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灯记》看样板戏在中国特殊时期的唱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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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的形式美学理念研究——以京剧现代戏剧本为文本依据

“样板戏”的形式美学理念研究——以京剧现代戏剧本为文本依据

“样板戏”的形式美学理念研究——以京剧现代戏剧本为文本依据一、导言样板戏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凭借着革命主题和独特的表演风格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本文将以京剧现代戏剧本为文本依据,探讨样板戏的形式美学理念。

二、样板戏的历史背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样板戏是中国文艺界的主流形式之一,它以描绘革命主题和英雄人物为主要内容,表演形式和剧本内容都得到明确的规定。

三、京剧现代戏剧本的特点京剧现代戏是样板戏的代表之一,其剧本内容紧扣革命主题,以忠诚于党、为人民服务为主线。

同时,剧本形式上取材广泛,融合了传统京剧形式与现代戏剧的元素。

四、以“红灯记”为例分析样板戏的表演形式“红灯记”是京剧现代戏的代表作之一,其表演形式在样板戏的改革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对其表演形式的分析,可以深入理解样板戏的美学理念。

五、元素规定对样板戏的影响在样板戏的创作和表演中,元素规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对于剧本内容、表演形式、装饰等方面都有着具体的规定和要求。

同时,对于剧本演出的成功与否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六、样板戏的表演风格样板戏的表演风格有着独特的特点,其中包括许多传统戏曲的元素,如唱腔、身段、服饰等。

这些元素的结合贯穿整个表演过程,在表达主题的同时也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七、样板戏的创新与传统样板戏在创新中也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的元素,这种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在时代背景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这种艺术形式对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八、样板戏在今天的现实意义尽管样板戏的创作和表演受到种种的限制,但是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样板戏作为一种历史的遗产,今天也应该在现代化的背景中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发扬光大。

九、结论通过对样板戏的形式美学理念的分析和阐述,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融合传统于现代的艺术形式的魅力,还可以从中获得更深层次的思考和灵感。

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在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一、导言部分引入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主题,明确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

高三叙事作文:京剧《红灯记》观后感_1650字

高三叙事作文:京剧《红灯记》观后感_1650字

京剧《红灯记》观后感_1650字样板戏,是一个遥远的记忆。

这周艺术概论课上,我得以观摩京剧《红灯记》,自己体悟了一番这种扭曲的艺术形式。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这是一种预成论与不变论。

即使李玉和在夸铁梅是革命火种,但这句话同时否定了其他阶级立场的有志之士追求真理的合法性。

如果说艺术形象的刻画需要李玉和的语言表现出粗犷与质朴,那么正如受批判的,李玉和临刑前过长的抒情不但对这个英雄人物形象没有起到强化作用,反而使人感到有点文质彬彬。

李玉和在不同幕中,时而质朴粗犷,时而用上“贼鸠山”这样带有幽怨意味的词语、用上“变雄鹰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这样有典故有修辞的精妙好句、“投亲友,度饥寒”这样文言味十足的动宾短语、“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如斯官僚气十足好似外交部发言人申明立场的宣言,其形象定位,相当混乱。

这个艺术形象虽然是具体可感但是个性紊乱。

形式上是一个三突出中的所谓主要英雄人物,却是不同个性的英雄人物简单的拼凑与大杂烩。

“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

”抗日救国只能作为一种工具论,而非价值论。

既然李奶奶概述祖祖代代工人阶级的目标,怎么能将抗日视为终极期盼。

在剧中,“穷人”与“工人”的概念经常混淆。

戏剧发生的时候,工人是中国无产者中比例极少的部分,却将二者等同。

这不是艺术的加工,这是特殊时期,政治对艺术的强制力体现,违背了艺术的真实性。

江青在这部剧的加工过程中违背艺术的指令也很多,例如要求以《国际歌》作为李玉和就义时的背景乐。

“道高一丈,魔高一丈”用于剧中李玉和指出鸠山有诡计、自己的阵营更为强大并不合适,同样不应该因为是周总理指出要沿用古语习惯用法,就脱离剧情生搬硬套。

不仅仅是演绎技巧上的盲从,演员参与艺术创作的态度也值得我们推敲。

在戏剧表现的时代,一个穷人、一个底层的扳道工居然油光满面、大腹便便,塑造出的简直是一个资本家的富态。

经典版电视剧《水浒传》中,演员为了演好鲁智深这个形象,毁损健康数月内增肥20斤。

样板戏《红灯记》剧本读后感

样板戏《红灯记》剧本读后感

样板戏《红灯记》剧本读后感样板戏《红灯记》剧本读后感《红灯记》曾被列为十大样板戏之首,属于革命现代戏剧,取材于电影《自由后来人》,后由上海沪剧团改编为沪剧,接着由哈尔滨京剧院改编为京剧,最后阿甲和翁偶改编为现代京剧《红灯记》。

该剧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在接受了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后,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被日寇杀害,而李玉的女儿铁梅继承父亲遗志,将密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的故事。

此剧共有十一场,从第一场接应八路军松岭根据地交通员到第十一场胜利前进,演绎了一个样板的现代革命京剧,其中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是重头戏,乃全剧的冲突最激烈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振奋人心。

从该剧的来源以及演变来看,《红灯记》经历了剧本到电影再到京剧的漫长复杂的历程,这一个京剧不可谓不精致,所以说虽然是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但是也有其亮点与可取处。

比如说它的旁白叙事手法,既创新了以往京剧的表现形式,也使得人物事件的表演更为顺畅连贯。

还有一点就是情节连贯,感人肺腑,剧中的唱腔各具特色,令人印象深刻,十分符合剧中人物形象特点与身份性格等。

剧中塑造的任务形象中,李奶奶是饱经风霜的六十出头的老人,她历经了军阀混战和日寇侵华,她遭受过国民党反对派的压迫,资本家的剥削,失去亲人,与徒弟李玉和,徒弟的遗女李铁梅相依为命,组合成一个革命家庭,她对新中国充满热爱希望,爱李铁梅,李玉和,仇恨国民党,军阀,资本家,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在剧中,她是一个可爱和蔼,有情爱国坚韧的老人,是一个平凡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典型,而李玉和呢,是平凡普通,典型的慈父,并且担任着道义为民族阶级去战斗,里铁梅这个革命接班人形象,当然也被赋予了一身光辉。

样板戏中,《红灯记》的人物塑造可谓是很符合“三突出”这个代表性理论了,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并且也遵循了正面人物必胜,反面人物必败这个套路。

通过《红灯记》,我们很难了解真正的英雄,因为他把人物简单化了,人物心中只有民族大义而无七情六欲,这种夸张使得样板戏中的人物僵硬枯燥,这是后世批判样板戏的一大原因。

古代戏曲欣赏红灯记中的戏曲片段解析

古代戏曲欣赏红灯记中的戏曲片段解析

古代戏曲欣赏红灯记中的戏曲片段解析红灯记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该剧中有许多精彩的戏曲片段,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戏曲元素和艺术魅力。

本文将对红灯记中的戏曲片段进行解析,从音乐、表演、舞蹈等方面来分析这些片段的特点和魅力。

一、片段一:柳毅闯荡五台山红灯记中的柳毅闯荡五台山是一段极为经典的戏曲片段。

柳毅是一个年轻豪爽的江湖大侠,在片段中,他前往五台山寻找自己心仪的佳人。

这段片段主要通过唱腔和表演展现了柳毅的英雄气概和侠义精神。

唱腔采用了豪爽大气的唱法,旋律高亢激昂,让人感受到柳毅内心的豪情壮志。

表演上,演员通过身段的矫健和劲道,展现了柳毅的英勇形象。

同时,片段中融入了精彩的舞蹈,舞姿优美流畅,让整个片段更加生动有趣。

二、片段二:曾黄流效王莽篡位红灯记中的曾黄流效王莽篡位是一段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戏曲片段。

王莽是历史上的一位篡位者,他篡夺了刘姓的汉朝天子的宝座。

这段片段通过精妙的唱腔和表演,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

唱腔的调子沉稳庄重,表达了王莽篡位的阴谋和欺诈。

演员的表演则通过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展现了曾黄流的不屈不挠和救国的决心。

整个片段通过音乐、表演和舞蹈的结合,将历史事件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人们感受到了历史的沧桑和悲壮。

三、片段三:柳毅与红灯女红灯记中的柳毅与红灯女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戏曲片段。

柳毅在寻找自己心仪的佳人过程中,结识了红灯女。

红灯女是一个生活困境中的女子,在片段中,她通过歌唱和舞蹈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渴望被拯救的心情。

唱腔采用了柔美悠扬的调子,让人们感受到红灯女内心的渴望和迷茫。

舞蹈上,演员通过轻盈的身姿和婉约的舞步,展现了红灯女内心的柔情和悲欢离合。

整个片段通过音乐、表演和舞蹈的完美结合,营造了一种浪漫的氛围,让观众享受到了视听的双重愉悦。

通过对红灯记中的戏曲片段进行解析,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戏曲的独特魅力。

每个片段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不同的情感和主题,让观众在欣赏中获得乐趣和思考。

浅析“样板戏”的艺术特征

浅析“样板戏”的艺术特征

浅析“样板戏”的艺术特征样板戏是中国戏曲的一种形式,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兴起的一种戏剧形式。

样板戏具有鲜明的政治宣传性质,其艺术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主题鲜明政治性强。

样板戏在创作上以阶级斗争为主题,大多以反映农村和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主线,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思想。

例如《红灯记》、《乌鸦和牧羊人》等作品都是典型的样板戏作品,通过舞台表演、音乐、对白等元素来传递政治宣传信息,营造出艺术的革命氛围。

二、音乐舞蹈独特生动。

样板戏的音乐舞蹈元素非常突出,舞蹈动作线条流畅,优美而整齐。

音乐旋律鲜明明快,富有节奏感,使人听起来振奋人心。

而且样板戏的音乐舞蹈形式和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包括唱腔、对唱、对诗、对白、舞蹈等,使得整个戏曲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魅力。

三、角色形象明确标准。

样板戏中的角色形象非常明确,一般可以分为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两个大类,其中正面人物多是代表革命力量的农民、工人、青年等,反面人物多是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势力的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等。

这些角色形象的塑造往往极富戏剧性,使观众能够清楚地分辨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

四、情节紧凑,剧情发展快速。

样板戏的情节通常紧凑而紧张,剧情发展迅猛,富有张力。

它往往会通过精心编排的场景转换、人物争斗等手法,使剧情持续升华,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样板戏的表演风格注重于强烈的冲突表现和决战高潮,以突出战胜敌人的革命斗争。

五、以演员为重要载体。

样板戏强调演员的形象塑造和表演能力,演员是整个戏剧的重要载体。

为了适应不同角色形象的塑造,演员通常需要进行严格的培训和排演,使其具备较高的演技和表演能力。

演员的形象塑造需要具备舞蹈、唱功、演技等综合素质,以展现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

样板戏的艺术特征主要包括主题鲜明的政治性,独特生动的音乐舞蹈,明确标准的角色形象,紧凑快速的情节发展以及以演员为重要载体等方面。

虽然样板戏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并且受到了一些局限和批评,但它依然是中国戏曲的一种重要形式,承载着一定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板腔体戏曲唱腔的形态分析——对现代京剧《红灯记》创腔技法分析

板腔体戏曲唱腔的形态分析——对现代京剧《红灯记》创腔技法分析

作者: 钱国桢
作者机构: 天津音乐学院
出版物刊名: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页码: 26-30页
主题词: 板腔体;戏曲唱腔
摘要: 中国的戏曲艺术,从宋元时期正式形成算起,到现在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

其唱腔从最初的“村坊小曲”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曲牌联套体”和“板腔体”以及“综合体”唱腔。

从历史角度来看,前五百年主要是联曲体得到很大发展,如昆山腔、弋阳腔。

后三百年,从明末梆子腔开始的板腔体唱腔得到很大发展,成为近现代戏曲唱腔的主要结构方法。

从两种不同结构来看,各有其特点。

联曲体唱腔以。

从《红灯记》看样板戏在中国特殊时期的唱词特点

从《红灯记》看样板戏在中国特殊时期的唱词特点

从《红灯记》看样板戏在中国特殊时期的唱词特点《红灯记》是一部歌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人民与敌人不屈不挠的现代京剧。

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殊年代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既是中西艺术结合的一个尝试,也从各方面体现着传统样板戏的特征。

今天着重说一说其语言风格,即唱词、念白方面。

在唱词、念白方面,样板戏从总体上显然比大多数传统剧目高出一筹。

传统京剧中存在着大量诸如“马走战”之类的文理不通的词句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并无具体内容,随处可用水词,演员在演出时的随意性极大,临时改词、添词、减词的情况极为常见。

这当然与旧时代艺人地位底下、文化水平不高及“角儿”的中心地位直接相关。

二三十年代后,一大批文人相继加入编剧队伍,这使京剧中的语言问题大为改观,三十年代中期崛起的翁偶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翁早年以才思敏捷、文才斐然著称于京剧界,他的剧作中大量华美而贴切的辞藻使剧本文学色彩极浓。

但在创编现代京剧《红灯记》时,翁偶虹的想法显然不同以往,力避辞藻,不弃平凡,用倍于写历史剧的工力,尽量把口头上的生活语言组织成比较有艺术性的台词,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生活成为他的创作原则。

但这并不仅是语言的“现代化”问题,因为现代语言并不排斥华丽的辞藻——只要运用得当。

这实际是一个语言的“阶级性”问题——即无产阶级的故事必须用无产阶级的语言来讲述。

换句话说,这仍然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

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使样板戏在语言上多本色而少藻饰。

在语言的无产阶级风格下,语言显示的意义也是革命的。

在“痛说革命家史”之前,李奶奶曾以“言语不多道理深”的一段念白对铁梅讲述了红灯的历史:“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门工人的脚步走啊……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在这里,红灯作为革命的图腾,在李奶奶的诉说中闪闪发光,它使铁梅理解了李玉和们不畏艰难的原因——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即革命。

随之铁梅对革命涌起对革命的向往之情:“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你也要挑上八百斤。

我看《红灯记》

我看《红灯记》

我看《红灯记》现代京剧《红灯记》是文革时期八大样板戏之一,是一部歌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与日寇不屈不挠地抗战的革命现代京剧。

《红灯记》的故事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它现在再看这部京剧作品,我们少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敏感性,不会看到日敌出场就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也不会看到英雄人物受刑就心惊胆战。

现在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种阶级对立的时代,所以对待文革时作为政治手段的这些样板戏我们应该少一些政治方面的批判,而应该寻找它们之中存在的优点。

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其实它们并不是一无是处。

以下我谈谈《红灯记》在艺术手法运用上的特点。

《红灯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呈现出的表演形式、艺术手法、艺术表现特色以及表达方式的多维度的特色。

《红灯记》是一部歌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人民与敌人不屈不挠地抗战的现代京剧,在表演形式上,它继承了传统京剧呆站着唱,有动作的时候不唱的特点。

在《红灯记》中,打动时是纯打动,到开口唱时整个舞台就沉寂下来,只有唱者在开口唱。

像李玉和、铁梅和李奶奶这些正面人物在有大段唱词时,整个舞台上就会只有他们在表演,其他人物都处于静止的状态。

最典型的一幕就是李玉和去和磨刀人接头时,在茶铺那里遇到日寇搜查。

在日寇与磨刀人纠缠时,其他人都是静止的状态,在李玉和表现当时心理的唱段时,其他那些人又变成静止的状态了。

这样符合京剧虚拟性的特点,演员在台上用高度虚拟化的表演引发观众的想象和共鸣。

《红灯记》反映的斗争生活,是充满了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的,这种精神要被发挥的淋漓尽致,唯有首选以京胡为主奏乐器,声限激烈的京剧来表现。

《红灯记》大量采用西皮、二黄的唱腔,其中西皮唱腔旋律多跳进,曲调起伏跌宕,节奏形式多样,速度较快。

具有高亢、激越、活跃、明快的情调特点,用于表现活跃轻快、慷慨激昂的情感。

而二黄唱腔旋律多级进,曲调流畅平和,节奏较稳定,速度较慢。

具有低回凝重、稳健深沉的情调特点。

用于表现深沉感伤、英勇悲壮的情感。

二者相辅相成,在《红灯记》这部剧目中灵活运用,使得剧情张弛有度,引人入胜。

“样板戏”中的革命特质——以《红灯记》为例

“样板戏”中的革命特质——以《红灯记》为例

一、“样板戏”初登舞台最早明确提出“样板戏”这一概念,是1967年《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①,并首次开列了“八个革命样板戏”的名单: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

《红灯记》这部著名的京剧现代戏也随之登上了舞台。

目前学术界对《红灯记》的研究,除了一些戏曲光碟资料外,基本上是将其置于八个“样板戏”整体研究。

其中惠雁冰所著《“样板戏”研究》对这八大“样板戏”从语言、舞台设计、人物动作等方面的研究为最细。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也有少许介绍。

此外,在一些人物史传中也有介绍,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叶永烈所著的《“四人帮”兴亡》,其中在介绍江青的内容中,有她对于“样板戏”的指示与建议。

总体而言,自“样板戏”登上舞台至今,学者对其的研究绝大多数侧重于对其中语言风格、曲艺音乐、舞台造型和动作姿态的研究,缺少对“样板戏”所反映出的革命文化的发掘,特别是动乱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艺的影响。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其革命特质,主要指在《红灯记》这部京剧现代戏中主要革命人物在革命活动中所展现出的革命心理、革命情怀以及革命精神。

二、《红灯记》中的革命心理首先是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坚持。

在《红灯记》这部著名的“样板戏”中,正面人物的出身大多是工人阶级、手工业者和穷苦农民。

其中以李玉和一家为主要的正面人物。

在李玉和一家人的身上处处体现着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观特别是对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坚持与把握。

毛泽东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是农村包围城市,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放手发动群众,艰苦奋斗,坚持到底并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当李玉和被叛徒王连举告发后,他不慌不忙,反而告诉铁梅要把密电码想尽一切办法送到柏山游击队,为彻底消灭敌人奠定基础,这一情节积极贯彻了人民战争路线;当特务以“查户口”为由进门搜寻李铁梅时,李家隔壁的邻居田惠莲乔装改扮成铁梅的模样蒙蔽了特务的视线,由此保护了李家,这一处则是对团结一切力量,发动群众作战的诠释。

“一韵三叹”话“红灯”(上)——感悟钢琴组曲《红灯记》中的风格魅力与文化质感

“一韵三叹”话“红灯”(上)——感悟钢琴组曲《红灯记》中的风格魅力与文化质感

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THE NEW VOICE OF YUE —FU (The Academic Periodical of Sheny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1]王珈(1979~)女,沈阳音乐学院讲师。

胡净波(1961~),沈阳音乐学院教授。

“一韵三叹”话“红灯”(上)引言从我国的宋代就有类似戏曲的形式存在,并包含故事的情节,唱腔的设计和丰富的表演等方式。

后来便发展成被外国人叫做中国歌剧的京剧,以其中的唱、做、念、打的功底和虚拟化的布景道具,加上经过千锤百炼的唱腔设计,以及散、慢、中、快、散的板式布局等,都为后来我国的音乐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钢琴组曲《红灯记》就是借助中国戏曲这样一种形式来完成的优秀作品之一。

并以专曲专用的音乐构想、个性化的音乐形象和丰富的京腔语汇,让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钢琴这一丰富的音响音色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钢琴伴唱《红灯记》是在原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另一种艺术形式,即:在观众面对舞台的左方,是以一架钢琴用来伴奏,而京剧中被称之为武场的乐手们(板鼓、大锣、铙钹、小锣),在右侧一字排开。

舞台中心位置留给剧中的三位主要人物(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

而由此演化而来的钢琴组曲《红灯记》,则是从钢琴伴唱《红灯记》中选出了八首不同人物的核心唱段构成。

整部作品不但凸显着上个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现象,还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创作原则和体裁、题材等形式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

其中的旋法和音响音色的布置上,虽然是不能够越过当时的“三突出”创作范围,但在音乐整体的表现上,还是遮蔽不了艺术家给中国钢琴文化所留下的一笔浓墨重彩。

由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和现代京剧样板戏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在不断升温、问世,对于本作品的诸多政治、文化背景和创作、审美取向等方面的内容都有相关的论述,故在此不待烦言。

红灯记豫剧赏析

红灯记豫剧赏析

红灯记豫剧赏析《红灯记》是中国豫剧的一部经典作品,它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表演技艺而闻名于世。

该剧以清朝末年的上海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红灯区的悲欢离合故事。

在这部豫剧中,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还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魂魄。

本文将从剧情、表演和文化内涵三个方面对《红灯记》进行赏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红灯记》的剧情。

该剧以红灯区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友情和人性的故事。

主要角色有宝玉、秋瑾、小玉、王老五等。

宝玉是一个文人,秋瑾是一个妓女,两人在红灯区相识相爱。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人的爱情并没有得到美满的结局。

除了爱情故事,该剧还描绘了红灯区的生活、人物的命运以及社会的种种现象。

整个剧情跌宕起伏,令人感慨万分。

其次,我们来谈谈《红灯记》的表演。

豫剧是中国传统戏曲之一,其表演形式具有独特的魅力。

在《红灯记》中,演员们通过唱、念、做、打等表演手法,将故事情节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他们的唱功、念功、表演功力都非常了得,能够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内心世界以及情感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舞台布景、服饰道具等方面也非常用心,为观众呈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上海老城区。

最后,我们来谈谈《红灯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豫剧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之一,自然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红灯记》中,观众不仅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还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魂魄。

剧中所描绘的红灯区生活、人物命运以及社会现象,都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

同时,剧中所呈现的爱情、友情、人性等主题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

通过观赏《红灯记》,观众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一些智慧和启示。

总之,《红灯记》作为中国豫剧的经典之作,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湛的表演技艺而闻名于世。

通过对该剧的赏析,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还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魂魄。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和喜爱中国豫剧,让这一传统艺术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红灯记的音乐学分析

红灯记的音乐学分析

引言提起文革时期的音乐艺术,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八大革命样板戏,作为那个特殊时期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文化产物,与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目不同,它们所反映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内容,现代革命京剧成为文化革命的典范。

作为我国现代戏曲音乐创作的一个优秀的范例,京剧《红灯记》成功地塑造了李玉和、李奶奶和铁梅等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其中塑造铁梅的形象方面更是颇具匠心,值得人们研究和思考,以下就对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主要唱段进行分析阐述。

一、创作背景《红灯记》最初的剧本来源于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自有后来人》。

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凌大可、夏剑青以电影故事内容为蓝本,改编成沪剧,并更名为《红灯记》。

1963年初,沪剧《红灯记》在上海公演。

江青在观看过沪剧《红幻记》后认为本子不错,遂将该剧剧本推荐给中国京剧院。

中国京剧院在接到指示后,先由总导演阿甲拟出京剧剧本的提纲,翁偶虹写初稿①。

而后,阿甲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出第二稿。

②由刘吉典③、周国兴、李广伯④任音乐设计,李金泉设计老旦唱腔⑤,李少春设计李玉和唱腔⑥,张健民进行乐队编配。

京剧现代戏《红灯记》从排演之初至1964年汇演,边排边改。

而且,从1964第一次正式公演的第一版至1970年拍成舞台艺术影片的最终定稿,前后改动达二百多次,累计演出近千场。

导演及音乐设计人员在唱腔、形体动作、舞台调度等各个方面反复推敲,精益求精。

可谓“十年磨一戏”。

由于其在公演中高度的艺术性和观赏性,《红灯记》在获得人们一致称赞的同时,也获得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从1965年2月开始南下巡演,从而掀起了全国学唱《红灯记》的热潮。

《红灯记》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某地。

中国共产党员、铁路扳道工人李玉和,是干练的秘密工作者。

他家祖孙三代是在“二七”大罢工运动中,结成的一个①翁偶虹,生于1909年,中国剧作家,北京人。

②阿甲(1907—1994),宜兴丁蜀镇双桥村人。

地方剧种移植京剧“样板戏”的个案研究——豫剧《红灯记》唱腔分析

地方剧种移植京剧“样板戏”的个案研究——豫剧《红灯记》唱腔分析

·79·艺术研究地方剧种移植京剧“样板戏”的个案研究——豫剧《红灯记》唱腔分析陈晓娟(中国戏曲学院,北京 100071)摘 要:京剧“样板戏”是戏曲发展史中不可忽视的现象,这些剧目不仅给经历当时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且对京剧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同时,这种影响也蔓延到了其他剧种。

20世纪70年代,京剧“样板戏”创作与演出持续升温,为了让更多的人看懂“样板戏”,197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短评《做好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工作》,各地方包括西藏、新疆地区的地方戏曲剧团开始了移植京剧“样板戏”的工作。

1974年国庆,多个地方剧种移植“样板戏”的剧目在京公演,其中包括湖南花鼓戏《沙家浜》、评剧《龙江颂》、河北梆子《杜鹃山》等以全剧形式演出,及湘剧、桂剧、壮剧、彩调剧、晋剧、豫剧等以折子戏形式演出,形式各异,数量众多。

[1]这些剧目在移植时是有严格要求的,“应该是在‘样板戏’创作原则的指导下,对自身的剧种艺术进行‘革命化的改造’,要学演‘样板戏’不走样”。

[2]关键词:戏曲;豫剧;“样板戏”在“京剧化”移植的严格要求影响下,往往牺牲了地方剧种的艺术风格。

这些地方剧种移植“样板戏”的剧目大多寿命不长,随着“文革”的结束,多数剧目不再上演,逐渐被人淡忘,理论研究界对此类剧目也关注较少。

但是,仍有一些移植“样板戏”剧目在本地流传广泛,甚至在“文革”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还会以全场形式来演出,豫剧《红灯记》就是其中之一。

1 豫剧《红灯记》的创作背景及在当代的影响1.1 豫剧《红灯记》的创作背景1967年到1968年,河南省的大部分豫剧团为配合形势,开始移植《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现代戏。

1971年,前身为群乐剧团的郑州豫剧团演出革命现代豫剧《红灯记》,在传统豫剧唱腔音乐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不少唱段在群众中广为流行,该剧由梁士英导演,曾于1974年、1975年两次作为河南省代表团的节目,赴京参加移植“样板戏”的汇报演出,由常香玉饰演李奶奶。

解析大型桂剧移植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

解析大型桂剧移植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 11解析大型桂剧移植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薛琦【摘要】大型桂剧移植革命现代样板戏《红灯记》是根据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来改编,全新改编的样板戏区别于传统戏,吸收运用了新的创作手法、新的唱腔及乐队。

以及戏曲外延运用了现代化的舞台布景、服装、化妆等,展现了现代样板戏独特的艺术魅力。

本文将从剧情、唱腔和乐队这三方面来进行解析,阐释桂剧《红灯记》的艺术特质。

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桂剧现代样板戏《红灯记》。

【关键词】桂剧样板戏剧情唱腔乐队为让经典重现,桂林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桂林市 戏剧创作研究院根据京剧样板戏《红灯记》共同改编创作 大型现代样板戏桂剧《红灯记》。

并多次进行惠民演出。

样 板戏是文革时期被树立为号称“革命样板戏”以戏剧为主 的二十多个舞台表演艺术作品。

其代表性的剧目包括京剧 《红灯记》《杜鹃山》《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及芭蕾舞剧 《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作品。

样板戏在政治上虽然有 一定的灰色地带,但是在艺术上的价值是功不可没的。

9'解析剧情桂剧《红灯记》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李玉 和及女儿李铁梅和母亲李奶奶为主角的一家三代,为了向 游击队转送密电码而奋不顾身,与日寇宁死不屈、百折不 挠地斗争的英勇壮烈故事。

全剧以一盏红灯贯穿始终,李 玉和和李奶奶因不肯交出密电码而英勇牺牲,铁梅继承父 志,在邻居的帮助下,成功将密电码送到柏山上交给游击 队,最终取得胜利的辉煌事迹。

演出场景布局宏大,剧情波澜起伏,内容很有深度。

该 剧共分为十场,每一场都有剪短的标题来引出剧情主题。

由第一场李玉和接应交通员到第十场伏击奸敌,剧情线层层递 进、逐渐深人,融汇惯联。

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达到全剧高 潮。

李奶奶向李铁梅痛说革命家史,告之红灯是联络信物。

铁梅得知李奶奶非她亲生奶奶,李玉和非她亲生父亲。

而她 的亲生父亲因革命牺牲,铁梅在震惊的同时怀着感恩的心继 承父志,为抗日部队送情报。

古今演变视域下的“样板戏”《红灯记》创作源起

古今演变视域下的“样板戏”《红灯记》创作源起

古今演变视域下的“样板戏”《红灯记》创作源起古今演变视域下的“样板戏”《红灯记》创作源起导言:中国样板戏是中国戏曲艺术中的瑰宝,它以舞台设计的综合性、制度化的统一和演员必修的“样板”表演艺术,于1949年至1979年间为主流。

其中,《红灯记》作为中国样板戏的精华之一,在其创作和演变过程中,凝聚了无数创作人员和演员的心血和智慧。

本文将从古今演变的视域,探讨《红灯记》样板戏的创作源起。

一、戏曲创作的古代观念古代的戏曲创作,注重讲究“守旧”,尊崇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发展。

在传统的古代剧本中,通常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创作完成,而歌剧演员则负责演唱和表演,以歌唱和舞蹈来表达情感。

此外,古代创作还是一种高度集体化的过程,需要剧作家、导演、演员等多个角色的共同努力。

二、样板戏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将戏曲艺术作为宣传工具的一种重要手段,开始推动发展新的、受到大众欢迎的剧种。

于是,在上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多家样板戏剧院,开始了样板戏的创作和演出。

样板戏的特点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内容贴近生活、听起来耳熟能详。

样板戏在创作方面也有着创新,起初主要是由剧院的剧作家进行创作,后来还加入了其他行业的人才,如文学家、作曲家等。

三、《红灯记》的创作背景《红灯记》是样板戏中的经典之一,它的创作背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进入全面建设时期,重视传承和发扬古代戏曲艺术,同时也希望通过艺术创作来宣传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社会生活。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灯记》开始了它的创作之路。

四、《红灯记》的创作过程《红灯记》的创作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和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在剧本创作方面,著名剧作家鲍春来担任了主要创作工作,他根据古代传统剧本,结合现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创造性地改编了剧本,使其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口味。

在音乐创作方面,著名作曲家王镜湖作曲,为《红灯记》注入了活力和独特的个性。

五、《红灯记》的演变过程《红灯记》的创作完成后不久,它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演出,并迅速受到观众的喜爱和赞扬。

《红灯记》艺术作品分析

《红灯记》艺术作品分析

京剧伴唱《红灯记》之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选段作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革”前期的“样板戏”之一,钢琴伴唱《红灯记》属于室内乐领域的音乐形式而引人注目。

它的出现不仅使当时在中国濒临“生存危机”的钢琴音乐艺术“起死回生”。

而且在将钢琴和京剧音乐的结合上.也进行了颇有新意的艺术尝试。

一、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产生和版本演变从1962年以后.中国文艺界在极左政思潮的指导下,掀起了批判“封、资、修”、“大、洋、古”的热潮,西方音乐、包括用西洋乐器演奏的诸如交响乐、室内乐、钢琴曲等音乐体裁创作和演出均无形中逐渐成为了禁区。

殷承宗认为终于找到钢琴的一条出路:用钢琴为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伴唱。

根据同名京剧改编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

选用了原京剧中的部分精彩唱段共12首。

其中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是铁梅5段唱腔中的一首。

在改编的过程中,钢琴伴唱《红灯记》根据“清唱”的特点。

对部分唱段的前奏、过门做了增删调整,但就唱段本身。

未加丝毫的改变;同时,钢琴在其中代替了原京剧伴奏的“文场”(三大件),京剧的打击乐虽依然保留,但显然为使打击乐的音量与钢琴相匹配,其密度、力度和厚度也都有所削弱,仅求节奏层次清晰又有京剧韵味的效果即可。

二、前奏和过门的处理因为钢琴伴唱《红灯记》是节选的京剧片段.以“清唱”形式出现,没有原戏曲中开唱前的动作表演和对话做铺垫。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彰显钢琴魅力,因此钢琴伴唱《红灯记》为各个唱段都加上了前奏。

(无论原先有否),并根据原有的前奏。

做了部分必要的调整。

原以“三大件”为主的京剧唱腔伴奏,依据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思维模式及其乐器的特点,无疑是单声部的。

钢琴伴唱《红灯记》既然要在伴奏形式上有所改变.要发挥钢琴这个多声乐器特有的表现功能,必须将其伴奏的思维转换为多声思维。

并要通过钢琴的织体具体地体现出来。

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多声配置基本立足于主调和声。

而在钢琴织体的总体布局构思上,又是以替代原“三大件”的伴奏为出发点的。

简论红灯记

简论红灯记

“样板戏”在文革十年中是最具号召力的文艺欣赏形式,虽然新时期遭有坎坷,但结果依旧成为红色经典之一。

经历文革磨难的人们总轻易地将他们心中的愤怒指向“样板戏”,但今天,作为一个旁观者,拨开历史的尘埃,再次审视“样板戏”,却也有不一样的韵味。

《红灯记》就是“样板戏”中优秀的代表之一。

它讲述的是一个“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奇特家庭与日寇顽强斗争,最终完成任务的故事。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影子,《红灯记》也不例外。

建国后直到文革期间,这是一个艰难革命胜利后新生、发展的过程。

“红色”戏剧其侧面的体现。

最初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讲述一直是党的文艺中的重要内容。

后来,文革开始时,“阶级”已不再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而是作为一种存在深植于人们的大脑之中,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在当时的社会,渗透到各个领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

“样板戏”的流行,也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

《红灯记》把阶级斗争、阶级情感、革命家史、革命情感,融汇于一家之中,自下而上的表现。

它以“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的家的感情的升华来表现阶级情、革命爱。

尤其中心场次的《痛说革命家史》,无疑把革命感情抒发的淋漓尽致和感人至深。

《红灯记》,它是革命和英雄的赞歌,主要依靠对革命情感的抒发。

在《红灯记》中,革命是在阴森恐怖的气氛中进行的,但象征革命的红色号志灯仍一次又一次穿透恐怖,发出夺目的革命之光。

在铁梅终于完成任务时,演出结束在万丈红光之中,革命取得了胜利。

虽然这一胜利不过是一条光明的尾巴,但它的意义非同小可,它向人们昭示了革命的艰难,并对最终的胜利作出了总体上象征性的承诺。

然而,为了适应社会意识形态的宣传需要而产生的文艺作品,不可避免的会被僵硬的模式所束缚。

“样板戏”对人物采取了一种“整整齐齐排好队伍”的方式,人物的“高大全”,不可谓不是“教条主义”。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抹杀了人物一些人性的光辉。

无论是李铁梅,还是李玉和,过度的赞扬和美化、神化,也让人觉得伪作、虚浮。

红灯记中的戏曲艺术表现

红灯记中的戏曲艺术表现

红灯记中的戏曲艺术表现红灯记是中国曲艺中的一种典型形式,它通过细腻的表演和卓越的唱腔,成功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红灯记以其精湛的表演技巧和深刻的艺术感染力,成为了广大观众乃至国际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首先,红灯记在戏曲艺术表现上独树一帜的特点在于它精妙的舞台布景和灯光设计。

在红灯记节目中,舞台上 often 的多彩背景布置、立体道具和璀璨灯光的烘托下,使得戏曲表演更加逼真、生动。

通过色彩绚丽、炫目的灯光,舞台上瞬间呈现出多种情感,使观众更好地感受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其次,红灯记的唱腔表现技巧堪称成就卓越。

红灯记以其独特的唱腔风格被广大观众所喜爱,如曲调婉转的“扯旗袍”、纤细柔美的“想梳头”以及激昂豪放的“舔犊子”等曲目,无不展示了曲艺艺术的独特魅力。

唱腔技巧的运用使得红灯记的演员能将平日里的琐碎情思转化为音乐表达,令人产生共鸣,感受到戏曲艺术的深厚底蕴。

此外,红灯记中的表演形式也是其独特的艺术表现之一。

红灯记在表演形式上注重表演者的动作、肢体和面部表情等细节,这些细腻的展示方式使得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剧情,增强与演员的共鸣。

例如,“三打白骨精”中唐僧师徒用各自的表演形式展示了各人角色的独特魅力,既给观众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又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精髓。

此外,剧情的处理也是红灯记中重要的戏曲艺术表现之一。

红灯记通过细腻的叙事手法和紧凑的剧情安排,成功地展示了传统文化和故事情节。

总的来说,红灯记中的戏曲艺术表现以其独特的唱腔、精妙的舞台布景和灯光设计、细腻的表演形式以及深入人心的剧情处理等方面的特点,成功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红灯记不仅是中国曲艺的珍贵遗产,更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在国内外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赞赏。

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红灯记这一典型戏曲形式将继续发扬光大,为世界舞台上的戏曲艺术增添新的光彩。

伴奏《红灯记》的心得体会

伴奏《红灯记》的心得体会

作者: 郝志英[1]
作者机构: [1]宁夏演艺集团京剧院,宁夏银川750001
出版物刊名: 戏剧之家
页码: 33-33页
年卷期: 2020年 第4期
主题词: “样板戏”;《红灯记》;京胡;唱腔
摘要:现代京剧“样板戏”是我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时期的产物和特殊文化符号,也被称为“革命样板戏”。

“样板戏”在戏曲音乐改革方面加入了中、西混编乐队,将原本只
是“三大件”和锣鼓的伴奏方式进行了大胆创新和突破,不仅“洋为中用”,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完美地结合,弥补了传统京剧乐队在音乐表现力方面的不足,并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演奏方式,将京剧推向了一个时代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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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灯记》看样板戏在中国特殊时期的唱词特点
《红灯记》是一部歌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人民与敌人不屈不挠的现代京剧。

作为中国历史上特殊年代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既是中西艺术结合的一个尝试,也从各方面体现着传统样板戏的特征。

今天着重说一说其语言风格,即唱词、念白方面。

在唱词、念白方面,样板戏从总体上显然比大多数传统剧目高出一筹。

传统京剧中存在着大量诸如“马走战”之类的文理不通的词句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并无具体内容,随处可用水词,演员在演出时的随意性极大,临时改词、添词、减词的情况极为常见。

这当然与旧时代艺人地位底下、文化水平不高及“角儿”的中心地位直接相关。

二三十年代后,一大批文人相继加入编剧队伍,这使京剧中的语言问题大为改观,三十年代中期崛起的翁偶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翁早年以才思敏捷、文才斐然著称于京剧界,他的剧作中大量华美而贴切的辞藻使剧本文学色彩极浓。

但在创编现代京剧《红灯记》时,翁偶虹的想法显然不同以往,力避辞藻,不弃平凡,用倍于写历史剧的工力,尽量把口头上的生活语言组织成比较有艺术性的台词,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生活成为他的创作原则。

但这并不仅是语言的“现代化”问题,因为现代语言并不排斥华丽的辞藻——只要运用得当。

这实际是一个语言的“阶级性”问题——即无产阶级的故事必须用无产阶级的语言来讲述。

换句话说,这仍然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

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使样板戏在语言上多本色而少藻饰。

在语言的无产阶级风格下,语言显示的意义也是革命的。

在“痛说革命家史”之前,李奶奶曾以“言语不多道理深”的一段念白对铁梅讲述了红灯的历史:“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门工人的脚步走啊……红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在这里,红灯作为革命的图腾,在李奶奶的诉说中闪闪发光,它使铁梅理解了李玉和们不畏艰难的原因——为的是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子兵,即革命。

随之铁梅对革命涌起对革命的向往之情:“爹爹挑担有千斤重,铁梅你也要挑上八百斤。

”同样,在《红灯记》中脍炙人口的那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中,“数不清”三个朴素的字表明了革命队伍的强大;“他比亲眷还要亲”更表达了一种朴素但崇高的感情:阶级的情感是超乎个人情感之上的。

与对革命的衷心歌颂截然相反,在同样本色的语言
风格之下,样板戏对“敌人”的态度显得愤怒已极。

在《赴宴斗鸠山》一场,李玉和并不将斗争矛头指向“狼心狗肺贼鸠山”,而是把中国“穷工人”和日本“阔大夫”对立起来,并对“日本军阀”作出总体批判。

这显然使本剧的阶级斗争意义得以加强。

在同一场中,李玉和激愤地痛斥叛徒王连举为“贪生怕死”的可怜虫,并宣布:“到头来人民定要审判你!”这一判决的意义显然不在于最后处决叛徒,而在于在人们的意识中将叛徒清除出队伍之外从而使革命这一概念更加神圣。

另外,《红灯记》中有两句念白很值得注意,一句是“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哪”,另一句是“有堵墙咱们是两家子,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后来这句话马上就被铁梅纠正为“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这两句字面上完全相反的话实际上表达了同一个意思:阶级的情感使我们同处在一个家庭之中。

在探讨样板戏的语言问题时,到样板戏的用韵很值得研究。

京剧一般用十三辙为韵,而且句句压韵,并且换韵的情况很少。

从音韵学的角度讲,不同的韵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

在样板戏中,被大量使用的是“发花、江阳、怀来”之类的开口音,这些韵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革命者豪迈气概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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