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为四川作出的贡献

摘要：诸葛亮不是四川人，但他却在《隆中对》中将“天府”称号从关中移来四川，使四川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他帮助刘备集团在四川建立了国家，因为历史的误会而使四川有了“蜀”的别称。诸葛亮为四川留下最早的“好家训好家风”，体现的是道德的力量。因为人们对诸葛亮家喻户晓，有口皆碑，使四川境内存有三国文化的许多遗迹。

关键词：诸葛亮；天府之国；四川称“蜀”；家训家风；三国文化遗迹

当读者看到《论诸葛亮为四川作出的贡献》这个题目时，大致会有疑问：四川是在元代才有的名称，怎会与1000年前的诸葛亮有关系？的确，诸葛亮与四川这个名称没有关系，但是，无可否认，在四川这片土地上，还真有不少因为诸葛亮而产生的历史文化。这当然是诸葛亮为这片土地，也即是为四川作出的贡献。

一、“天府之国”称号来源于《隆中对》

众所周知，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将这一称号从关中移来四川的就是诸葛亮。

“天府”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本是一种官名，其职责是“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藏器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而藏之”；后人引申为天然府库，用来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地方。

在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的地方是关中。这里不仅地势形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是周秦汉的都城所在地。《战国策》载有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1]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有类似的记载：公元前338年，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2]这是文献中关于“天府”之地的最早记载。

关中被正式称为“天府之国”，始于秦汉之际的张良。《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ズ?，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3]《汉书》卷四十也说：“夫关中左?ズ?，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4]

在关中已有“天府”之誉时，四川的成都平原还是古蜀国时期。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推行郡县制和秦文化，兴修都江堰。经过一段时期的文化凋敝后，到汉代文翁兴学，蜀学很快“比于齐鲁”。尤其是，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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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里的“天下谓之天府”是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的表述，它不是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最早出处。

最早以“天府”专用于蜀地的是诸葛亮。他在“隆中对策”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6]

诸葛亮为什么要称蜀地为“天府”？因为他要帮助在曹操、孙权已经分别控制南北区域的形势下，尚未占据有固定地盘的刘备集团的发展。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自从都江堰修成以后，蜀地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蜀地是盆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交通闭塞，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历史的发展证明，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的分析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刘备率领的不过是一支打打逃逃的乌合之众，却能够壮大实力，据蜀而与曹、孙三分天下，自当与蜀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虽然成都平原成为“天府”或“天府之国”比关中要晚，但自从有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就有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富庶；之后又有诸葛亮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等诸项措施，从而对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构成重大推进。从此境内蔚成“道不拾遗，夜不

闭户”的升平景象，成为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再加上盆地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因而避免了历史上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这就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况都使蜀地“天府之国”的名声得以传播。到唐朝鼎盛时期，李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其二）这首诗，在历史上第一次将“秦”与“蜀”做了比较，遂使成都取代了秦国“天府之国”的桂冠，而获得使用“天府之国”的专利权。诚如唐代蜀中诗人陈子昂所说：“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7] 历史上许多有眼光的战略家，如张良、诸葛亮等都把蜀地当作可以立国的根基之地。唐朝中期和晚期，关中发生战乱时，唐玄宗和唐僖宗都选择奔蜀――到成都避乱。当时的成都，在他们眼里乃是一片笙歌宴舞之地。唐代后期，成都与扬州并称，号为“天下繁侈”。宣宗时的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则认为，若“较其妙要，扬不足侔其（指成都）半”。明清时期，湖广以及其他地区大批百姓迁到成都平原，再次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大发展，故成都平原一直保持富庶繁荣的经济状态，“天府之国”名副其实。

二、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四川的别称――蜀

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权威工具书的解释，“蜀”字是四川的别称，而且是唯有四川，不存在还有其他地名与“蜀”有关。其实，四川之所以有“蜀”的别称，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而且这还是与诸葛亮有关的历史误会。

考诸史籍，可知道在秦汉以前，以“蜀”为地名的地方不只一处，而且多在四川之外。四川有古“蜀”国，但这是中原人的他称而非所谓的“古蜀人”自称。殷墟卜辞中有“蜀”字者虽然有几十条，未必然就指的是古蜀国。[8]所以，段渝先生正确地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蜀，无论蜀族、蜀人还是蜀国、蜀文化，蜀都只是一个指代名称，与古代有实质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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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之所以得“蜀”别称，一是因为西晋陈寿撰写《三国志》时，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并将刘备政权的国号“汉”改为并不存在的“蜀”这一“敌国之丑称”；[10]二是由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又明确将在此地域的历史称之为“蜀志”，不但追记了“古蜀国”的历史，而且将刘备政权称为“蜀”而非“汉”；三是唐宋后，关于“蜀汉”政权的故事广泛流传，尤其是将刘备政权称为“蜀”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这一强烈的影响遂使作为“蜀汉”政权所在地的四川被约定俗成地称为“蜀”了。所以，《辞源》准确地指出：是在汉之后，才“以蜀为四川地域的别称”[11]。众所周知，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经徐庶等荆州士人的举荐，在军阀混战中尚无立锥之地的刘备三顾草庐，问计于在隆中隐居待时的诸葛亮。诸葛亮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的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孙抗曹的道路。建安十三年，曹操大举南下，败刘备于长阪。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使江东，联结孙权。诸葛亮以隆中战略的坚定原则与孙权谈判，订立双边同盟，使孙权认识到“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从而作出让步，同意鼎足三分，发兵拒曹。赤壁战后，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此后数年，在诸葛亮的策划以及“常镇守”、提供“足食足兵”的后勤保障下，刘备夺得益州和汉中，建立了“汉”政权。刘备称帝后，诸葛亮出任丞相，总理国家大事。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刘备为夺回荆州并报东吴袭杀关羽之仇，倾全国之力去伐东吴，兵败后在永安“托孤”于诸葛亮。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开府治事”以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又兼任益州牧。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巨细，咸决于亮”。[12]

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刘备集体的建政立国。诸葛亮对三国时期整个局势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没有他就不会有“蜀汉”，不会出现三分天下的局势；刘备也可能要一直逃亡，直至曹操一统天下。诸葛亮对“蜀汉”的建立和发展功不可没。刘备死后修建在成都的“汉昭烈帝庙”之所以被异称为“武侯祠”，其实乃人民的呼声、历史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