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

浅谈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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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政府的性质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有清一代究竟是不是部族政权。吕思勉先生在曾说“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国史大家钱穆先生亦在其著述中认为清政府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清政府之部族政权皇权不断侵夺政府之权利，中央政府六部设立满汉两套班组，六部尚书一满一汉，六部侍郎两满两汉，时人有“京堂俱一满一汉，印归满官”的说法，此外“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如此之政府，何来开明可言? 又如何不是一部族政权呢?

在明确了清政府部族政权的性质之后，我们便可进一步去辨析晚清以来的种种非正常民族情绪，这种不正常的民族情绪正是由于整个清代满汉地位始终不能同，满人( 旗人) 地位远远在汉人之上，到了鸦片战争时代已然发展为不可一世的民族优越感，此种优越感弥漫在整个满清政府的高层，也就不能理解直到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也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缘由。

在《南京条约》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这种不正常情绪的蛛丝马迹。历来我们总认为《南京条约》为一不平等条约，所不平等者无外乎割地赔款协定关税等条款，每每谈及也就认定了它的不平等。但是在《南京条约》中第十一款却赫然写的是: 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 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 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 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着。这一条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作为战胜国的应该却在和约中要求外交平等，显然这不是简单的侵略与被侵略所可以解释的问题。无独有偶，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半个世纪来华的马格尔尼使团觐见乾隆皇帝时的种种遭遇，亦证实了满清政府强烈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超过以往任何朝代，在同朝贡体系以外的国家交往中更甚。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人平等待遇; 在之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鸦片战争仅仅是一个事件，在整个战争过程及《南京条约》签订的过程中，清政府所表现出的自大、无知并不会因为没有鸦片战争而消失，相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满清自入主

中原以来，面临最大的困难是解决如何通知人口数量远远多于满人的汉人，满清系统的改变了中国人的性格，此问题不属本文论述的范围，故不展开论述，有清一代，戒备汉人始终为清政府第一要务。

更进一步说，清政府在《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的外交失败并非是因为单纯的对西方外交的不熟悉，深一层的可能是因为清政府是出于全面的斟酌即防备汉人为第一要务的背景下进行的有限外交。

耆英在1842 年8 月份对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照会，这份照会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对已签订的《南京条约》进行修改，我们在这里应当把这份照会理解成清政府所做的外交努力，在十二项交涉中涉及具体通商口岸的有一、三、五、八、十、十一条，占到了其中的一半，除第五条为临时性条款以外，其余五条皆涉及通商口岸的管理。清政府试图把鸦片战争以前广州口岸的管理模式应用到新开设的口岸，而不愿接受英国人提出的长久居住权，并极力限制英国人的活动。

清政府自顺治十二年( 1655 年) 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虽康熙朝收复台湾后开放海禁，但到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 仅保留广州一处口岸通商，可以说海禁禁的是汉人漂洋出海的

反清复明，清政府之部族政权劣根性在此通商一项表现的淋漓尽致，亦说明了在清政府心目中真正的敌人是谁。

清政府防汉的思想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演变为隐藏在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面目下的汉族士大夫集团同满清贵族集团的斗争。在中华民族民族危亡面前两个集团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又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体脉络。传统的历史学界公认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导致了中国文化崩溃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研究中所构建起的体系便是围绕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 扩张) 而东方传统世界作出“回应”。

在这个体系中的主体并不是被侵略的中国，反而成了进行侵略的西方世界，中国传统社会已无力应对西方的侵略，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刻，要想生存就必须对旧的传统“化”。这种情绪是19 世纪后半叶20 世纪上半叶萦绕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无论何种变革无不以文化认同的问题展开，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的主流实在是环绕着文化认同的问题而发展。

中国传统的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止，必有其可贵之经义，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及其内往往包含极深刻的文化意义。韩愈在《厚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些观念始自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民族融合之后日趋成熟，若我们以心平气和的态度来看这些古已有之的文化观念，当是一种放弃了狭隘、国家主义、偏见的文化后平和的世界主义应有的态度。

近代的中国文化界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吊诡的情绪之中，一方面他们努力谋求中国在文化上与西方的平等，但另一方面他们所使用的理论又都是西方现代学术之集大成。以严复为代表的达尔文、斯宾塞社会进化论如是; 五四运动时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如是; 二十年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亦如是。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全盘本土化”乃至后来的“以俄为师”，究其根本都是在进行的“中国文化认同的西化”。

这场自19 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方文化认同之争以中国文化认同为出发点，却走向了相反的面，最终导致了只有在认同西方文明的前提下中国才有出路的局面。时至今日，已少有人能不以西方的思维方式去直面中国的历史、文化、思想了，纵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来看待这些遗产，也依然没有能脱离将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放到了客体上“化”的态度，这是一件很可悲

的事情。

即使不被得到承认，也依然无法否定中国文化认同的西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中华民族脆弱的民族自信心，如果说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近代政治危机的开始，那么对文化认同的西化则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真正开始。

20 世纪的中国人自我文化认同的毁灭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以至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与中国传统文明直接出现了断层，大而化之的中国文化认同是已经死去的存在。上升到社会心理层面来看待中国民族的演变，是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羡恨交织( Ressentiment) ”。

西方认同论在文化争辩中的压倒性胜利加重了这种对西方文化“羡憎交织”的情绪，羡慕却无法通过努力追赶上，必然引发对先进( 富有) 的仇恨，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情绪导致了许多无法预料的社会问题，亦使许多不合逻辑的事件“偶然”发生。

民族( 族群) 是文化的实际载体，每个人都生在世代相传的特定文化模式中，确定这些模式的成因及内涵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种族问题，亦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今天所面对的文化的、民族的问题。在倡行“中国梦”的今天我们依然有理由去重新回顾近代中国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