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艺术特色

以《淮阴侯列传》浅谈《史记》的艺术特色

代表着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史记》成书于封建统治臻于鼎盛的汉武帝时期，这部兼具史学与文学价值的巨著盛载包罗的荣誉不计其数。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诚然，司马迁作为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凭借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而《史记》经过中国两千年文明历史的荡涤依旧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更是由于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接下来就以我所读过的其中一篇《淮阴侯列传》来浅谈我对《史记》的艺术特色的看法。

主要是从语言、内容、叙事、思想这四个方面来谈。

从语言上：

《史记》所用语言生动形象，繁简得当，往往只用数语就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了。

比如在写淮阴侯韩信的出身贫寒上非常简练而隆重地介绍了这位寒门人士。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性……”

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在表达人物性格时所运用的语言也是既简练又十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以三“怒”来说：

其一是让韩信寄食的南昌亭长妻拒绝韩信的来食时，韩信的表现是“怒，竟绝去。”作者在这里只用了一个怒字来表现韩信被拒绝后的心情，前面写的韩信似乎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而此时突然这个怒字就好比涓涓细流中打起的隽永的漩涡。突出了韩信的性格表现张力。

其二便是漂母在听到韩信因为感动而发出真诚的许诺而“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不得不说这个怒字真的很精彩。仅一个怒字，不需其它，便将这个封建社会之下普通的漂母而赋予了一层侠义精神。让我们不禁对于古代的淳朴民风发自感叹啊！

其三是萧何夜追韩信，高祖不知，以为丞相跑了，“上大怒，如失左右手。”这里的怒有两层意义，首先是表现了刘邦在听到这个消息的心情---大怒，很形象、准确。但是在这形象、准确背后要看到刘邦的慌张与恐惧，其实就这一个细节可以看出刘邦作为帝王英雄他是有其局限性的，他的这御天下的能力就心理素质来说，从这一点我们看出高祖他并非《汉高祖本纪》中所说的那样，他也是有其缺点的。

这主要是从用字的这个层面来说的。除却《史记》的用字极其的精练、准确，司马迁在运用口语上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与学习的。

从内容上看：

我们知道《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内容十分复杂错综，为我们塑造了一大批生动的历史人物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所表现的这些人物都是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这些也都是离不开作者的博大胸怀！比如在《淮阴侯列传》中，有仗义解救的漂母、足智多谋的广武君，谋士丽食其等等。他们的身份地位都不高，但是在司马迁的寥寥几笔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便跃然纸上。

其次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在刻画人物性格时，采用了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以及旁见侧出的笔法。

多维透视则表现在人物显露出的多方面性格。比如《淮阴侯列传》中韩信的性格，从一开始的“怒”等等可看出韩信身为一代武将的粗犷、鲁莽，然而到后来的安邑之战以及在后来的为高祖南征北战中发现韩信也是以为心思细腻，观察细致的人。在比如在表现其性格张扬的同时，又表现其能伸能屈的韩信胯下受辱。

旁见侧出的笔法，即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在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例如《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但在《淮阴侯列传》中就对韩信的认识上，就显示出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并未像其本纪中所说那样的英明一世。“滕公奇其言…..言于上….上未之奇也，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

就高祖与夏侯婴、萧何对于韩信的不同看法也可以看出高祖在知人善任方面的不足。而且在萧何追韩信这件事上以及在韩信的任命时与萧何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高祖刘邦。

再者《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之所以对这些琐事详加描述，就在于他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项生成的根源。

例如《淮阴侯列传》中开头所写的漂母以及令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淮阴少年，都是为后文做铺垫，一方面激活了人物性格，另一方面又为故事的完整叙述奠定了基础。

从叙事上来看：

《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勾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图画。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

《淮阴侯列传》中与赵那一战，详写了赵王、成安君不采纳广武君之计，而对于赵王的最终失败的战争场面略写，正是体现了这一特征。

同时在整个细致地描写韩信打仗也是得心应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于心。

从思想上来看：

《史记》则体现了司马迁作为一代史学家的实录精神。固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例如对于汉高祖，既写出了他的一统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风范，同时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和无赖的流氓嘴脸。

在《淮阴侯列传》的后面这样写道：

“吾如淮阴，淮阴人谓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同时司马迁也不是一味地只是在陈述历史，对于历史事件往往也赋予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尽管不一定都十分恰当准确。例外《淮阴侯列传》中对于韩信悲剧命运的感叹：

“假令韩信学道歉让，不伐己功，不衿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功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