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从《论语》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孔子是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在治国中他主张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礼治最重要的就是“正名”，每个人都要按照礼的要求规范言行，履行义务；德治强调进行道德教化，正己正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排斥“法治”，他认为法治不过只是为了避免人们获罪的一种手段，并不能培养百姓的羞耻心，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仍在，而“道之以德“和“齐之以礼”的治国方法却能从根本上达到教化百姓，安定社会之功。

一、为国以礼

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西周王室衰微，诸侯专权，统治秩序日渐混乱，这种情况令孔子感到十分气愤，更坚定了他推行“以礼治国”的决心，他认为只有礼治才能使社会恢复到井井有条、国泰民安的状态。孔子认为以“礼”作为基本的社会制度才能使政权长久。“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礼治自古就有而且是一脉相承的，实行礼治的国家可以沿袭百代。

治国以礼最重要的措施是“正名”。孔子在于弟子讨论为政的首要问题时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特别注重礼治制度中的等级名分，礼治制度之所以产生，是为了确定与其名分相符的思想和行为，正名就是使名实相符，而所谓刑罚，则是对违反礼治者的惩罚。当然，在孔子看来，为了避免诸侯僭权，严格的君臣关系也是以礼治国的重要方面。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君主居于最高统治地位，效忠君王便是臣子最大的“礼”，任何僭越君主的行为都是有损“礼治”的。孔子所推崇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为了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僭礼，从而达到政治环境的安定有序。

孔子礼治思想的实质，就是依据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形成各种名分。按照名分，确定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依据这些规范和准则，制定有关社会政治的礼法制度。所有的人都按照礼治规定，等差有序，贵贱有等，各处其位，各奉其事，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遵循礼的角色规范，规范言行，履行义务。这在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二、为政以德

孔子在为政中同样主张“以德治国”。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即是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所，其他行星自然而然地有序地环绕着它一样，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归顺。要用道德教化感化百姓，让每个百姓遵守孝悌之意，培养他们拥有良好的品行，而非用严法来约束百姓。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因此，统治者要想“正人”，首先要“正己”，这样才能为百姓垂范，令百姓信服，引领百姓走上正道。

“仁”是孔子道德伦理学说的核心，孔子主张实行“仁政”。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因此，统治者要首先具备这五种品质，才能成为百姓拥护的仁君。在选贤任能方面，也要遵循严格的道德标准。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任用贤才，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是使百姓服从的重要条件，同

时也可以使邪恶的人改邪归正。

孔子认为“为仁由己”，强调自觉行仁。他认为仁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内心有没有这种要求，内心有这种要求，并努力践履，就可以实现仁。孔子“仁”的思想体系，有两个基本内涵，即“修己”与“安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无论是“修己”还是“安人”都离不开仁，“修己”实质就是“求仁”，“安人”实质则是“行仁”。在“修己”和“安人”二者之中，“修己”是本，“安人”是“求仁而得仁”之后的效用。因此，孔子思想从“修己”之道开始，心正而身修，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心不正，身不修，又如何齐家、治国、平天下呢?因此，“仁”，也就是道德修养，成为儒家治国的必由之路。

在治国中，以礼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和相互渗透的。仁是内心的道德情感，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仁是礼的基础、灵魂，礼是仁的体现、落实。没有仁，礼就徒具形式；没有礼，仁就无所依托。同样，“道之以德”是“齐之以礼”的基础和手段；“齐之以礼”又是“道之以德”的目标和根本要求，“齐之以礼”还可以使民德归厚，也是“道之以德”的一种手段。

孔子的治国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这也是他的治国思想未能得到充分实施的原因。他过分强调了道德教化和礼制，而不推崇使用法律等强制措施约束人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从根本上是不符合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的。孔子推行仁政，而并不是每个君主都是仁君，统治者的根本目的是控制人民，巩固政权，并不会将大部分精力用于教化人民，他们倾向于用一种更加直接的手段——刑罚，使人民臣服，运用武力使四方归顺，因而德治只能说是法律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单单作为治国的根本。

孔子像事件看法

对于孔子像搬离天安门的事件，网上众说纷纭，大多怀疑其中掺杂着太多政治用意，然而不论是否存在政治用意，不可否认的是，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始祖，千年以来一直受到国人的尊敬与景仰。

由于网络控制原因，我们现在很难了解到“立像”与“撤像”的原因始末，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孔子文化是受到世界人民承认的优秀文化，否则就不会有孔子学院在全世界的建立。我们常说在认识一种文化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文化毕竟发源于封建文化的土壤，难免有其时代的烙印，这就需要我们辩证的去看待它。在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全盘否定了儒家文化的优秀成分，每一次否定都是对一种文化信仰的抹杀，因而，我们的信仰越来越淡薄，我们的心才越来越浮躁。中国现在之情形之所以缺乏信仰，过于浮躁，在前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容易受到政治宣传和领袖任务的鼓动，而后期却是由于我们被抽离了革命的精神信仰而盲目碰撞的结果，因而，我们看见人浮于事，我们见义不为冷漠处之，我们争名逐利自私利己，我们互相谩骂自以为是……

不论是“立像”时人们所说的“愚民政策”，还是“撤像”以后猜测的政治倾向变化，我们都太容易把一个事件进行简单化的归类。不论是政府还是人民，如果缺乏了“三思而后行”的精神，根本就无法“立信”，更不用说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据考证，当今人们的幸福指数甚至不如宋朝，为什么科技高度发达，生活其方便的今天甚至比不上一千多年前的朝代？也许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物质欲望太多，“乱花渐欲迷人眼”或许才是现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吧，欲望随着选择的增加而倍增，而精神上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何其可悲！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人民如何如何，拥有一个为人民所信服的政府也是政通人和的关键。人民怨声载道无处倾诉反而压制，这只是回避问题、激化矛盾的不理智的做法。孔子所提倡的仁政思想同样适用于现代社会，“恭、宽、信、敏、惠”也是每一个心里装着人民的政府应有的品质，也是真正能够使人民信服的品质。我们不需要动不动就谈道路、谈主义，我们需要的是寻找一个脚踏实地的理由，让我们感到幸福以及获得真正自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