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价值观之异同分析

中日价值观之异同分析摘要：中日价值观有众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却不尽相同。

如果不好好把握和理解这些差异，就很容易造成跨文化交际失误。

本文选取了同为中日价值观核心的三个方面：集团意识、面子和人情，来论述中日在这三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异同之处，并在此之上对日语教学提出几点建议，旨在让学习者理解母语与目标语更深层次的文化，提高跨文化交际水平。

关键词：价值观集团意识面子人情日语教学一.引言关于价值观的定义，学者们众说纷纭。

michael prosser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或群体主要通过文化交际构成的模式。

他们是最深层的文化，我们认为所有人都有价值观”。

贾玉新（1997）认为“价值观念是任何社会或文化中的人们所回避不了的指令，是人们行为的规则、思维的方式、认知的准绳、处世的哲学、演绎推理的模式、评价事物的规范、道德的标准等等”。

不管你意识到与否，价值观都在无形地支配着人们，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想要脱离价值观而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价值观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注重集团主义，轻视个人主义，注重和谐、注重人情、注重内外有别等。

这些条目都频繁出现于对中日价值观的研究中，然而看似相同的条目，它们的实质也相同吗？这里，本稿想从中日价值观中都比较突出的三个方面，即集团意识、面子和人情来论述中日间的异同之处。

二.中日价值观的几点异同之处1.集团意识人类学学者kluckhohn（1961）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共有5个基本问题：人类观、自然观、时间观、人生观、社会观。

这里的社会观主要就是指的人际关系的类型。

人际关系的类型主要可以分为纵向型、横向型与个人型。

换而言之，文化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这种文化中的地位。

hofstede（1980）经过大量数据的考证，也认为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考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尺度。

说起日本人的价值观，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便是集团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人同样及其重视集团主义，在对外汉语的研究中，中国人重视家庭、重视集体等要素也是被反复提及的，不过中日两国文化中的集团主义还是有很大不同。

岛国日本以天皇为核心，国民信赖、依赖国家，相互之间也团结一心，造就了集团主义的形成。

日本人对外竞争，对内讲究和谐。

例如，他们认为沉默就是美德，为了不刺激到他人，日语里有很多暧昧的、拐弯抹角的表现。

他们在和人交往时，时刻都想着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因此总是会满面微笑，时不时地鞠躬，他们认为不刻意去主张自己才会获得别人的好评，即他律性的特征十分明显。

与此相对，中国人又如何呢？《不列颠百科全书》里对于个人主义做了以下说明：“个人主义是政治与社会的哲学，相对国家、社会这样的外在束缚，尊重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的一种立场与理论”。

而《现代汉语词典》对于个人主义却是这样诠释的：“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

个人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

由此来看，中国人似乎对个人主义也不抱好感。

但是，中国的集体主义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条件下产生的，如今在国际化这个时代背景下，也多多少少地受到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

因此，比起日本人这样一边意识到他人而采用的自我抑制的表达方式，中国人更倾向于不隐瞒自己的意图，直率地向对方传达，即采用自我本位的表达方式。

例如，在做自我介绍时，日本人通常会说“我是就职于三菱银行的铃木”。

即比起自己的名字，会优先介绍自己的所属集团。

集团是个人赖以生存的大前提，而个人与之相比只能排在次位。

而中国人通常会这么介绍自己：“我叫李明，来自武汉，就读于湖北经济学院。

”即先报出名字，再对出生地、所属集团等进行介绍。

从行动模式上看，日本人的他律性特征明显，而中国人似乎更加偏向于欧美人的自律性特征，尊重个性、展现自我。

当然，这里不是说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完全消失了，它只是改变了一些，并且时常通过宣扬爱国主义等方式表达出来。

其实，我们可以说日本文化是以所属集团为核心，而中国文化是以血缘为中心的。

中国人比什么都重视血缘，认为只要有血缘关系，大家就都是一家人。

吉沅洪（2003）认为，日本人喜欢把一切东西都用“内”与“外”来区分。

自己的所属集团就是“内”，所以会有“内の学校（我的学校）”、“内の会社（我的公司）”这样的表达方式，他们把自己所属的学校、公司等主体化，这里的“内”就等于第一人称“我”。

在中国，终身雇佣制等情况很少见，因此很少会有人把学校、公司看成“内”，即不太习惯把自己公司称为“我的公司”，而采用复数的表达形式“我们公司”。

因此，日语中的“内の××”在很多情况下要译成“我们的××”才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和思想意识。

中国人通常只会把自己的家人称为“内”，即“我的家人”等。

在中国，家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的各个层次发挥作用。

次于家人第二重要的便是朋友，也算在“内”里面。

因此，为家人、朋友两肋插刀或者牺牲这样的意识可以说是比日本人强烈许多。

2.面子调查一下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评价，“爱面子”这个词估计马上就可以检索出来。

亚瑟·史密斯把中国人的国民性就用“面子”二字给总结出来，认为中国人对面子的执着程度丝毫不亚于政治家对权利的追求。

鲁迅先生也认为“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日语中对应“面子”这个词的恐怕只能是“世間体”吧。

中国人爱面子，日本人也处处顾虑“世間体”，不过这两个词实际上却不完全对等。

所谓面子，是你如何向他人展示自己，而“世間体”是他人如何看待自己。

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

日本人会为了护全“世間体”，小心翼翼地避免犯错，忠实地完成自己的义务，如果没有做到这些，便会产生“耻感”，所以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是这样一种“耻感文化”。

面子是从儒教的纲目“礼”之上发展而来，起着保持社会秩序的机能。

但是，“在当代中国，面子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取经济以及社会资源的手段（末田 1993）”。

对于中国人来说，面子是绝对不可以被伤害的东西，交际双方都以此为前提交往。

吉沅洪（2003）认为面子就是维持人际关系的最重要的假面。

比如说，有人邀请你去吃饭，若是不能去，一定要好好说明理由。

很多情况下，拒绝别人的邀请就是不给面子，从而伤害到了对方。

《礼记》中也有“尊客之前不叱狗”这样的说法，中国人总是会顾虑到对方的面子。

就像中国人经常会把日本人常使用的“建前（场面话）”看作是谎言，也有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面子抱有偏见。

比如说日本人会对中国人在乘车或者吃饭等场合抢着付帐等行为感到不可理解。

其实这些行为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面子，而是因为中国人追求的就是一种亲密无间的人际关系。

末田（1997）曾经对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的面子意识以及交际策略进行了研究。

据调查，在涉及到个人能力这样的事件时，中国学生比日本学生的面子意识更加强烈。

例如，中国学生不会轻易就说“我不会”。

相反的，如果他人的面子受到了伤害，日本学生会比中国学生更积极地去保护对方的面子。

但是，外国人经常对中国人抱有的“中国人从不认错”、“专找借口”等想法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

也就是说，中国学生也并不是誓死捍卫自己的面子。

当然，爱面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3.人情“人情”这个词是把握中国人心理与行动的重要要素。

人情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日本人也同样重视它。

例如，日本人搬到了新的地方，会给邻居们送些点心什么的小礼物，外出旅行时也一定会很认真地考虑该给家人朋友们带些什么特产。

在日本只有这样人际交往才会顺利。

但是，日本人把“間”作为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即认为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点距离，才是完美的人际关系。

“間”也是理解日本美学的重要一环，日本从服装、建筑、语言到人际交往等各个方面，无不体现着对“間”的追求。

例如，典型和式建筑会利用纸拉门、隔扇将空间分离开来，日语中的敬语、授受动词也是“間”文化的代表。

日本人认为“間”能够调和事物，使之达到平衡。

而前文也提到过，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与中国菜的主要料理法“合”，即通过炒、煮、蒸等方式使各种原材料相互融合这点是相通的。

中国人认为人际交往就不应该有距离，所以不太喜欢把一切都分的很清楚。

例如，大家一起外出用餐的时候，在中国一般全部由邀请人结帐。

中国人致力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起吃饭就代表大家都是家人，如果各付各的就显的见外。

而在日本，使对方平白承受恩惠是不太礼貌的行为，为了让愉快简单的人际关系今后也能维持下去，通常会分开付帐。

在中国，人情和面子经常放在一起，所以方才举的用餐的例子，还要把面子因素也考虑在内。

如果一一分的太清楚，不仅会让人觉得没人情味，还显的小气，没面子。

像这样人情和面子互相联系，经常被当作了图方便的手段，造就了“人情网”的产生。

虽然每个社会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现象，不过像中国这样，“人情网”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例如，在中国，如果被他人请求做某件事情，即便很难办到，也会为了顾全面子和人情而接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样互相请求的过程中构筑的。

林语堂说过“中国人是把人情置于道理之上的”，所谓“通情达理”，我们通人情也要讲道理，如果只是一味地重人情，也会产生很多恶果。

而在日本，请求别人就是给对方添麻烦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心理负担，所以日本人不太轻易去求人。

因此，中国人有时会觉得日本人不通情理，而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公私不分。

三.对日语教学的建议为何中日价值观会产生以上这些微妙的差异呢？我们比较一下山鹿素行和朱子学的研究就能明白，虽然中日都同属儒教文化圈，但是中国的儒教到底是以中国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它与日本化了的儒教在本质上有很大差异（尾藤正英 1992：176）。

而这些差异若是不深层次地去理解它，很有可能造成跨文化交际失误。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些失误的发生呢？首先，价值观与语言本身不同，就算对某种民族的语言已经运用自如，想要习得它的价值观并且使之与自己已有的价值观完全融合是十分困难的。

教师在教授语言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价值观的导入。

我们在讲解寒暄用语、拒绝表达、致歉表达等语言现象的时候，不光是要告诉学生怎么说，还要把隐藏在这些语言背后的民族心理也告诉学生。

例如，在讲授自动词和他动词时，我们可以告诉学生，日本人多使用自动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太喜欢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或主张，只有采用客观的、自发的表达方式才能求“和”，这正是日本人价值观的核心。

另外，我们在导入日本人民族心理的同时，也要向学生补充中国人的价值观。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母语和母语文化的认识都是表面的、琐碎的，只有把它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的高度，才能与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进行深层次的对比，才能更好了解目标语，而要求在外语学习中导入母语文化也恰好是当今很多学者所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