也没有必要引退，发出“百忧感其心”的感叹出来。古代的读书人本身就少，像欧阳修这样饱读诗书的人就更少了。在宋代一科考取的进士大概也就200到300人，欧阳修20岁出头就考取进士。在古代举人就可以做县官，进士最少也可以做县官。可见读书人奇缺。当时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欧阳修为什么要引退呢？可以说是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中国古老的美学思想在作怪。我们翻翻史书会发现很多人立了功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不断地上疏请退，告老还乡或者说是衣锦还乡。“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如果否决这种做法那当然不是一种人道的做法。但是我们对人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在打拼了很多年之后是应该如此，但是不能希望所有的人或者说是我们的脊梁也是这样。我们历史上从来不缺少为民请命的人。如东汉马援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后病死沙场。辛弃疾那么大的年纪也在时时刻刻想着临阵杀敌。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了为什么自己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