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大众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

第26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1月 Vol. 26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4

────────── 收稿日期：2003-04-08

作者简介：王衡霞（1978-），女，湖南祁阳人，零陵学院教育系教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硕士。 - 12 -

试述大众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

王衡霞

（零陵学院 教育系，湖南 祁阳 425006）

摘 要：伴随着大众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信息化、商业化、产业化，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世俗化、喜剧化、散文化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学创作的一种解放，但也不能忽视对文学的发展的不利因素。

关键词：当代文学；大众文化；世俗化；喜剧化；散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4）01-0012-04

伴随着大众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信息化、商业化、产业化，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世俗化、喜剧化、散文化的特征。这究竟是文学面临新的危机，还是文学又朝雅俗共赏的方向迈进一大步？本文试陈管见。

一

大众文化是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依赖于三个条件：一是商品经济的相对发达，这是经济条件；二是言论出版自由的保障和社会观念的普遍开放，这是政治条件；三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大众传媒普遍形成，这是技术条件。台湾学者杭之曾对大众文化做过这样的描述：“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色。”[1]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家洛文塔尔认为：“在现代文明的机械化过程中，个体的衰微导致了大众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取代了民间艺术和雅艺术。通俗文化的产品全无任何真正的艺术特征，不过，在其诸种媒介方式中，这种文化已被证明有其自身的真正特征：标准化、俗套、保守、虚伪，是一种媚悦消费者的商品。”[2]笔者认为，大众文化是指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大众为其消费对象，反映最大多数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具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大众文化以港台流行歌曲、通俗小说、电视剧为先导，拉开了它的序幕。这时，大众文化在中国尚未形成较大的规模和气候，并不足以构成对当时的文化格局的严峻挑战。人们对这种文化的反应是持怀疑态度

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大众文化彻底摆脱了传统的体制渠道，进入市场化的阶段。它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花样之多，对文化精英极力营造的严肃正统的艺术格局冲击之大，是触目惊心的。好莱坞电影、卡通画报、各种各样的印刷物，应有尽有。“它不仅形成了独立的‘话语圈’，而且随着政治理性与单纯启蒙语境的转换，在世俗化所设定的框架内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合流了。”[3]文化界对大众文化的态度由怀疑转向认可，尽管有时是迫不得已和无可奈何的认可。这时，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发展和引导大众文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迅猛扩张，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登上了霸主的宝座，成为文化的“主频道”，并借助传媒实现了它的信息化、商业化和产业化。

二

伴随着大众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信息化、商业化、产业化，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世俗化、喜剧化、散文化的特征。

（一）崇高的世俗化

在中国当代占据核心地位的审美范畴——崇高一直是审美实践和理论的焦点。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经历了复苏与复兴的过程；刚解放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具有较强的使命感、责任感，以“舍我其谁”的主人翁姿态，投身于经济改革、民主建设之中，扮演社会启蒙的角色，文学在巨大的政治热情推动下，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一个又一个热点，它们以对人生的关怀和对社会的关注确立了80年代文学的纯文学性质。在90年代，这个曾经作为基本审美范畴的形态，逐渐缩小了自己的生存空间，逐渐退出了审美文化舞台的前景，英雄主义已成为过去的神话，一种世俗的、实际的生活场面和行为方式，成为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景观。英雄的退场，为平凡普通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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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登场提供了好机会。无论在小说中还是电影、电视剧，抑或是绘画、戏剧中，普通百姓的角色都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文学上更是如此。先锋派小说，或者新写实小说等都把日常市井文化当作基本主题，平平常常，甚至琐碎无聊的个人化甚至私人化的日常生活，也成为作家们热衷追求的题材。如新写实小说池莉的《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一地鸡毛》都以社会下层百姓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为内容，真实地将芸芸众生的生活相呈现在读者面前。方方认为：“作家的角色似乎已不存在，他们已还原成普通人，谈不上崇高，说不上深刻，整个的一群庸常之辈，与先锋文学高举贵族旗帜，倡导精英意识相反，新写实作家平静随和地亮出了自己的平民身份，毫不羞赧地敞开了自己的市民意识，我们在文学缺乏崇高的遗憾中是应该坦率地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写作方式。”这段话道出了作家有感而发的激情、自嘲自讽的兴叹与建构文本的信心。反映在她的作品中，她的小说叙述的主题多数都是揭示普通人的生存问题，形式上注重对故事的叙说，主人公多为生活中不如意的世俗众生：有反复折腾在世俗道上的七哥（《风景》）类向上爬的变态市民，有庸庸碌碌于世俗道上的严航（《无处遁逃》）类情怀苦闷的知识平民，也有犹疑情恋于世俗道上的陆米西与星子（《桃花灿烂》）类怯懦失意的小辈男女。作者怀着同情与期盼同在的心情立意刻画出芸芸众生相。通过对他们的狂为、苦闷、失意，最终只能在无可奈何中消磨等生活事件的描写，意在折射生活中千万个同类人，在敞开的世俗大道上，人们不妨诚恳地跨越生命之旅的“楚河汉界”去拥抱属于自己的明天。

王干认为：“90年代的文学最不能忽视的便是王朔现象。”[4]王朔是自由撰稿人的代表人物，是作家占领影视的“大腕”，开了“痞子”文学的先河……他把“世俗”这一生存空间纳入小说的视野，并用“生活无罪”作理由，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社会中偏激的讲究人活着就得玩味的生存状态调侃得妙趣横生，而这一“玩”字，玩出了世俗人生的啼笑皆非，喜怒哀乐。从小说《顽主》到《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等等都无不表现世俗人生的艰苦艰难，在对现实嘲讽与奚落中，亵渎人生，慨叹人生的无奈。

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新”字号的作品，都以写实为主关注普通百姓的庸常生态，忽视对具有崇高意味的时代英雄的描写。特别是新现实主义作品，谈歌就说：“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的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5]站在大众的立场、关注大众的生活、为大众说话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的创作追求，这无疑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倘若说过去曾把“写英雄”当作基本目标和规范的话，如今则是把“写凡人”当作时尚，正可谓此一时，彼一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二）悲剧的喜剧化

悲剧是一个古老的审美范畴，它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比其他审美范畴更有震撼力和吸引力。纵观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悲剧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审美范畴，只不过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特色，即悲剧的喜剧化。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悲剧受到了大众文化的猛烈冲击后，一大批文学艺术作品，在悲剧的探索方面，在悲剧的艺术表现方面，以及在悲剧的观念革新和悲剧经验的体验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这种特点就更为明显。悲剧不再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大众文化是娱乐性、消遣性的文化，这就决定了令人悲苦甚至有点折磨人的悲剧与深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濡染的受众的要求相去甚远。为了满足大众的需要，一种与消费主义完全合拍的喜剧性在中国文学中蔓延开来。于是喜剧小品迅速流行，“肥皂剧”大量涌现，普通大众在闲暇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寻找“笑料”，不要“恐惧”，也无需“怜悯”，更懒及“净化”和“升华”，只要轻轻松松的娱乐消遣，因此悲剧似乎成了“昨日黄花”。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一些作家艺术家在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下，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走入市场，走向大众，逐渐调整文学价值观念，在一种冷静客观的描绘中，淡化悲剧的因果关系，将悲剧日常生活化，把悲剧变成了一个个世俗的平常的事件。如新写实作家池莉总是试图将现实人生由不平衡导向平衡，由不和谐导向和谐。她的《太阳出世》记录了一对年轻夫妻从初婚到生养儿女的故事。从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普通人的视野，普通人的追求，普通人的天伦之乐，其间涌动着一股滚烫的生活热浪，一种动人的生命美。《烦恼人生》则写了“人到中年”的家庭生活。一个很有些素养的普通工人印家厚被纠缠在一堆庸常琐细的生活小节之中：恼人的夫妻纠纷，窘迫不堪的居室，不胜麻烦的孩子，拥挤难耐的交通，微薄的收入，人际间各种“小倾轧”以及令人怦然心动而又徒增烦恼的男女暧昧的邂逅等等。这个男人在丈夫、父亲、下属、情人等各种角色之间穿行，每个环节都令他无比的吃力。然而，池莉常常让她的人物守住平凡的乐趣和个人的小天空，选择并皈服既定的现实。她的人物活得很累，但却充实。这种平静的笔调写出的平淡生活有一种令人震惊的力量，当时代已悄然告别乌托邦冲动时，回到朴实无华的日常生活，亲临其境，去咀嚼那些无聊的快慰和别有滋味的苦涩也是一种意义。作者虽然形而下地诉说着社会各家庭生活的喜怒哀乐，

但却将中国本土真实的生存境况呈现给读者。池莉要告知我们的是：假如你们有烦恼，那么这些烦恼是来自个体生存理想超出了社会道德律令提供的活动可能性，是由个体与社会产生碰撞磨擦而引起，因此，只要放弃不切实际的妄想，对个体生命加以约束以契合所对应的活动空间，一切也就重归于平静。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她有意引导人们放弃现实人生的任何追求，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