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

推动中国留学活动

近代的留学潮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 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 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学生容闳、 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 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 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 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着，黄 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 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 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 业回国。
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增多，洋务运动也 需要新式人才，中国千百年来科举做官、轻商贱役的传统价值观受到 了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教士逐渐深入中国内地，教会学校 明显增多。19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教会学校的总数增加到800多， 学生近2万人，仍以小学为主，开始有少量中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 初，教会学校增至2000所，学生4万人以上，中学数量有所增加，甚 至出现了一批规模不等的教会高等学校。这时的教会学校不必担心生 源问题了，因为它们是系统传播与资本主义企业相适应的西方近代科 学知识的地方，所以也成为买办士绅家庭所向往的地方。由此，教会 学校从慈善学校变成了贵族学校，不再免费招收贫苦孩子，而是尽力 吸收社会上层和商界人员子弟，收取高昂的学费。
而对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 文化，教会学校经历了从排斥到利 用的过程。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企图 用“耶稣”来取代“孔子”，在思想文 化上控制中国。但他们渐渐意识到 儒家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及其对中国 人根深蒂固的影响，于是转变策略， 力图缓解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在 19世纪70年代提出了“孔子加耶稣” 的教育思想。由此，《诗经》、 《论语》等儒家经典也进入了教会 学校的课程表。例如，1881年在上 海创办中西书院的美国传教士林乐 知就强调“中西并重，毋稍偏枯”， 主张“半日教西学，半日读儒书”。
19世纪晚期，西方基督教会开始在中国创办一些高等教育 机构，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已蔚为大观，包括新教创办 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 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13所和天主教创办的3所。教会大学遍 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李培恩 与 之江大学

总的说来，尽管教会学校充当了西方列强进行殖民侵 略的工具，但它也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中 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 发展。教会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品德、体魄、行为习 惯、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 动，这些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中是看不到的。正如 上海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校长沈体兰曾说过的： “基督教学校在现代中国教育界中是处于一个先进者的 地位，这话是无可怀疑的。”
▲外国人画的孔子，人的比例是正确的， 但穿戴则不中不西，俨然就是一个神甫装 了张中国脸。
Baidu Nhomakorabea
开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女子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她们只能 待在深闺之中学习如何更好地为家庭服务，而从未真正地走进社 会。在华教会学校基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倡导男女 平等思想，兴办教会女学，对近代中国的妇女生活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胡适就曾说：“他们（传教士）给了我们不少教训，其中 最大一点是教我们把女人也当人看待。” 1844年，受英国基督教“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派遣，阿尔德赛女 士在宁波开设了一所女塾，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 女子学校。到1877年止，在华新教传教士共开办各类女子学校 120多所，学生2000多人。19世纪80年代，教会女子学校规模开 始扩大，出现了一批教会女子中学。其中较著名的是分别于1881 年和1890年创办于上海的圣玛利亚女校和中西女塾，旧上海的很 多名媛淑女都曾在其中学习，如宋家三姐妹、张爱玲等。
有人说，教会大学是西方文化侵略的重要 阵地。对此，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是这样 说的：“若中国今日不需要外国文化之输 入，则尽可闭关自守，而无待于西洋科技 艺术之灌输，社会经济思想之流入。然在 今日之中国，其实际对于外来吸收之不暇， 遑论拒绝。足见西洋文化之输入，乃为补 救中国文化之不足而决非侵略的。”
教学内容的变革

近代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里，宗教是一切课程的中心， 教学内容“不过于宣讲圣经之外，教以读写知识及算术 字母而已”。宗教课一般由传教士教授，分宗教灌输和 宗教训练两部分，学生既要学习《圣经》、自然神学、 天启神学等宗教课程，又要参加弥撒、祈祷、礼拜、 集会等宗教仪式活动。为使教学适应中国儿童的特点， 传教士还编写了《教会三字经》、《耶稣事略五字经》 等教材，让学生背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科学 和其他人文科学在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中所占比重逐 渐增大，科目种类也日益增多。
教会大学与中国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 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 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 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 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 士有关。
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 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 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
从慈善学校到贵族学校

早在鸦片战争前，英、美等国就派传教士到中国沿海岛屿开设学校。 1818年，英籍传教士罗伯特· 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旨在 为中国培养一批传教士。英华书院尽管不是设在中国本土，但却是 第一所主要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1843年它迁到了香港。1835年， 广州的英美传教士和商人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到了1839年， 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成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在华兴办的教会学 校。早期的教会学校一般设在教堂里，规模较小，招生对象大多是 穷苦教徒的子弟和无家可归的乞丐，教学内容只有小学程度。因缺 乏生源，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路费和膳食费。由此可见，早 期的教会学校更像是慈善学校。1840—1860年，我国香港和通商五 口岸地区的教会学校大约有50所，学生近千人。
——基督教与中国近代教育

近代中国的教会学校，是美、英等国基督教差会为在 中国传播基督教而开办的。它的产生、发展是以外国 资本主义对华侵略为背景的，因此，它也就自觉或不 自觉地成为了外国资本主义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即 “文化租界”。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侵略者除了对中国进行政治、 经济侵略之外，还派来大批传教士在文化领域兴风作浪， 企图将“基督”变成中国“唯一的王和崇拜对象”，用宗教 统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位美国传教士说：“我不怀 疑教会学校是传播福音的最有效的方法，我相信在印度、 中国和日本，基督教的教诲是最好的说教，学校是最好 的教堂。”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传教士们凭借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赋予西方列强的特权，在中国各地积极兴办 教会学校。而随着清末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衰落，这些 教会学校的影响越来越大，近代中国逐渐建立起以基督 教精神为底色的公立教育模式。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 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 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 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 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 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 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 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 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沪江大学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 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 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 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 等。 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 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 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 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 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 二十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 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 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容 闳 （1828-1912）
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 清政府派出的首批 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 见的。 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 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愿 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 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 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 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 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 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 1872至1875年，清政府 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 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 动延续下去。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 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 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教会教 育问题。会上，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指出，教会学校必须 承担传播西学的责任，因此要改革教学内容，编辑世俗 的教科书。这次大会组织成立了“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 （The 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决定 编写两套中文教材，其内容除宗教教义外，还包括数学、 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化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 外语（主要是英语和法语）、各国历史、逻辑学、心理 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科学。由此开始，西学 逐渐成为教会学校主要的教学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