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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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结构主义?
从广义上讲,结构主义可以看作是20世纪发生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种思潮,它兴起于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然后迅速蔓延到欧美各国,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思潮。相对于其他思潮来讲,它不重视因果解释,而是坚持如果要弄清楚一种现象,人们就必须描述其内部结构——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并描述它跟其他现象的关系,因为这些现象与之构成更大的结构。
从狭义上来讲,结构主义一般只是指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的一种方法。
结构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方法,是“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认为“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结构主义者坚持认为客观世界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可以被科学认识的,只是构成客观世界的事物的本质不存在与单个的事物本身,而在于事物于事物的关系之间。
结构主义者特别关注对结构的感知和描绘,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关于客体事物的结构模式来达到对于客体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结构主义具有了方法论的性质。
结构主义在当代西方文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注重文学文本客观分析的科学主义精神,并使这种传统发展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它又开启了解构主义和阅读理论的新思想。
结构主义风行于很多国家,同时也造就了不少结构主义文论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被称为“结构主义五巨头”的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文论)、雅克·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心理学)、福柯(结构主义历史学)、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雅各布逊、普洛普、格雷马斯、热奈特等等。
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1、前“结构主义”时期的巴特
巴特对文学现象的关注始于对文学写作的考察,而他此后的全部写作都是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20世纪50年代初,巴特为法国的《战斗报》写了一系列论说“写作”的文字,1953年这些文字辑集出版,书名为《写作的零度》。
《写作的零度》是针对萨特的《什么是文学》和法国文学而提出的,巴特对法国文学史观提出了与萨特不同的观点,对法国文学进行了价值重估。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写作?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萨特给出的答案分别是:介入、自由和阶级意志。萨特在文中呼吁作者对世界要采取一定的态度,并且宣称要为自由而写作,这无疑与他的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理念是契合的。而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把关键词放在语言上,在巴特看来,自由与语言这两个词是对立的,因为,自由意味着主体人性的介入,而语言则是结构化的、充满束
缚的。在阐述“什么是写作”时,巴特把“写作”、“语言结构”和“风格”看做是形式上的三足鼎立。语言结构全面贯穿于作家的言语表达中,但却不给予支持。而风格的所指物更多地关涉着作家神秘的内心深处,但语言结构和风格是时代和个人的自然产物。巴特认为,在语言结构和风格之间还存在一个“形式性现实的地盘”,它就是“写作”,它是“一种人的行为的选择,以及对某种善的肯定,是存于创造性与社会之间的那种关系”。因此,“写作”是这样一种活动:一位作者带着他全部的个体生命体验,以一种主动选择的姿态去与社会历史交遇,并最终结出文本的果实。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进一步阐释道:“在脱离文学语言的同一种努力中还有另一种解决:即创造一种白色写作,它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的一切束缚。……我们知道,某些语言学家在某一对极关系(单数与多数,过去时和现在时)的两项之间建立了一个第三项,即一中性项或零项。这样,在虚拟式和命令式之间乎存在着一个像是一种非语式形式的直陈式。零度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或者说,非语式的写作。”这是巴特借用语言学的方法,在二元对立项之间引入一个消解的第三项——中性项或零项,巴特称之为“新闻式写作”,即为像新闻一样客观冷静的表达和叙述。这是一种不关乎社会历史性的几乎纯客观性语言结构,它排斥作家个人风格的显露。
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针对拉辛、巴尔扎克、萨特等人的作品因具有某种阶级的政治的倾向,从而形成了作家个人的风格,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文学中一组记号的表达与思想内容无关,语言也与风格无关,它们都在一切可能表达方式内,确定着一种定型化语言的孤独性。”这样的文学作品中不再有作者的影子,作者也不再是神话性和社会性传声筒的傀偏,不再承担社会伦理道德和历史责任的角色,不再受价值意义和意识形态的规束它转变为一种形式求索。“零度写作的意图在于清除外在因素对写作的干预性,消除写作中主题介入性的价值评判,消除写作中的功利色彩,从而扩大写作本身的容量,扩充写作本身的各种可能性。”
[27]巴特认为,思想内容的东西是“将一种语言之外之物强加予读者”,这并不是文学本身,文学本身只能是遵从语言结构的一组符号表达,“写作是一种硬化的语言,它永远显得是象征性的,内向性的,显然发自语言的隐秘方面的。”[28]这是一种纯粹理想化的中性写作,作者在此的情感态度为零。它取消了主体“在场”的特征,反对一切权威和中心,去除了人意识形态的束缚,给予写作最大自由。类似的中性写作,直到福楼拜之后的现代文学才出现,而加缪则是零度写作的典型,加缪在《局外人》中,以一种透明的语言,塑造了对现实世界抱一种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的莫尔索这一荒诞的典型形象。
巴特认为,零度写作至少是一种不及物写作,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是作家(author)写作而非作者(writer)写作,作者写作则是一种及物写作(transitivewriting),作家的不及物写作致
力于“怎样写作”,只有这种写作才能真正体现写作的深层本质:写作只能是语言符号学的问题,它是“不及物”的活动,不指向现实人生,而只指向语言自身。此时的作家是绝对写作的人,是受语言符号结构支配的人。这种写作是对主体的遮蔽,写作过程就是符号的结构系统凌驾于个人风格之上,控制着写作。只有这种零度写作才是“纯洁的写作”,才符合超越于个人的符号结构的要求。巴特的这一思想,具有典型的结构主义特征。
2、巴特的“结构主义的叙事学”
20世纪60年代中叶,巴特成为法国结构主义思潮中与列维-斯特劳斯、拉康、福柯、阿尔都塞齐名的人物,他是这个思潮在法国文论和文学批评界的最重要的代表。这一时期巴特的主要著述有:《结构主义活动》(1963)、《符号学原理》(1965)、《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导论》是结构主义的叙事作品研究的集成之作,它有鉴于格雷马斯、托多洛夫对叙事作品的研究而又对他们此后的研究起了颇大的影响作用。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的一个前提性设定是:叙事作品有其“共同的模式”。巴特认为:这个共同的模式存在于一切言语的最具体、最历史的叙述形式里。(见伍蠡甫等主编《西文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473-474页)
(1)演绎的方法
正像结构主义语言学“通过成功地描述‘语言’(言语来自语言,我们又能从语言产生言语)来驾驭无穷无尽的言语”(上书,第474页)那样,巴特试图从诸多叙事作品中找出其共同的“可资分析的结构”或所谓叙事的“共同的模式”,以建立一种结构主义的叙事学。也正如结构主义语言学面对三千种左右的语言形态“明智地采用了演绎的方法”(上书,第474页),在面对数以百万计的叙事作品的情形下巴特对叙事的“总的模式”的拟订选择了演绎而非归纳的方法。
(2)结构主义叙事学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差异和关联
巴特如此看待结构主义叙事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差异和关联:语言学研究到句子为止,叙事学则要研究到“句子以外”,但句子和“句子以外”的“话语”有着“同源关系”(上书,第476页)。他说:
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不可能超过句子,因为句子以外,不过是另外一些句子而已。植物学家描述了花朵之后是不会想着去描述花束的。(上书,第475页)
最理智的办法是假设在句子与话语之间有同源关系,只要同一个形式结构似乎支配了所有的符号学体系,不论其内容如何之多、规模如何之大。话语可能是个大的“句子”(其组成单位不一定非是句子不可),如同句子就某些特征来说是个小的“话语”一样。这一假设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