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十讲】 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
刘知己史通直书与曲笔课件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刘知己的史通直书与曲笔理论对后世 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书 精神强调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物性 格，为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 支持。
曲笔理论则启发了文学家在创作中运 用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法，以含蓄、 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感情，丰富了文 学作品的表达方式和艺术效果。
对社会观念的影响
曲笔的局限
主观性
曲笔由于加入了作者的主观判断 或情感色彩，容易导致历史事件 的记录偏离事实，影响读者对历
史真相的判断力。
误导读者
曲笔可能会误导读者对历史事件 的理解，使读者产生片面或错误 的观点，影响对历史的客观评价。
不稳定性
曲笔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不同 的作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和情感 色彩，导致历史事件的记录存在
培养诚信意识
直书强调诚信、客观，有 助于培养人们的诚信意识 和道德观念。
直书的局限
பைடு நூலகம்主观性
直书虽然力求客观，但不 可避免地会受到史学家主 观因素的影响，难以完全 消除主观偏见。
片面性
直书往往只关注事件的一 面，难以全面反映历史的 复杂性。
局限性
直书难以反映历史的细节 和深层意义，容易忽略历 史的深层逻辑和规律。
对曲笔的看法
刘知己对曲笔持批评态度，认为曲笔是违背史家直书原则的 行为，会导致历史的失真和误导。
刘知己认为，曲笔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历史记录方式，其目的 是为了迎合某种意图或偏见，从而篡改或隐瞒历史事实。他 批评曲笔是虚伪和欺骗的行为，不仅会导致历史的失真，还 会误导后人，影响历史的公信力。
对直书与曲笔的综合评价
刘知己史通直书与曲笔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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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史通直书 • 史通曲笔
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摘要: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在古代起着重要作用,使史学在古代成为显学。
这一功用的发挥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史家的治史态度,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实录”的传统。
本文将从“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进行阐释。
关键词:实录;书法不隐;直书与曲笔;史家修养史书是史事最直接的载体,其社会功用是为人们提供借鉴,从史中得到启示,辨别是非曲直,美丑善恶,起到“彰善惩恶”的教育作用。
这一功用能否发挥出来,将取决于史书的真实性,取决于史家能否“直书实录”,使善恶事迹彰显于世。
从中国史学发展来看,要求真实记载历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一、“书法不隐”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不隐,是不加隐讳。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书法不隐”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也是史学批评的根本原则之一。
早在先秦时期,自孔子称赞“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1]之后,“书法不隐”遂成为“良史”的标准,并且孔子同时说:“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也,越竟乃免。
”也就是说“书法不隐”不仅是史官应当遵循的,就是执政大夫也受到它的约束。
可见,这个法度有很久的传统了,并且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古代史学的发展。
班氏父子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从而提出了“实录”的观念。
同时也把“实录”的内涵界定为文直事核、善恶俱书,鲜明地体现出了“直书实录”的原则。
遂在两汉时期史家修史便把“实录”作为历史撰述的目标,奠定了中国史学注重“信史”的传统。
司马迁的《史记》也以其“直书实录”的治史精神和原则,成为“实录”的典范,赢得了历代学者的赞誉和推崇。
古代史学“直书”的优良传统遂成为史家所提倡的一种精神境界,也成为人们评价史家的一个标准。
南朝梁人刘勰评论史学时有这样两句话:“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3]意即史家作史的文辞应以左丘明为宗匠,直笔而书应以南史氏、董狐为依归。
“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作者：李轩明郑新来源：《科教导刊》2010年第20期摘要“直书”与“曲笔”,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学风。
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治史方法,而且往往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
从春秋时期的董狐、崔杼始见,到唐代史学中,这种情况非常突出的。
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篇中的《直书》和《曲笔》两篇,不仅反映了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形,也是对史学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
我们不仅从中可以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也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关键词直书曲笔刘知几史通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在中国史学领域,“直书”和“曲笔”长期存在。
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后世刘勰所论、《周书》的记述,到了唐刘知几《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
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1 史家的职责先秦史官的职责是记言、记事,同时还承担着祭祀和庆赏等活动的不少事务,兼有神职和人事两个方面的内容。
秦汉以下,记言、记事仍是史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而对于史家的认识和要求也逐渐广泛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信史,以明鉴戒;二是从现实中提出问题,以史经世。
孟子和司马迁都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从现实着眼的。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司马迁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
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
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
”他还说:“《春秋》,辨是非。
”“《春秋》以道义。
拨乱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他们的这些评论十分强调《春秋》的社会作用,高度评价了孔子的社会责任感。
【史学与传统文化十讲】 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
不纯‛而著《史通》；以及吴兢之刚 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谟之讲求信史， 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 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这是某些封建统治者出于 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
“直书‛是唐初最高统治者提出的治 史原则之一。武德五年(622)，唐高祖 李渊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提 出一项修史原则：‚务加详核、博采 旧文，义在不刊，书法无隐‛。这 ‚书法无隐‛指的就是‚直书‛。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 玄龄说:“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 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 载。‛‚皆须备载‛的要求，也包含着 ‚直书‛的思想。
可见对于一个正直的封建史家来 说，还有比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历史 学家的气节。 从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及其在宦途 上的经历，我们不难窥知在唐代史学 领域中，‚直书‛与‚曲笔‛的斗争 是何等尖锐！
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 笔‛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将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 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2、‚善恶不直，非史也‛的治史标准。 ‚直书‛也是一条治史标准。唐太宗 曾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褚遂 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者也?”褚遂良 认真地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 当载笔，君举必记。‛史官杜正伦亦 对唐太宗说:“君举必书，言存左史。 臣职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
褚遂良的‚守官‛与杜正伦的‚愚 直‛，说的都是要尽到史官的职责和 本分，表明了坚持直书的思想，这与 唐初统洽者提出的‚书法无隐‛、 ‚直书其事‛的治史原则极为吻合， 相得益彰。武则天时，正谏大夫、兼 修国史朱敬则上《请择史官表》，指 出:
说为相，屡次请求吴兢‚删削数字‛。 吴兢始终明确地回答张说:“若取人情， 何名为直笔!”由于吴兢乘笔直书，不 取人情，即使在权贵面前也无所阿容， 因而当时人们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 良史，即今是焉。‛这种敢作敢当、 刚直不阿的精神，是一个史家坚持直 书的重要条件。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直书ppt课件
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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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人论世
• 刘知几 (661―721) 唐代著名史学家。 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
•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举进士。武则天 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
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职， 兼修国史。
•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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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巩固练习
• 熟读并翻译课文；
• 归纳整理文中的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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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二字的正解是危险和机会，但大多数人只看到危险，鲜有人看到机会，所以成功赚到大钱的人并不多。 所谓成长，就是逼着你一个人，踉踉跄跄的受伤，跌跌撞撞的坚强。 与肝胆人共事，无字句处读书。——周恩来 其实爱美的人，只是与自己谈恋爱罢了。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把子弟的幸福奠定在德行与良好的教养上面，那才是唯一可靠的和保险的办法。——洛克 承认自己的伟大，就是认同自己的愚疑。 最大的骄傲于最大的自卑都表示心灵的最软弱无力。——斯宾诺莎
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 “为于可为”二句 • 扬雄《解嘲》中语。 • “刚亦不吐” • 出自《诗经》 • “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 • 出自《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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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典：
• 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 • 出自《左传》 • 齐史之书崔弑 • 出自《左传》
• 用典的好处： • 极俭省的语言，表述极丰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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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_2020学年高中语文第三单元春秋笔法直书课件新人教版选修《中国文化经典研读》
知识清点
1．识字注音
违忤．(
)
糟粕．(
)
犯跸．(
)
箕．裘未陨．(
)
惮(
)
谄．媚(
)
2．通假字
(1)励其匪躬之节(
)
(2)私存《嘿记》之文(
)
3．一词多义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
）
曰：“不若与人。”（
）
(1)若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
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
恶名被于千载（
）
泽被后世（
）
被火之后，无处安身（
）
(2)被文天祥被执于五坡岭（
）
被发行吟泽畔（
）
凝霜被野草（
）
以兹避祸，幸获两全（
）
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 ）
(3)幸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
）
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
）
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
或以为死，或以为亡（
）
云霞明灭或可睹（
）
3．文化常识 我国的史官制度，传说起于黄帝时期，这当然不可信。但有可靠的证据表明，至少在 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与官方记事制度，甲骨文中便有“作册”“史”和“尹”等史官 名称。至西周，史职日繁，不但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其时史官的 职掌范围虽然很广，包括天算历法、祭祀、占卜、图籍管理、宫廷文秘等，但据实直书史 事无疑是其基本工作之一，《国语·楚语》即称“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由于史官须 具备广博的天文、地理和人文知识才能充任，故在当时社会文化尚不发达的条件下，一般 只能通过家族内的父子传授和世袭来继续这一事业，这就使史官在先秦国家的政府中形成 了一个比较特殊而自成一格的职官系统。加之当时统治阶级普遍养成了一种重视历史借鉴 的深沉意识，史官及其专业职能遂因之而受到朝廷和社会的相当尊重，处于非他人所能随 意罢斥或替代的地位。
曲笔——精选推荐
曲笔 曲笔节选⾃《史通》卷七（原⽂据《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曲笔，史官由于某种原因，不据实直书，有意掩盖事实真相，称为“曲笔”。
刘知⼏肇〔肇〕开始。
有⼈伦，是称家国。
⽗⽗⼦⼦，君君⾂⾂，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为⽗隐，直在其中〔⼦为⽗隐，直在其中〕《论语·⼦路》：“叶公语孔⼦⽈：‘吾党有直躬者，其⽗攘⽺，⽽⼦证之。
’孔⼦⽈：‘吾党之直者异于是，⽗为⼦隐，⼦为⽗隐，直在其中矣。
’”孔⼦⼗分看重伦理道德，主张即使尊长做了错事，那么做晚辈的也应该为尊者讳。
”，《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略外别内〕《公⽺传·隐公⼗年》：“《春秋》录内⽽略外，于外⼤恶书，⼩恶不书，于内⼤恶讳，⼩恶书。
”这是说春秋书法⾸先要分别亲疏，根据亲疏的不同⽽采⽤不同的记载⽅法。
如果疏，则对其恶⾏直⾔不讳；如果亲，那么只记载⼩的恶⾏，⼤的恶⾏就隐匿不记了。
，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兹已降，率由旧章〔率由旧章〕出⾃《诗经·⼤雅·假乐》，意思是说⼀切都按照旧的规则。
史⽒有事涉君亲，必⾔多隐讳，虽直道不⾜，⽽名教〔名教〕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
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为名分，定为名⽬，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之教化，称“以名为教”。
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
存焉。
其有舞词弄札，饰⾮⽂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王隐、虞预毁辱相凌〕据《晋书·王隐传》记载，晋元帝召王隐为著作郎，让他撰写晋史。
当时虞预正私撰《晋书》，但他对中原的事情不太了解，就借来王隐的书，剽窃以为⾃⼰的成果。
后来，虞预⾮但不感激王隐，反⽽结交权贵，共为朋党来打击排斥王隐。
王隐最后因为种种诽谤⽽被罢免回家。
，⼦野、休⽂释纷相谢〔⼦野、休⽂释纷相谢〕⼦野即裴⼦野，裴松之的曾孙。
休⽂即沈约，沈璞之⼦。
沈约撰写《宋书》说“松之已后⽆闻焉”。
但实际上，裴松之的曾孙裴⼦野撰写了《宋略》，记载了沈约⽗亲沈璞因不从义师⽽被杀的事实。
第13篇《过秦论》(上)(原卷版)
新高考语文60篇必背篇目1（默写）十1（阅读）闯关手册（2025版）第13篇《过秦论》（上）一、默写闯关（一）挖空练习《过秦论》贾谊秦孝公据（）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而斗诸侯。
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
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瘳、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
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
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巡而不敢进。
秦无亡矢遗（）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
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
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天下，威振四海。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
乃使蒙（）北筑长城而守（）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怨。
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
良将劲（）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直笔与曲笔
直笔与曲笔作者简介：赵京战，笔名苇可，河北安平县赵院村人，1947年出生，1966年入伍。
空军功勋飞行员。
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副师职，大校军衔。
中华诗词学会原副会长、《中华诗词》杂志原副主编，执笔编写《中华新韵（十四韵）》。
主要著作：《飞行员论文选》、《苇可诗选》、《苇航集》、《中华新韵（十四韵）》（执笔）、《诗词韵律合编》、《网上诗话》、《新韵三百首》、《“诗词韵库”检索与输入软件（光盘）》（合著）、《居庸诗钞》。
直笔与曲笔赵京战为诗如为文，有时要用直笔，有时要用曲笔。
直笔开门见山，通达晓畅。
状物不蔓不枝；抒情不弯不绕，如快人快语，直达胸臆，读后有淋漓尽致的畅快。
曲笔曲径通幽，委婉曲折。
状物侧面下笔，偏处着色；抒情千回百转，如一波三折，回环激荡，读后余音袅袅，绕梁三日。
有时曲直交错，虚实相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非拘于一法也。
杜甫《石壕吏》的结尾“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便是曲笔的典范。
“逾墙走”的老翁回来了没有？“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的老妇是否被抓走了？作者不作直接回答，而是用“独与老翁别”曲笔作答。
试想，如果直接回答，一是没有必要，二是趣味大减。
不直接说破，把回忆和推理留给读者，把巨大的心灵创伤传递给读者，让读者把卷沉思，痛楚叠加不已，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
李清照《如梦令》“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试想，“卷帘人”是现场亲眼所见，这还能看错吗？一夜的风雨，就“绿肥红瘦”了？变化有那么快那么大吗？那不是真的“绿肥红瘦”，二是诗人的心情使然。
作者用“应是”一词，那就是说应该是这样，不一定真的是这样。
作者的感情心绪，渲染渗透于海棠花树，产生了“绿肥红瘦”的曲笔，成就了这一千古名句。
瓦桥关故址位于今河北省雄县城西南，地当冀中大湖白洋淀之北，拒马河之南，与益津关和淤口关，合称“三关”（即杨六郎所镇守之三关）。
三关早已不存，无遗迹可考，去瓦桥关凭吊怀古，怎么下笔呢？我们看杨逸明《瓦桥关》是如何用曲笔妙手回春的：“一行人立雨潺潺。
传统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再探
传统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再探张文琪【摘要】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提倡直书,从董狐书法不隐到南史仗气直书,皆突显了史家对\"直书\"的坚持.尽管如此,\"直书\"的对立面\"曲笔\"却几乎一直伴随着\"直书\"而存在.直书与曲笔各有其存在渊源,但无论如何,直书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史学的发展中\",直书\"与\"曲笔\"呈现出既对立又共存的关系.【期刊名称】《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9(031)004【总页数】5页(P62-66)【关键词】传统史学;直书;曲笔;《史通》;对立;共存【作者】张文琪【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03从春秋时期孔子以“书法不隐”赞誉晋国太史董狐的直抒胸臆到南朝太史因“宁死直书”为后人所铭记，至唐朝刘知几撰写《史通》，将“直书”“实录”的观念贯穿全书，中国古代便已经有了直书与曲笔的划分。
史学家标榜直书，却一直受曲笔所限，且从古代文献史籍来看，曲笔亦有其合理之处。
后人对直书与曲笔逐渐有更广泛的认识，却缺少对其准确的定义。
一、直书与曲笔的概念划分吴怀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问题。
他认为在新朝建立初期，一方面君主需要吸收前朝覆灭的教训，强调史家写史应秉笔直书，以此得出正确的治国经验［1］442，唐太宗就曾要求史官如实直书，所谓“史官执笔，何烦有隐。
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2］307；但同时又提及封建时代的君主，为本朝代替旧朝正名和稳固统治，常常借助天命理论，要求史官将自身渲染上“皇权神授”的色彩，《史记·高祖本纪》在记载刘邦时，多次提到刘邦头上方有“云气”［3］348，《明史》也记载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室”，以至于邻居以为失火跑来相救［4］1。
这些事情在今人看来完全是虚构的，只是为突显帝王将相不同凡响的命运，是渲染“皇权神授”的一种手段。
《史记》的直书与曲笔
《史记》的直书与曲笔
徐静
【期刊名称】《攀枝花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3)001
【摘要】直书与曲笔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两大重要特征.直书与曲笔在史论家的笔下至少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直书”是不受外界干扰直接书写历史事实;“曲笔”是违反历史事实凭空编造.第二层涵义:“直书”是”直接书写”,“曲笔”是“迂回曲折地表达”.第三层涵义:“直书”是直接正面书写历史事件,“曲笔”是“明书甲事,隐射乙事”.这三种不同涵义的“直书”与“曲笔”在司马迁《史记》中都有体现.直书与曲笔看似对立冲突,实则辩证统一.
【总页数】4页(P35-38)
【作者】徐静
【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092
【相关文献】
1.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兼论传统史学的曲笔与直书问题 [J], 谢贵安
2.直书与曲笔 [J], 金倩如
3.传统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再探 [J], 张文琪
4.“直书”与“曲笔”——《史记》艺术中的一体两翼 [J], 赵利伟
5.传统史书的直书与曲笔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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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己 史通 直书与曲笔
劉知幾明確區分了合情合理的曲筆與故意的歪曲，
前者是不得已的、符合人倫的，而後者才是不可饒
恕的。同是屈從權貴，合理性卻不盡然相同。符合
綱常人倫，曲筆則辯證地成為 一 種實質合理，而形
式的不合理則可以拋棄；若是為亂臣賊子或是因貪
汙受賄而曲筆，那麽就只好遺臭萬年不得翻身。
《直書》《曲筆》
目錄
作者介紹
直
曲 總
書
筆 結
劉知幾
劉知幾 (661 年 -721 年 ) ，字子玄，彭城 ( 今江蘇徐州 ) 人。唐高宗永隆元年(680 年)舉進士。武則天長安二 年(702年)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註，歷任著作佐郎、 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太子左庶子﹑左散騎常 侍等職，兼修國史。長安三年與朱敬則等撰《唐書》 八十卷，神龍(705年~707年)時與徐堅等撰《武後實 錄》。玄宗先天元年(712 年)，與譜學家柳沖等改修 《氏族誌》，至開元二年(714年)撰成《姓族系錄》 二百卷，四年與吳兢撰成《睿宗實錄》二十卷，重 修《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
重直書輕曲筆
直書 1、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 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 而君子之德也。 2、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 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 3、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 為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 曲筆
1、子為父隱，直在其中。
2 、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茍 其事已彰，則今無所取。 3 、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 善癉惡，得失壹朝，榮辱千載。茍 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 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
“直書”與“曲筆”都是古代專制社會所固
有的史學指導思想和修史原則，兩者既是對立、
統一的。在超越現實的理想主義的情況下，它
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
关于“直书”与“曲笔”的一些认识从孔子第一次以“书法不隐”赞叹董狐为“古之良史”，到《左传》记载南史氏、太史氏，开始有了“直书”和“曲笔”的记载，到了唐朝刘知几的《史通》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这两个方面，并且分析了出现这种对立的原因，后世的史家更是以此为基础不断的发展和认识着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
所谓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二是写史的客观性，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
而曲笔，则是指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
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或为报复私仇。
从二者的含义可以看出，直书就是要史家秉笔直书，遵从客观事实，“仗气直书，不畏强御”，从而给后人一个真正的历史记载。
对于曲笔，或是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是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是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舞词弄札，饰非文过”。
然后，史书不实，史德不存，徒留下千古遗憾。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直书和曲笔是对立而又统一的一对存在。
无论是直书其事，还是采用曲笔手法，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和理论思想渊源。
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下的史学，既有秉笔直书的记载，又有曲笔回护的内容。
关于直书的记载，其一有《左传·宣公二年》所记晋国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
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
”以示于朝。
宣子日：“不然。
”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赵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
惜乎！越竟乃免。
”其二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崔杼弑君以说于晋：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
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
其弟又书，乃舍之。
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
闻既书矣，乃还。
《内篇-曲笔》(史通)简介及原文全文
《史通》内篇·曲笔关于史通《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
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曲笔原文肇有人伦，是称家国。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
自兹已降，率由旧章。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
其有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若王隐、虞预毁辱相凌，子野、休文释纷相谢。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
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
若王沈《魏录》述贬甄之诏，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
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然则史之不直，代有其书，苟其事已彰，则今无所取。
其有往贤之所未察，来者之所不知，今略广异闻，用标先觉。
案《后汉书·更始传》称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视。
夫以圣公身在微贱，已能结客报仇，避难绿林，名为豪杰。
安有贵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将作者曲笔阿时，独成光武之美；谀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
且中兴之史，出自东观，或明皇所定，或马后攸刊，而炎祚灵长，简书莫改，遂使他姓追选，空传伪录者矣。
陈氏《国志·刘后主传》云：”蜀无史职，故灾祥靡闻。
”案黄气见于姊归，群鸟堕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无宰相气，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盖由父辱受髡，故加兹谤议者也。
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逮乎近古，无闻至公，国自称为我长，家相谓为彼短。
直笔和曲笔——读史札记
直笔和曲笔——读史札记
蒋薇薇
【期刊名称】《新课程（教师版）》
【年(卷),期】2016(000)009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史家及史学著作就有直笔和曲笔之分.制约历史真实性的因素很多,比如,史料的匮乏,因为研究历史要坚持论从史出;作者的主观因素,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地伪造历史.自觉的主要是受认识的局限,立场的局限,政治视野的局限;不自觉伪造历史和美化、丑化历史人物还受制于当时政治环境.
【总页数】1页(P238)
【作者】蒋薇薇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阳中学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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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
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教学参考0831 1347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一）直书与曲笔：一体两翼的关系及其在传统史学中的核心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从远古的口述史学、古代的叙事史学，到近代的分析史学，再到现代的系统史学的演进过程。
古代史学是一种叙事史学，对于理论的分析和综合并不擅长，其最基本工作便是“修史”，表现为历史记述的连贯性和叙事方式的丰富性。
从黄帝到宣统的历史，均记录在册，历代相续，源流清晰；从编年体到纪传体，从典章制度体到纪事本末体，均为叙事方式的变化和发展。
古代叙事史学既以记述为其特征，那么时代对它最大的要求就是记事的真实性；同时，古代史学的主题取向于政治，造成记事的求真性与政治的实用性的相遇、相克和相成，使“直书—曲笔”问题显露出来，构成古代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成为史学的核心和时代的焦点。
对直书与曲笔关系的评价，关系到整个传统史学的价值评判。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史的独立性。
史学家摆脱权贵的干扰，在“直道”和“气节”的指导下，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指出：“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刘知几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
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说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
柳宗元对直书的解释是史官“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
这种直书，史学家虽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权贵，但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它们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指纲常伦理。
其二是写史的客观性。
史学家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
按刘知几的说法是，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像“明镜之照物”那样，“妍媸必露”，“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感经》。
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
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教学参考0831 1347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两翼（一）直书与曲笔：一体两翼的关系及其在传统史学中的核心地位史学的发展是从远古的口述史学、古代的叙事史学，到近代的分析史学，再到现代的系统史学的演进过程。
古代史学是一种叙事史学，对于理论的分析和综合并不擅长，其最基本工作便是“修史”，表现为历史记述的连贯性和叙事方式的丰富性。
从黄帝到宣统的历史，均记录在册，历代相续，源流清晰；从编年体到纪传体，从典章制度体到纪事本末体，均为叙事方式的变化和发展。
古代叙事史学既以记述为其特征，那么时代对它最大的要求就是记事的真实性；同时，古代史学的主题取向于政治，造成记事的求真性与政治的实用性的相遇、相克和相成，使“直书—曲笔”问题显露出来，构成古代史学内在的基本矛盾，成为史学的核心和时代的焦点。
对直书与曲笔关系的评价，关系到整个传统史学的价值评判。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
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史的独立性。
史学家摆脱权贵的干扰，在“直道”和“气节”的指导下，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
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指出：“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
”刘知几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
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说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
柳宗元对直书的解释是史官“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
这种直书，史学家虽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权贵，但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它们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指纲常伦理。
其二是写史的客观性。
史学家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
按刘知几的说法是，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像“明镜之照物”那样，“妍媸必露”，“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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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取人情‛的正直精神 ‚直书‛还是史家刚直不阿的正直精 神的反映。唐代史家中是不乏其人的， 吴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武则天 晚年，张易之、张昌宗欲作乱，遂赂 使张说诬陷御史大夫、知政事魏元忠 ‚谋反‛。张说始而应允，继而反悔， 终以贬请岭表。唐玄宗时，吴兢参与 修《则天实录》，直书其事。时值张
不纯‛而著《史通》；以及吴兢之刚 直不阿，不取人情，魏谟之讲求信史， 取信后人，等等，都是这种优良传统 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这是某些封建统治者出于 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
曲笔就是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 史。或阿时，或媚主，或为自己掩饰， 或为报复私仇。 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把直书视 为‚君子之德‛，把曲笔视为‚小人 之德‛。
在我国封建社会，官修史书在某 种程度上存在着直曲相杂，冰炭共器 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中， 尤为突出。唐刘知几著《史通》内外 四十九篇中的《直书》与《曲笔》两 篇，所发的精辟议论，固然是对史学 上直书与曲笔的总结，但也是有感而 发，针对着唐代史学中的实际情况。
可见，许敬宗原来是要靠着曲笔 作史来成立‚门户‛的。 而这种人， 正是刘知几所痛斥的‚记言之奸贼， 载笔之凶人‛。 然而，像许敬宗这样放肆地曲笔 作史，即使在封建统治者面前也难以 通过。后来唐高宗‚诏刘仁轨等改修 国史，以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故也‛，
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李吉甫在唐宪宗时执政，颇有些 ‚不善之事‛。宪宗死后，路隋、韦 处厚等于文宗大和四年(830)修成《宪 宗实录》，受到文宗嘉奖。至武宗时， 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执掌朝政，他‚恐
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 李翱从行状的内容到形式，从作 者的身分和目的等方面，对于唐人行 状虚妄的一面，揭露得是十分深刻的。 所谓‚务于华而忘其实，溺于文而弃 其理‛，既无‚古风‛，又非‚实 录‛，正是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去 杜撰人物的传记。这无疑是一种典型 的曲笔。
李肇《唐国史补》记载说:“刘太真为 《陈少游行状》，比之齐桓、晋文， 物议嚣腾。‛如果说李肇所记，是属 于一种罕见的例子，那末，李翱所论， 则是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情形了。
可见对于一个正直的封建史家来 说，还有比名位更重要的东西：历史 学家的气节。 从刘知几的史学活动及其在宦途 上的经历，我们不难窥知在唐代史学 领域中，‚直书‛与‚曲笔‛的斗争 是何等尖锐！
了解唐代史学中‚直书‛与‚曲 笔‛对立、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将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总结中国史学史 上这一规律性的现象。
的高度。 3、‚无污青史‛的严肃态度 ‚直书‛又是史家对待历史的严肃态 度的表现。刘知几说过，一个正派的 人，应当‚无污青史，为子孙累‛。 这完全代表了他的为人行事。武则天、 唐中宗时，刘知几担任史职，‚凡所 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 士
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龋 难入‛。他自认是‚任当其职，而吾 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 怏孤愤，无以寄怀。‛为此，他感到 愤慨，认为不屑与这些人合作，玷污 青史，‚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 其志。‛从而为封建史家树立了一个 洁身自好、‚无污青史‛的榜样。
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十讲
第二讲 直书与曲笔的矛盾和共生：传 统史学中核心问题
直书与曲笔——以唐代史学为例
（一）何谓直书，何谓曲笔？
（二）唐代史学中的曲笔现象
（三）唐代史学中的直书现象 （四）传统史学中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因 （五）直书与曲笔背后的规律性认识
（一）何谓直书， 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不受制于 权贵，但受制于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 即‚直道‛或‚气节‛，以独立的人 格作保证去修史。二是写史的客观性， 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 真况进行书写，‚不虚美，不掩恶‛。 善恶必书，故称实录。
说为相，屡次请求吴兢‚删削数字‛。 吴兢始终明确地回答张说:“若取人情， 何名为直笔!”由于吴兢乘笔直书，不 取人情，即使在权贵面前也无所阿容， 因而当时人们称赞他说:“昔者董狐之 良史，即今是焉。‛这种敢作敢当、 刚直不阿的精神，是一个史家坚持直 书的重要条件。
5、叙事‚切直‛的质朴文风
‚直书‛还反映了史家在文风上的特 点：质朴与切直。唐代著名史家刘知 几、吴兢等都具有此种风格。其他如 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 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 禁中事颇切直‛，也都具有直书的精 神和质朴的文风。
唐代史官作史，往往‚又取行状 溢议，以为依据‛。有的行状，由于 作者态度端正，方法严谨，基本符合 事实，足以反映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 如柳宗元作《段太尉逸事状》，就是 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后写成的，因而 深得史家称赞。但是，也有许多行状 并非都以事实做为根据，一旦采入正
史，亦成曲笔。唐宪宗时，史官李翱 指出：‚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 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 惠和。此不惟其处心不实，苟欲虚美 于受恩之地耳。故为文者，又非游、 夏、迁、雄之列，务于华而忘其实， 溺于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 之
其三，‚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 妻，多得赔遗，及作宝琳父《敬德 传》，悉为隐诸过咎‛，并把唐太宗 赐给长孙无忌《威凤赋》一事，移至 尉迟敬德名下。
其四，庞孝泰本是个平庸无能的将领， 曾随太宗出征，为敌所败；但‚敬宗 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 数万‛，冠以‚名将‛头衔。 《新唐书》指出：许敬宗于‚贞观 中，除著作郎，兼修国史，喜谓所亲 曰:„仕宦不为著作，无以成门户。’‛
这种‚善恶必书‛的思想，在唐代后 期又有所发展。唐文宗时，谏议大夫、兼 起居舍人魏谟提出了‚善恶不直，非史也。 遗后代，何以取信‛的见解。这显然是一 个治史的标准，也是衡量史书价值的标准。 它已经不是停留在忠心‚守官‛、竭尽 ‚愚直‛的水平上了，而是为了要‚取信 后代‛，对历史负责任，从而把‚直书‛ 的思想提到了新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在浏览史官 所撰高祖、今上实录时，见史官所记 ‚玄武门之变‛一事，‚语多微文‛， 似有所隐，因而又对房玄龄说:“朕之 所为，……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 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 直书其事。‛
由于唐初最高统治者倡导‚书法无 隐‛、‚直书其事‛的‚直书‛原则， 从而为其后历朝一些史官坚持直书提 供了某种理论上的依据和政治上的保 证。
《旧唐书》指出：‚初，高祖、太 宗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 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 那么《旧唐书》何出此言呢？ 《旧唐书》所论，是有根据的。 其一，由于封德彝曾揭露许敬宗在其 父遇害时表现得贪生怕死，因而‚敬 宗深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 恶‛。
其二，左监们大将军钱九陇本系皇家 奴隶，‚敬宗贪财与婚‛，嫁女予钱， ‚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 使钱九陇在‚国史‛中居显要地位。
“假人之美，借为私惠‛，‚诬人之 恶，持报己仇‛；‚假回邪以窃位‛， ‚持谄媚以偷荣‛。足见曲笔作史的 人，在个人品格上是十分低劣的，在 政治目的上是极为肮脏的。
在唐代史学中，以‚记事阿曲‛ 而臭名昭著者，莫过于许敬宗。 许敬宗在太宗、高宗二朝历任史 官，朝廷的许多著述工作，都由他主 管。然而，许敬宗‚自掌知国史，记 事阿曲‛；‚身为国史，窜改不平， 专出己私‛。
（四）传统史学中坚持秉笔直书 的原因
首先，这是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 在中国史学史上，‚直书‛是有长久 的历史渊源的。刘勰《文心雕龙》说 得好:“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 编
，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 辞宗丘明，直归南董。‛春秋时期齐 国南史氏、晋国董狐，是‚直书‛的 开山；其后，历代史家追随、模仿， 蔚为风气，成了一种优良的史学传统。 褚遂良决心‚守官‛，杜正伦要尽 ‚愚直‛；刘允济视财物如浮云，以 直书为天职；刘知几‚伤当时载笔之 士，其义
刘知几认为：一个史家，若能 ‚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 笔，无所阿容‛，定会受到人们的钦 佩和纪念，其‚遗芳余烈，人到于今 称之‛。相反，那些‚舞词弄札，饰 非文过‛，‚事每凭虚，词多乌有‛， ‚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于笔端‛， 采取种种方法‚曲笔‛作史的人，根 本不配史家的称
号，而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 人‛。他称颂‚直书‛，鄙夷‚曲 笔‛，好恶褒贬的态度，跃然纸上。
任何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 的，唐代史学也是如此。尽管‚曲笔‛ 在唐代史学上投下了重重阴影，但终 究掩盖不住‚直书‛的光辉。对于唐 代许多正直的史家来说，‚直书‛恰 是他们的天职和本分，因而对他们有 更大的魅力。因此，在唐代史学中， 史家
直书，不绝若线。而这种直书的传统 和精神，因人因事而异，显示出种种 特点。 1、‚书法无隐‛、‚直书其事‛的政 治原 则。
（二）唐代史学中的曲笔现象
唐代，是我国史学领域果实累累、 大放异彩的时期，其成就是极为可观 的。但是，曲笔作史者亦往往不乏其 人，从而在唐代史学上投下重重的阴 影。
曲笔作史的原因:或受人私惠，欲报己 仇；或阿时取容，谀言媚主；或掩饰 自身丑行，夸张故旧美德；等等。质 言之，一为谋财，二为谋位，三为谋 名。即刘知几所谓:
或书其父不善之事，故复请改撰实 录‛。尽管遭到‚朝野非之‛，‚缙 绅谤议‛，武宗还是诏令‚史官重 修‛。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撰成新 本《宪宗实录》，‚李德裕奏改修 《宪宗实录》所载吉甫不善之迹‛的 目的居然达到了。
不过，这桩公案，到唐宣宗大中二年 (848)李德裕事败之后，重新翻了过来： 宣宗下诏，恢复 ‚路隋等所修《宪宗 实录》旧本‛。 唐文宗时，围绕着韩愈所撰《顺 宗实录》的一场激烈的争论，以及文 宗在宦官的压力下诏令路隋等改修 《顺宗实录》，也属于类似的情形。
上述种种曲笔，虽然采用的手法 和表现的形式不尽相同，但结果都是 一样的：使历史失去真实性和可靠性。 一旦曲笔猖獗，势必信史难求。难怪 刘知几要发出这样的感叹：‚史臣得 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 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 乎！‛曲笔给史学造成的灾难是极为 严
重的。
（三）唐代史学中的直书现象
“董狐、南史，岂止生于往代(世)，而 独无于此时？在乎求与不求，好与不 好耳。‛表达了一种渴求良史、提倡 ‚直书‛的愿望。另一史官刘允济认 为:“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 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 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 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