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分析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领域的变化
进入21世纪后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经济性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的阶段，但无论是从经济的发展，体制或是人民的生活层面，政治，文化，对外贸易等等方面来看仍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来看，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仍然带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例如工业化的尚未完成，城乡或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等等，在多元化的社会经济发展下，当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未来发展的因素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是已扩大和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除非有有力的政策干预，否则上述矛盾的持续和发展将会极大地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并最终导致发展本身的不可持续，所以单纯的增长型经济方式并不能使整体国民经济有显著提高，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便转变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针。
因此，只有在宏观上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调控，才能实现和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即高质量）又快（即高速度）地发展。
因此，及时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具有第一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把握好当今世界迈入生态经济的走向。
就体育产业来说，在中国，体育产业是进入21世纪后才慢慢兴起的产业，其中所涉及的的商业利润，自然不言而喻，除了表面的票价之外，广告，产品，媒体等等的链接更使得该产业迅速成为当前国内产业中兴兴的“热饽饽”。
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走低成本、低价格的路线。
那么低成本模式就会把资源、环境、劳动力的成本压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这就是使得经济会呈现一种复杂化。
就以体育产业中一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打假球，吹黑哨等弄虚作假的事件来看，并不只只是以比赛的输赢为目的，而是涉及到背后诱人的经济利益。
因为体育产业在中国尚处于发展阶段，这种新产业最独有的特点就是多元化，如果按增长型方式的话，那么背后经济成本自然会被压缩，而该产业本身就是风生水起的产业，经济的压缩自然会使得整体运转不畅，从人文的角度上来看，经济利益始终是各产业的终极目的，所以便会有操纵比赛的现象发生，那些幕后黑手便能从中谋取私利，而这种现象的出现便会慢慢的扰乱市场，最后直接影响到产业整体的经济发展趋势，所以只有在适应全局的发展关系下，改变策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使得产业稳定化，正常化发展，这是新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以旧待新自然只会阻碍新事物的发展。
公共事务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走向善治过程中的公共事务报道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善治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
简单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作为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公民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
在人类政治发展的今天和我们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主体。
在所有权力主体中，政府无疑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鉴于国家及其政府在社会政治过程和公共治理中依然具有核心的地位，因此，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中，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官员依然是人类政治列车的驾驶员，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但是，善政的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当具备以下九个要素：民主、法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廉洁。
一个健康有为的政府不仅是精干、高效、服务、廉洁的政府，而且是民主、法治、透明、创新的政府。
实行善治，就要还政于民，就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健全我国的民主法制，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
善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民主，善治便不可能存在。
而公共事务报道也随着中国走向善治，在改革开放之后慢慢发生了变化，也适应着中国善治的发展，见证着中国的民主法制进程。
首先，媒体对公共事务的报道在内容上更加丰富透明。
中国实际意义的善治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
早期的公共事务报道也受到政府的管制，新闻媒体对政治和公共事物的报道仅限于香港回归、长江三峡截流等与国家大政相关的事件。
中国公关事业发展的的历史机遇,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2.职业公关公司开始成熟发展
3.外资公关公司纷纷抢滩xx市场
4.公关教育立体化xx
二、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公共关系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公共关系传入我国的时间短，起点低，对公共关系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运用上有失偏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公共关系庸俗化。
现在的公共和具有漂亮的脸蛋、苗条的身材相等同，而事实上，能否从事公共关系这个行业，并不在于一个人的外表长相，关键是看他是否掌握专业知识，以及是否具有相应的内在素质，不是美女加微笑则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公关不是社交，而是需要企业与公众双向沟通，以获得公众的支持
板块之一：
行业协会辈出，职业网络出现
板块之二：
公关出版物丰硕，学术成果推广快
板块之三：
公关培训活跃，教育层次多样化
板块之四：
公共关系科学研究和实践运作空前繁荣
板块之五：
国内外公关市场开始交流，国际公关职业市场正在开辟
（三）进入成熟发展时期（1993年至今）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后，如春风吹拂五洲，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全面启动，这给中国公关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中国公关业进入了全面的整合时期，公关业作为一种智力产业，经过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大浪淘沙之后，开始步入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阶段，公关业开始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关市场国际化
中国公关市场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分散发展到逐步规范、从纯国内化到国际化的过程。
公关市场目前在中国终于成为一个被政府认可并拥有广阔服务领域的崭新职业，公关从业者的人数已达到10万人，这是一个巨大飞跃。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仅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中国和世界公关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中国公关市场国际化趋势上会更加明显。具体表现在：
阐述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阐述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摘要：国际秩序变革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密切相关，随着两者变革加速推进，各个国家的力量对比向平衡趋势发展，各国家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中国在改革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十九大后，随着中国外交战略的进一步完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义务、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全球治理体系仍然存在弊端，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也受到相应挑战。
正确认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以及作用，积极响应，采取行动，对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全球治理地位作用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积极同各个国家进行交流合作。
现如今世界各国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连通。
面对人类发展难题需要各国携手共同解决，加强全球治理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努力。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中发达国家和發展中国家的沟通桥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不断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一、全球治理产生与发展全球治理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兴起，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人类社会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转向治理以及从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区域和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提出是随着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大而提出的，目的是重塑全球秩序和人类生活。
一方面，全球化使人类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另一方面，全球化发展也使各种全球问题更加彰显。
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化问题正使人类面临严峻考验。
各国应加强全球治理成为共识，解决问题需要各个国家的合作。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力图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中国认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命运掌握在世界各国手中，各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让发展成果由全人类共享。
简述加入wto后我国行政发展的趋势
简述加入wto后我国行政发展的趋势加入WTO后，中国的行政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
1.透明度提升：中国政府开始增加信息公开度，试图让民众更好地理解政府的决策和行动。
2.法治化加强：政府开始强化法治意识，加强法律体系建设，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同时加强个人权利保护。
3.市场化发展：在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了服务和监管体系的能力。
4.自主创新：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培养国内的创新能力，建立国内的创新体系，提高技术和产业竞争力。
5.地方政府合作发展：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总的来说，中国加入WTO后，政府开始注重法治、市场化和创新等方面的发展，加强透明度和规范服务领域的监管，同时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全力推动经济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
中国新闻史上几次重大的新闻事业的改革或调整的概括总结
中国新闻史上几次重大的新闻事业的改革或调整的概括总结新闻事业的改革从五四运动至今，我国的新闻史经历了多次的新闻事业的改革，其中以五四运动时期，延安《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解放区的反“客里空”运动；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的改革的四次改革最为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首先，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我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新闻工作也在多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一）开创自由讨论的风气；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二）政论传统的恢复与发展；广泛使用社论、专论、代论、来论、外论等（三）新文风的出现；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
（四）副刊的革新；改变副刊原来格调不高，不少副刊还充斥低级趣味的、黄色的内容的情况，改为大力宣传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开始介绍社会主义思潮。
（五）报纸版面编排和新闻采写业务的改进；头版头条设为最新发生的国内重大新闻，多设了专栏。
聘设特派记者，开辟国内外新闻来源，重视直接采访报道使国内外消息、通讯比重增加，并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闻作品。
（六）开始了新闻学研究。
经过五四时期的新闻改革工作，我国的新闻事业渐渐的向现代化转化。
有着深刻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我们先谈谈有关《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的相关内容。
1942年春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整风运动。
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核心是反对主观主义，旨在从思想上清算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路线，尤其是清算王明的错误并肃清其流毒，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
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解放日报》走在新闻界整风改革的前列，实行改版，树立了典范。
改版前夕，毛泽东和博古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了有七十多人参加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毛泽东在最后作了重要讲话——“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
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
试着比较分析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领域的变化
题目:试着比较分析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领域的变化.概述:本文以事实分析法采用标志性事件来对21世纪后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领域的变化进行定量的分析和阐释.正文: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领域都有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让人们不仅仅在物质上发生了改变，而且在精神上发生了改变。
而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领域当然也就不可能被幸免。
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
这是由我国的媒介自我的改进和媒介所处的大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
下面我就从中国进入21世纪后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领域的初次变化（非典的报道）和中国到目前为止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领域的最大变化（汶川地震）来分析，看看21世纪后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领域的巨大变化。
（一）从非典的报道来看中国进入21世纪后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领域的初次变化。
1．非典报道的回顾：“非典型性肺炎”出现于2002年11月，2003年1月在广东省部分地区悄悄流行，2月份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人们通过手机短信传递该消息，使得该信息短短2天内在广州不胫而走，引起恐慌，诱发了抢购白醋、板蓝根、抗生素的风潮，并波及邻近省份，截至2月11日，广东已有305例非典病例，但是广东媒体保持沉默，只有《羊城晚报》在2003年2月10日发表文章《广东发生非典型肺炎病例》。
2月11日，广州市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之后媒体被允许放开报道。
4月4 日，新华社和中新社同时发布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的新闻，官方允许适度报道。
4月20日，北京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被免职事件，成为“非典” 危机报道的分水岭，此后报道放开，一度呈“失控”状态。
许多地方媒体，特别是晚报和都市报(如《楚天都市报》)，连续20余天8-10个版面追击非典。
进入5月，报道开始贯彻中央“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的思路，经济方面报道增多，“非典” 报道中“巩固成果”、“毫不松懈”、“再接再厉”等词语渐多，表现“非典”战役初见成效，以及政府的信心。
政策与历史：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变革对社会的影响及启示
政策与历史：20世纪的中国政治变革对社会的影响及启示世纪的中国政治变革对社会的影响及启示摘要：本文探讨了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启示。
通过回顾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变革，如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第一部分：引言在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一个充满政治变革的世纪。
政策的调整与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对社会的影响，并分析这些影响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第二部分：辛亥革命与政治变革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政治变革，它不仅结束了封建帝制，也标志着中国进入近现代化的新时代。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政治上的变革，开创了民主共和的先河。
然而，由于后续政权的动荡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中国的民主进程并没有得到有效发展，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政治变革中，不仅需要强调制度的改革，还需要重视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
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与政治动荡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的另一个重要时期。
这场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动荡。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群众组织和政治斗争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和动荡。
虽然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但它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割裂和矛盾。
这一时期的历史告诉我们，政治变革必须注重社会秩序的维护和政治运动的合法性，以避免给社会带来过度的动荡和矛盾。
第四部分：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里程碑。
这一时期的中国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以市场化为导向，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这一时期给予我们一个启示，即政治变革必须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以实现全面的社会进步。
第五部分：政策与历史的启示通过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对社会的影响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中国近代的传媒技术与政治社会变迁
中国近代的传媒技术与政治社会变迁中国的传媒技术自古以来就不断发展。
然而，在近代之前，尽管有书籍和纸张的发展，但并没有出现像报纸、杂志和电视这样的现代传媒工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刷技术和电信技术的发展使得新型传媒工具开始进入中国社会。
虽然新的传媒技术为改变现有的政治和社会格局带来了希望，但是，在传媒技术的推动下，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
传媒技术的发展与新闻尚未成熟的刚刚起步有直接关系。
1902年，由于对新闻报道的需求，中国自行创办了《新闻报》。
同年，上海《申报》日报也开始出版。
这些报纸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非常受欢迎。
据报道，上海《申报》的发行量从1902年的每期10，000份增长到1910年的每期70，000份。
然而，尽管这些新型传媒带来了信息的快速传播，它们的发展也带来了中国社会的不安定。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民一直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环境。
然而，由于外族侵略和政治腐败，中国政治环境迅速恶化。
报纸的出现，让人们能够更方便地了解事实和意见，从而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往往被政府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
这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斗争、起义和战争。
新型媒体的出现也影响了群体认同与文化。
20世纪上半叶，花灯市、戏园、讲史楼等底层文化逐渐在城市中崩溃。
而上层文化则开始不断进化。
报纸和杂志的出现使得文化和娱乐的交流变得更加方便，也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西化。
例如，在1912年五四运动前夜，新文化运动激发了政治和文化的自我意识，诗歌和小说写作也开始变得开放和反对封建道德。
1920年代，电影的兴起给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
电影不仅成为了一种娱乐形式，也成为了呈现真实生活和批判社会现象的教育工具。
随着电影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也得到加强。
尽管传媒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变化，但在国共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传媒技术又受到了严格控制。
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跃进”策略，在此期间，媒体成为了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的工具，而不是独立的新闻和评论媒体。
形势与政策论文 我国周边形势
形势与政策论文—论我国当前周边形势进入21世纪，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
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使周边地区形势呈现出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局面。
与此同时，周边安全环境在地缘方向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表现为“陆稳海动、陆缓海紧”和“北稳、南和、东紧、西动”的不同态势。
在外部因素中，台海问题，南海争端，中印边界争端，朝鲜半岛问题等，一直都是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其中，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因素。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近两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能否抓住这个机会，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周边的国际形势。
本次论文我就对中国的周边地区形势进行简要分析。
中国周边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文化类型多元化存在，民族宗教问题异常突出，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地区。
在我国周边地区，世界上人口过亿的10个国家有7个是在这个地区。
既有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有贫穷落后的老挝、蒙古、孟加拉国、阿富汗等，经济发展差距很大。
民族和宗教问题上的冲突激烈，因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地区性恐怖事件时有发生。
此外，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民主共和制国家和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有宗教神权国家，佛教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世界上几大文明体系都能在这个‘地区找到很多的支持者和信奉人群。
（一）中亚五国与中国安全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
战后，推行霸权政策的美国在阿富汗建立亲美政权，以及在中亚个别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抑制俄罗斯的复兴，阻止伊斯兰原教有旨主义的扩展，遏制中国的崛起。
(二）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作用
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中国际秩序演变中的作用20到21世纪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在这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苦痛也取得了一定成就，随着中国一步一步的发展，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现代化的历程主要包括了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文化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而国际秩序则包括了经济秩序、政治与安全秩序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内容：有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内容有：各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各国有权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有权参与处理国际经济事务；发达国家应尊重和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在提供援助时不应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加强南北对话与合作，在商品、贸易、资金、债务、货币、金融等主要领域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
就国际经济秩序而言，二战后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
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优势地位的下降和西欧、日本的经济发展，改变了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世界经济呈现美日欧三强鼎立的格局，而七国集团的成立标志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变化。
第二次是21世纪初，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经济优势地位的下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的格局为之一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显著提升，20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讨论世界经济的主要平台。
而这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成功带动中国人民进入小康，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脱贫致富问题，中国的经济实力明显提高，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1991年的时候，我国的经济增速达到了9.2%，而在1992年则达到了14.2%，在此后的数年之内，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速都在9%左右，远远高于世界上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济增速，尽管近年来中国面临产业转型阶段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历了痛苦的转型期后，中国的经济将会再一次腾飞。
当代中国传媒下的公共领域变化及影响研究
当代中国传媒下的公共领域变化及影响研究作者：朱莉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2021年第02期内容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转变，1990年代是该转变的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媒体组织被用来宣传意识形态。
但随着时间推进，传媒领域开始进行一些渐进改革。
媒体商业化是新的多元化公共领域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增加民主政治改革的前景。
中国媒体市场规模和多样性的快速增长为私人所有者创造了机会，除了商业化之外，它所带来的更先进的技术也促进了中国媒体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当代传媒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转型媒体商业化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擎和马奎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巴雷特·麦考密克（Barrett McCormick）描述了当代中国媒体和公共领域的变化。
通过分析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的公共领域理论以及中国特殊国情下中国媒体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他们提出了一个与西方普遍认知相反的论据，即媒体商业化可以增加民主政治改革的前景[1]。
虽然文章中所讨论内容可以涉及的更全面，例如媒体商业化在除公共领域之外的影响和体现，但本文依旧为研究商业化媒体对中国乃至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影响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
在刘擎和麦考密克的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转变，1990年代是该转变的转折点。
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公共领域可称为垄断性公共领域;1990年代以后，随着媒体自主性的恢复，多元公共领域随着媒体商业化而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媒体组织被用来宣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但随着时间推进，传媒领域开始进行一些渐进的小改革[2]。
政府逐渐注意到媒体商业化带来的高额利润，却开始无力承担媒体机构日益增长的开支，因此将部分自主权归还给了媒体[3]。
而在1990年代初，以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改革为首的一系列改革彻底推动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变革[4]。
信息化时代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变化的特征
信息化时代中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变化的特征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指的是对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或是公众普遍关注的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政治活动的报道，如政府重大会议的报道、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各种灾害的报道等，这种报道形式是新闻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的三个属性，即公共性、政治性、新闻性。
这三个属性涉及了三个不同的群体，即公众、政府、媒体，也就是说，在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中，这三个群体缺一不可。
2007年，可以说是中国真正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元年‛，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在公众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下，得到了符合民意的解决。
在这之前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公众也普遍关注，但是他们很少参与其中，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参与的机会，他们只是通过传统媒体关注事件进展的‚旁观者‛，因此，缺少公众普遍参与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并不成熟。
如1998年的抗洪抢险报道、2002年的非典报道、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在这些公众普遍关心的重大事件报道中，公众因为缺乏有效的参与手段而缺席，真正参与这些报道的只有政府和媒体两个群体。
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普及，公众有了参与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的手段，即新媒体。
在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公众除了关注传统媒体的报道外，还可以可以通过网络论坛、博客、微博等手段，参与事件的报道，传播自己的信息和观点，这股从网络上崛起的新的报道形式，基本上就是现实中的民意的集合。
从2007年到现在，在公众、政府和媒体的共同参与下，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不断发展，报道不断走向成熟，公共舆论也逐渐走向理性。
虽然在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中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但这都是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是报道走向成熟的必然。
总的来说，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对信息的态度逐渐由内部公开到社会公开发布。
公众有获取有关自己利益的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的人权，是公民实现自身其他权利的基础和前提。
2007年以来我国政治和公共事务报道的变化【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考试作业】
网络发展给力我国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2007年以来中国在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中的变化2007年对中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由于发生的最牛钉子户、陕西华南虎和厦门PX等事件，这一年被许多媒体称为“公共事务元年”。
公众依托网络和手机等新兴媒体，在这些公共事件发展和最终解决的过程，以及推进媒体的报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网络为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平台，网络舆论成为推动公共事件最终解决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开始步入新的阶段，网络成为这个阶段政治和公共事务报道的亮点。
在公共事务报道方面，从厦门PX事件、瓮安事件到乐清钱云会意外死亡事件，网络汇集的民间舆论、传统和新兴的传媒与官方在不断追求中形成共识，使公共事务报道变得更加透明。
政治报道方面，在两会、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等事件中，网络及新媒体也投以热情围观，在报道中充当信息提供者和参与者的角色。
回顾2007年以来的政治和公共事务报道，总能看到网络发展的影子。
从重庆钉子户事件、陕西华南虎事件、杭州飙车案等都是从论坛开始蔓延到传统媒体，最近的乐清钱云会意外死亡事件是从微博引发关注。
从论坛到博客，从播客到微博客，可以说网络是这几年来中国在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中的变化的重要推手。
具体分析，网络发展给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带来的变化有这样三个方面：媒体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报道中更加关注民意舆论，舆论监督进一步加强；网络和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在政治和公共事务报道中参与度不断提升；公民新闻在网络上崛起影响政治与公共事务报道。
政治和公共事务报道中更加关注网络舆论，舆论监督进一步加强。
缘起于2007年的“周老虎”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打虎运动，陕西省林业厅公布镇坪县文彩村村民周正龙于10月3日拍摄到的野生华南虎照片。
此后，互联网质疑照片造假，传统媒体也加入事件报道中，最终各方努力下，“周老虎”终现形，现形的“周老虎案”并未让社会舆论信服，舆论责疑假虎照事件背后还有指使者、参与者。
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制度的演变与中国责任new
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制度的演变与中国责任1.经济演变自二战以来,美国确立了全球的经济霸主地位,而西方和欧洲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也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 在东方,日本经济从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维持了近40年的快速增长，但到了90年代就走了下坡路;亚洲四小龙从60年代起也快速增长了近40年,现在也早已风光不再。
经过2008年的经济危机，世界经济进入到一个漫长的低谷期，中国经济也受到较大影响，但仍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为优秀,中国2017上半年GDP增长6.9%,预计第三季度仍旧保持6.8%的水平,而同期美国1.9%,欧盟为0.6%。
2.政治演变中国政治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日益增加的复杂互动关系。
3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程，意味着它对自身在世界政治和地缘战略格局中实际及预期地位的调整，意味着它对西方精神、价值观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再评价，也意味着它在观念和制度领域的重新选择。
一方面，作为人口占世界 1/5的大国，中国国内的变化本身就改变着世界政治，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回顾30年来的世界政治，特别是美国、欧洲、苏联/ 俄罗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变化，都以各种方式牵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依历史顺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和保守主义的兴起，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化，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苏联、南斯拉夫及其他一些地区的民族分离和国家解体，所谓的“三股恶势力”(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在中亚等地区的猖獗，高加索和东欧中亚等国家的“颜色革命”，以及古巴、朝鲜等国对本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执著坚持，对中国政治既形成了一定的思想冲击，又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政治进程同世界政治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
3.中国的责任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制订者之一罗伯特-佐利克在美国一次重要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
试论21世纪中国政治决策的改革与完善
试论21世纪中国政治决策的改革与完善摘要：政治决策系特指具有全局性影响、权威性的公共决策活动。
科学性是保证政治决策质量的基本要求。
任何政治决策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比较重要的至少包括政治文化、信息沟通、决策机构的规范性、决策情势以及利益偏好。
我国现有决策体制还存在许多问题，改善提高现行政治决策的质量是党和国家在21世纪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的要求说明，不断推进政治决策的民主化、专业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是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决策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中国；政治决策；改革与完善一、影响政治决策科学性的各种因素政治决策系特指具有全局性影响、权威性的公共决策活动。
科学性是保证政治决策质量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社会，由于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政治决策的重要性也空前的增加。
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政治与经济的一体化，任何政治性决策都会影响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而任何重大的经济性决定也会影响到政治层面。
一项重大问题的决策失误，不仅带来社会和经济问题，甚至可以把一个民族引向灾难。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正是由于决策失误的结果。
政治决策的这种重要性说明了它是整个政治过程的核心和基础〔1〕（P222）。
但是，实现科学决策绝非易事，包括精英决策模式、理性决策模式、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等各种决策模式所遭遇的严重批评已经表明，任何政治决策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
（一）决策主体的既有政治文化和价值偏好有人曾对一些欧美国家公众政策的制定过程作过比较研究。
他们发现，法国人具有把“客观的”科学知识作为合理决策的决定性组成部分的倾向，因此法国的政界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依靠技术专家治国以及坚持从各个培养精英的学校录用人才的传统，政府制定政策，主要依靠其直属的分析研究机构，几乎不大征求外界的意见，议会和利益集团在决策中的作用比较弱。
美国则有所不同，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者都要把政策研究成果当作政治斗争中加强自己地位的论据，并不认为对政策问题可以找到科学上“正确的”解决办法。
外事实务智慧树知到答案章节测试2023年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绪论单元测试1.学习本门课程你能够学到（）A:涉外政策与法规的知识。
B:掌握外事活动的基本工作内容和运行机制的能力。
C:基本的外事分析、决策和实践能力。
D:涉外接待与管理技能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答案:ABCD第一章测试1.以下不是外事工作的含义的是（）A: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处理国际问题、与国际交往联系，并依据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导、规范、处理对外领域的事务和问题，服务于国家外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
B:外事工作由我国总体外交和地方外事组成。
C:中国使用“外事”这个概念由来已久。
D:我国的外事与外交工作是竞争关系。
答案:D2.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有一种理论强调团体行为体的巨大作用，他们将团体行为体定义为了国际的、超国家的、跨国家的以及次国家的行为体。
（）A:错B:对答案:B3.外事和外交的关系式（）A:外事和外交同属国家的涉外工作，它们的基本要求是一样的，只是规格不同而已。
B:外交是最高层次的外事，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形式。
C:外交是属于外事的。
D:外事工作由我国总体外交和地方外事组成，分为国家外事、区域外事与基层外事三个工作层次，主要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为目的。
答案:ABCD4.中缅腾密公路的修建是国家层面的外交的成果。
（）A:对B:错答案:B5.新中国的外交是从“零”开始的。
（）A:错B:对答案:B6.我国外事制度的构建历史正确的是（）A:在1978年后，我国的外事工作受到“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划分”等政治外交的限制。
B:70年代开始，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步解冻，我国外事管理由中央下放地方。
C:我国外事制度有一个发展过程，不同时期有相同的特点。
D:进入21世纪就成为了我们的第三个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外事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
答案:D7.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形成了把维护国家主权放在第一位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构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全等方面的多元外交。
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现状及改革方向
第二，社会的自我服务体系不健全。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我国的社会组织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猛，但其组织完善程度及对公共服务的贡献与发达国家还是有较大的差距。从长远目标来看，我们要造就一个组织体系完备的，自我服务能强的社会。但从当前的情况看，政府的轻视、不信任甚至是恐惧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样的观念给社会组织自身的体系建设带来了困难，比如没有良好的法律环境、法律缺失、注册艰难、资金匮乏、人才凋零等。如此一来，社会组织就难以胜任社会管理与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制约我国社会自我服务水平的提高。
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方向
第一，国家与政府转变管理理念与体制。当前，行政主体还没有完全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也没有完全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更没有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这三大转变至关重要，在未来的改革中，应该针对各级政府持续推行这一改革目标及观念，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强化社会协同参与机制及外部监督机制，以此来削弱社会管理中的行政色彩。同时，继续推定公民社会、理性社会建设，发挥社会成员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定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全面转型。
第二，对社会管理创新机制认识不足。如前所述，虽然我国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管理体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紧张关系，政府依然没有用“治理”观念来取代“管理”观念。无疑，治理体制是需要国家培育与社会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形成，但当前很多地方政府还是持有管制型理念，对社会、公民及社会组织持不信任态度，不愿意接受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这就导致了社会管理创新体制的发展动力不足，社会力量也不能很好地对政府实施监督，从而未能改变一些地方一元化行政管理的社会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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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善治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
简单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
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现代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我们可以看到政府职能在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拓展与深化的积极方面。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政府权力不断扩张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政府能力的有限性乃至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中出现的寻租和腐败现象等等。
现代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对于政府的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治理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必须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政府治理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治理而必须转向“善治”。
在政府善治过程中公共事务方面涉及多方利益，公共事务是介于国家政治事务与公民私人事务之间的一些社会性事务，从2003年的抗击“非典”到2006年的抵御台风和高温等自然灾害，都具有公共事务的属性。
媒介既要报道这些事关社区居民和城市市民的公共事务，还要通过传播各方面专家以及各阶层的意见，指导这些事务的正确决策和顺利推进，预防和纠正各种有背于公共利益的举措，以更好地协调和处理涉及各方权益的公共事务。
善治需要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努力，媒体在其中发挥着代表公众、监督政府的作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的进步，媒体在公共事务报道中的作用将变得日益重要。
下面探讨一下政府善治过程中公共事务报道中的一些变化：
一、报道内容广泛，更为及时准确，客观真实，注重人文关怀。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对媒体实行的是强有力的控制，什么该发，什么不该发，具体到发什么内容都是有硬性规定的，媒体实质上是政府的宣传工具，是政府的“传声筒”，失去了媒介作为一种专业的主体意识。
媒体在公共决策中需要发挥的传播知识，监督舆论，反映民情的作用基本上都被湮没了，反映在公共事务报道的观念上则是严格按照政府的指示报道，没有自身的特色。
随着我国政府善治推进中，政府职能在不断转变，对公共事务报道方面的管理，不再是统管一切，包办一切，而应是有限的。
善治理论提倡使政府重新思考在社会中对公共事务新闻报道的管理及监管重心。
从灾害新闻报道分析以上特点：
报道内容更为广泛，比如2001年的南丹矿难，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5年的“禽流感”，2005印度洋海啸，2008年的大雪灾，报道的内容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方面。
2007年6月15日，广东九江大桥遭运沙船撞击垮塌，此次塌桥事故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开始加强水上建筑物管理，而后媒体对九江大桥过桥费收入早己超过总投资的报道又引发了我国桥梁收费问题的争议。
2008年大雪灾，报道角度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普通公路在公路网中的地位问题，从城市交通现状到医疗救助体系，从电力体制改革到公共管理能力……内容涉及到社会活的方面面面，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
报道更为准确客观，以前我国灾害新闻的报道主要是集中在人们如何抗灾救灾上，对具体灾情的介绍常常一笔带过，对引发灾情的原因更是避之不及，严重损害了新闻报道的客观
性。
随着善治治理的推进，灾害新闻报道加强对灾情的如实报道，对灾害事件的反思。
报道更为注重人文关怀，之前灾害新闻中关于人的报道基本上是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与灾害作斗争的人民群众，在高扬主旋律的背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灾民还是沉默的大多数，遇难者的名字、人数都会被“伤亡损失惨重”这样的“模式性”话语一笔带过。
随着政府善治治理的推进体现出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不单强调抗灾救灾的“人”，更关注灾害事件中的灾民及其家属，不再片面的关注抗灾救灾的热情，而是在客观报道灾情的基础上，冷静地思考灾害报道发生的原因，解决方法等，目光更为长远，思想更为深邃。
关于以上几点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与2008年汶川地震的报道中就能明显看出报道的变化，对于唐山地震的报道，消息内容十分简略，重点是放在人与灾害作斗争上，即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
而汶川地震过程中，新闻报道更为人性化，关注受灾群众，分析事件的原因，对事件进行反思。
从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随着政府善治的推进，政府促进民主的发展，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方面，更为关注受众的切身利益。
二、公民参与性增强，满足受众知情权，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公众是个模糊而庞大的群体，他们的意见通常只有借助媒介这一主渠道的集合和表达才能形成舆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因此媒介是代表人民群众发挥监督的作用。
政府在行使职能时应接受公众的监督，公众有权了解政策的制定、实施的过程。
公共事务报道中舆论监督功能的增强，有利于增加政府执政的透明度、更为公正、公平、公开。
公民舆论监督的范围扩大，参与性增强。
原先的公众舆论监督对象级别偏低，如以舆论监督著称的《焦点访谈》，其监督对象多为处级以下。
舆论监督的范围也存在“雷区”，负面报道受很多限制，“新闻、旧闻、不闻”就包含了对报道内容的区别管制。
现在公共事务报道中，这些“门槛”都被踏破，尤其在网络上，舆论议题的生死权经常掌握在网民手中，内容涉及到公众生活各个方面舆论，“死角”被清除。
2003年，舆论对孙志刚的监督矛头直指国家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调查，最终导致这项不合理的制度因舆论监督而终止。
此后不久，非典突然来袭，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媒体再次介入，发挥监督作用，对落后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的拷问，对政府和官员应急能力的质疑，对公民知情权的声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勇气、责任感和理性，促成了政府由“内外有别”的信息模式到“及时、公开、透明”的信息模式，将舆论监督带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从传统媒体到新兴媒体，从媒体、记者代表受众的单一监督到如今广大群众普遍积极参加的全民监督，从“党和政府的喉舌”到“群众喉舌”，监督主体的多元化和外延的扩大体现着受众本位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是符合新闻规律的历史必然要求，更体现了我国民主程度的不断提高。
公共事务报道舆论监督功能增强体现在，舆论监督那些无视或违反市场行为规则的不良现象。
可以对权利管理和经济领域滋生的腐败现象进行监督，从而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
舆论监督保障党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作用，上情下达，沟通民意，促进政府和公众在公开层面上进行社情民意的理性交流，增进双方的信任和理解。
能够揭露党和政府工作中
的各种消极落后的不道德行为，吸引人民参政议政，更加公民权益，推动善治的发展。
三、推动法制化进程
公共事务报道推动了全社会法制化进程，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使政府的立法更为规范，也推动媒介行业本身法律的规范化，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国家对传媒的管理和对新闻的监管，“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寻求以法律控制为主”。
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市50多名城管因填埋垃圾与农民发生冲突，市民魏文华因拍摄城管野蛮执法，被湖北天门市城管殴打至死。
从实用性上看，中国青年报记者曾在报道中写下如下语言：“将改正不良秩序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偶然事件上，当然是不理性的，但是…不要忘记他的不幸，这不幸也可能降临在每一个普通的守法公民头上…何止是魏文华。
我们面前有一个难题：如何建立长效的机制，在不忽视新社会问题的同时，延续对旧有问题的关注。
当魏文华案开庭的时候，这个难题依旧很难解答。
”
显而易见，“魏文华案”引发的评议不仅包括行政系统执法管理的问题，还包括强呼社会机制的健全等思考，这些都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事务报道不仅是对公共事务的监督，也进一步加强法制的健全。
在善治过程中的公共事务报道，在不断变化当中存在这一些不足之处：关于有关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还存在限制，没有达到完全的公开透明。
有些地方的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不愿意让新闻界知道灾情及发生灾害的原因(特别是责任事故)，认为公开报道会影响他们的部门和地方的形象，影响上级对他们工作的评价。
因此，一味限制问题新闻传播，形成“报喜不报忧”的片面的新闻传播格局。
对此我国新闻监管对于善治过程中的公共事务报道应有明确的、公开的成文法规，防止政府部门滥用的权力对公共事务报道的干涉。
当媒体和舆论真正对政府官员有批评的时候，政府往往并不采取封杀的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格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解释。
一个国家的执政者要想切实推进善治，使政府和公民的利益实现最大化，就不应忽视媒介在其中的重大作用，尤其在涉及公众的公共事务报道方面，政府要利用好媒介在公共事务报道方面的作用，既要有效传播政策，又要能了解民意。
政府、媒介、公众三方的有效协调，才会推进善治在我国的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