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史

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通才教育， 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认为中国工业 化所需人才不在技术人才，而在组织人 才，因此大学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 而不在专”，“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 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 大师之谓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张伯苓:“考察与中国需要最宜之教育制 度，结果获得两种需要者：一则英法美 Baidu Nhomakorabea制度，一则日德之制度。前者转为计 划各人之发达，后者性尽专制，为造成 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是即服从纪 律）。敝校南开，多半以是二者为圭 臬。”

张伯苓:“昔日之言教育者，曰日、曰英、 曰德，今日之言教育者，曰法、曰美； 昔日之言教育者，曰养成立宪国民，今 日之言教育者，曰养成共和国民；言立 宪故取日、英、德学制，言共和故取法、 美学制，此今昔所以不同。”
（二）模仿日本


张之洞派人去日本考察 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满目皆是“日本”字样，表明日本教育成为主 要效法的参照。 东京大学时代的观念是，大学是传授高尚学术 的场所，大学在作为大学而存在和发展的同时 要为国家富强服务。帝国大学的观念是大学必 须以适应国家需要为目的而存在和发展，必须 在符合国家需要的前提下研究和传授学术技艺。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强调“大学 者，研究高深学问也”，强调“学”与“术” 的分离， “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 也”，“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 大力推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 废除年级制改用选修制，构建文理通融体制。 坚持实行网罗众家的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 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北京大学的新生。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我们要建国，同 样也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 验。” 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 加强向苏联专家学习》：“只有各部门的领导 干部把向苏联专家学习的工作当作自己领导活 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各部门党的组织密切 关心这个工作，把向苏联专家学习作为自己经 常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才能带领全 体人员更加珍惜苏联专家们所带给我们的无比 丰富的财宝。”


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8月24日正式开办。这一 大学是运用中国传统教育体制的模式，以“首 善之学”来统领全国新式教育：“为各省之表 率，万国所瞻仰”，“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 辖”。 总思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主张“大权归之教习”，只设中文总教习，不 设西文总教习。 强调“此次设立学堂之意，乃欲培植非常之才， 以备特达之用”。

三、百年来中国大学发展的 价值取向


（一）旁采泰西，行中国之法 康、梁“兴学校”的总思路：“上法三代，旁 采泰西”；“远法三代，近取泰西”。 梁启超：“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 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 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无 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 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
中国大学百年发展史
一、高等教育的内源发展型 与外源发展型

高等教育的动力“来源”，可以划分为 两种类型：内源发展型与外源发展型。 所谓内源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 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来自于该 国本身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发展 所产生的客观需要。所谓外源发展，是 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 源于外部，来源于其它国家对该国所施 加的某种压力。
四、学习美国经验

五四运动时，杜威讲学中国。 杜威以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反对 学科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教育模式， 提出“儿童中心”的理论，建立起学校与社会、 学习与经验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学校即社会， 教育即生长，教育即适应，重视让学生在活动 和游戏中、在做中学，强调学生的个人自由和 完善发展，注重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反对 学校在精神上对学生的压抑。杜威进步主义教 育运动深刻地改变了西方教育的面貌。

从总体上讲，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 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本国社会发展所产 生的客观需要，而俄国、日本和中国近 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外 部所施加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 方面的压力。



内源发展和外源发展这两种不同的动力模式， 对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 和全面的。 内源发展型很少具有紧迫性或危机感，相对地 说显得从容一些，发展的选择余地更大一些， 计划性和连续性也更强一些。 外源发展型是在巨大的压力下进行近代高等教 育的改革和发展的，所能选择的余地和时机极 为有限，发展的紧迫性取代了计划性，必然会 产生一系列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和挫折
“民国九年以后，特别是十六年以后，教 育部长、教育厅长和大学校长，几乎皆 由西洋留学生出任，大学教授也是他 们。”如蒋梦麟，郭秉文，胡适，陶行 知，陈鹤琴，李建勋，梅贻琦，张伯苓。 各类大学都基本确立了学术自由、教授 治校，学生自治的价值和大学精神

政治控制加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党化教育”产生， “以党治国”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对“思想自 由，兼容并保”的大学精神进行遏制并压抑。 1929年5月，以宣传共产为由，国民政府封闭 了华南大学、大陆大学，9月，胡适因指责党 义教材为“党八股”而遭到国民党中训部训诫： “近年以来，凡发言论，每多荒谬，请予严 惩。”并通报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 详细精研本党主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 发生。”

苏联模式是高度集中计划和专才教育的 模式，它的基本特点是教育计划与国民 经济计划紧密相连，国家对教育实行高 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按产业部门、 行业、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如 农机学院、坦克系、发动机专业），教 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 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这是一种与计划 经济、产品经济体制同构的教育制度。
（一）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成本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若能较好地利用历代发展所积累 的财富，较好地处理传统与变革之间的关系，不仅可 以保持高等教育的平稳发展，而且能够降低发展所需 要的成本。 内源发展型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本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无需完全移植不同于本国传统的别国高等 教育模式，因而保持了较为明显的连续性 外源发展型是在借鉴甚至照搬欧美高等教育模式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甚至断层，历史 发展的连续性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固有的高等教育传 统所遗赠的巨大资源都被弃置一边
三、取法德国

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国家绝不应指望大学同 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 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 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 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 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 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因而在 办学思想上主张学术自由，主张教学与科研相 结合，主张在大学确立哲学院的中心地位。
1.欧美国家之间的模式 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之间所发生的相互影 响是在一种较为平等的前提下进行的 欧美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相互影响，主要 发生在同一个文化圈，而且发生在处于 大致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中。 这种影响既不具有异质性，也不是人为 移植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

2.西方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的模式 这种影响是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发 生的。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西方的文化和高等 教育的制度及内在精神完全是异质性的 这些国家对来自于西方的种种影响必然 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适应”过程。
融合欧美

回国后，1 920年，提出了大学改革的理 想：“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校的 事，采法国制。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之 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 校，用美国制。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 美国制。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 国制。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 教义与传教士不得参与教育，均用法国 制。瑞士亦已提议。抽教育税，用美国 制。”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1902年颁布，其价值取向依然停留于对欧美日 本学制的原则参照，并无直接的比附。提出要 把京师大学堂办成一个拥有“全学”的、培养 “通才”的大学。办学宗旨：“激发忠爱，开 通智慧，振兴实业”，并要“谨遵此次谕旨， 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强调凡有“明倡异说， 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相违背者，查有实据， 轻则斥退，重则究办。”加强了对师生思想的 控制，已抛弃上一章程中的学术精神，完全以 国家意志为主导。

美国赠地学院运动的兴起，确立了应用 学科在高等学校中的地位，使高等学校 的教学内容与美国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实 际需要紧密相联，服务观念逐渐成为高 校继教学、科研之外的又一项职能，促 进了美国高校的民主化进程，面向大众， 而且促进了联邦政府与高校的联系进一 步加强。

蔡元培考察英美教育： “德、法大学专 重研究学问，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 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英国大学， 如牛津及剑桥，重在陶养学生道德，使 成为缙绅之士……。美大学还有两种特 色：（一）凡有用学问，如新闻学等， 大学都可以收入。（二）设夏科与校外 教育，即无机会进大学者，亦可来习。”
二、中国近代大学产生的基 本性质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由 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所造成的深重 的国家和民族危机所促成的。 魏源所说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 这种心态的最好注解。 对近代高等教育本质的理解，经历了一 个相当长时间的过程，由此也造成了高 等教育发展中的种种偏差。

选择一个更好的学习模式，可以说是中 国政治领导人和教育界的领导人为之付 出巨大辛劳的大事。 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就是一个不 断探寻向西方学习之路的过程。 这条路走得对吗？
（二）影响着文化传播与高等 教育发展的效果


文化传播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具有普遍 性的重要动力 无论是高等教育的结构、内容、制度，还是高 等教育的内在文化，都必然会受到来自其它国 家和地区的深刻影响 文化传播大致上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 在欧美国家之间存在的模式 ,另一种是在西方 国家与其它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高等教育之 间存在的模式。

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 “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 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近世崛起之国， 德与日本称最矣。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国 之统一。日本之教育所切实表章者，万 世一系之皇统而已。”

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改革，蔡元培在仓促之下继 续按日本学制为蓝本：“至现在我等教育规程， 取法日本者甚多。此并非我等苟且，我等知日 本学制本取法欧洲各国。惟欧洲各国学制，多 从历史上渐演而成，不甚求其整齐划一，而又 含有西洋人特别之习惯；日本则变法时所创设， 取西洋各国之制而折衷之，取法于彼，尤为相 宜。然日本国体与我不同，不可不兼采欧美相 宜之法。”



这种影响是在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之 间进行的。 由于这个原因，后发展国家中,高等教育往往与 本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相脱节 西方国家和后发展国家高等教育之间所发生的 影响，不仅是单向的，而且是在完全不平等的 前提下进行 在欧美国家之间，确实发生了文化的传播，而 在欧美国家与世界其它国家之间只发生了文化 的依附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组织法》 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同年教育部公 布《大学规程》，1931年公布《专科学 校规程》。 1935年公布《学位授与法》。 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大学教 员资格条例》,1941年行政院通过了《教 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


高教管理制度的颁布，一方面有利于学 校管理按照以法治校的路子运作，为学 校管理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 学校管理体制的高度中央集权，体现了 国民党对学校管理的政治控制开始加强。
五、以俄为师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 中国实行封锁，毛泽东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 请客”，实行“一边倒”政策。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论 人民民主专政》：“一边倒是孙中山四十年经 历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 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 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 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