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_朱东安

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

朱东安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造就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不仅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且带头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创办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既是其精华所聚,又是其糟粕所聚。精华所聚,使其获得事业上的某些成功,声名远播,影响及于后世。而糟粕所聚则使其顽固保守,倒行逆施,强为不可为之事,硬做不应做之人,永远难逃人民的谴责,最终成为近代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多年以来,人们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常常出现大起大落,有时甚至尖锐对立,大相径庭。这除了政治上的直接原因之外,还往往出于文化上的原因,即同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紧密相关。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二者的关联上谈点对曾国藩与传统文化的看法,不当之处,请读者多加批评指正。

(一)

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门各派,义理、考据、词章、经济乃至诸子百家,都采取全盘继承的方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付诸应用。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在最后一个

果累累,而且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流派几乎无不具备。他们门户森严,自相标榜,无不党同伐异,抑人而扬己。曾国藩虽早年讲习理学,却并无门户之见。他在一封信中表达自己治学的志向称:“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而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能雷同而苟随”。而自己则“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 对经世致用之学,曾国藩尤为重视。以往学者多视经济之学为做官术,不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故姚鼐、唐鉴谈论为学之道,仅及义理、考据、词章三门。而曾国藩则明确表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四者不可缺一” ,并从儒学创始人孔子那里找到根据,称“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

对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各学派,曾国藩亦主张兼师并用。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的治学体会道:“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 有时,曾国藩甚至干脆把诸子学说称为孔子的言外之意,并将二者取长补短,结缡联姻,提出以诸子为体、儒学为用的主张。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天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只有这样才能算作“闻道之君子”。 对于墨家后学,一向为文人所不齿的游侠刺客之流,曾国藩也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他们在不少方面,诸如“轻财好义”、“忘己济物”、“轻死重节”等,皆合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4卷,第4页。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8页。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1卷,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第4、5页。

“圣道”。“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

不过,曾国藩并非平等地看待各学各派,而是各自有所轻重缓急的。他认为,周末诸子“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则彼有所独缺” 。故治学当以儒学为主。而在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科中,则又以“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 。故欲治儒学必以“义理之学为先”,“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 总之,只有理学才是儒学的主宰,其他各科皆莫急于它、莫大于它、莫重于它,都只能起辅助作用,都是为它服务的。

对于传统文化,曾国藩不仅主张全盘继承、择长而用,还要力求超越前人,有所创见,具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在经济之学方面,早在咸丰年间曾国藩就提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又说:“功成以开疆安民为要,而亦须能树人、能立法。能是二者,虽不开疆不泽民,不害其为功也。” 就是说,他不仅要立功当世,还要垂范后人。在理学方面,他从程朱入手,经周敦颐、张载而溯至孔孟,称“许郑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指示之语或失则隘”,为学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4卷,第5—6页。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7页。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4卷,第4页。

“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唯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貌焉寡俦”。 故曾国藩推崇周张,视孔孟周张为儒学正统,而许郑程朱不过是支流旁系。在考据学方面,他由清代大儒溯至杜佑、马端临,认为“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沿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故考据学的主要任务不仅在于文字训诂,而更重要的是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这样,就把考据学与经济之学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对乾嘉学派的一个驳正。在词章学方面,他从桐城派入手,经欧阳修、韩愈溯至司马迁、杨雄等人,力求借汉赋之气势,矫桐城派柔弱之弊,并称“艺成以多作多写为要,亦须自辟门径,不依旁古人格式” 。表现出自成一家的意向。

曾国藩一生为学甚勤,不仅京宦时期严于律己,刻苦钻研,即于其后行军、作战、政务繁忙之中,亦未尝废学。他先治理学,再治汉学,对古文嗜好尤深,探索最苦,而于经济之学则花费工夫最多,所取得成就亦最大。

曾国藩在古文方面颇有造诣。无论在文论上或风格上,曾国藩都继承了桐城文派,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在理论上,他坚持“文以载道”的“理法”,更重视“气”的作用。认为“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 ,“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又说,“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雪松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 故“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下工夫”。 在文章的审美方面,他还把姚鼐提出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分别归结为“雄直怪丽”和“茹远洁适”八字,并各作“十六字赞” 加以解释。可以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

《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曾文正公家书》,第648页。《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八月十六日。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第3卷,第24页。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4卷,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