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

论接受美学的文学史观

【良人按】此文发表在《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摘要：自1980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近年来，对作品传播、接受过程的考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接受美学”的影响。不过就“接受美学”这一理论本身而言，过去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到了其对于阅读与读者的重视，而对其文学史观却重视不足。重写文学史，本质上是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历史观，所以在精读“接受美学”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着力呈现其共时态与历时态相结合的文学史观，或许对于今后文学史的撰写有所启发。

关键词：接受美学；文学史观；共时态；历时态；“重写文学史”

1980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史”乃是要着力颠覆社会阶级意识对文学评价的统治，而高度重视文本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理论资源上来，这种转变体现了对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借鉴。的确，自1915年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以来，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经历了一场“语言学的革命”，从俄国形式主义到英美新批评，都集中显现了对语言、文本分析的高度重视。然而，1960年代后期兴起的接受美学却恰恰是针对“在生产美学和描绘美学的封闭圈

子里理解文学事实”[1]P141应运而生的。接受美学明确反对“文本至上”式的纯文本主义和纯结构语言运动，他们认为把符号系统封闭起来，进而把文本结构绝对化，必然会把人的历时经验排斥在外，而这样做造成的恶果必然是忽视接受者的特殊角色，忽视接受者在文学活动中的特殊作用。但是正如刘晓枫所说“望文生义地以为接受美学就只是重视读者，是一个严重的误解。”[2]P4事实上，正是在文学史观这一点上，接受美学与新批评，甚至与二三十年代梁实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点体现出某些相似①。重写文学史，本质上是要重新建立一种社会历史观，而近年来，对作品传播史、接受史的考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体现出一种文本阅读与文本评价相结合的努力。而在这种努力当中，不难看到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影子。

一

接受美学的意图并不只是单纯地倡导从读者的角度来解读作品、研究读者的心理情状，而是一方面诉诸于对艺术经验、文本宏阔地、历史地阅读和把握，并在读者的接受和解释活动中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也是最根本的一方面，就是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即“塑造社会的功能”的重视。而这一点恰恰是接受美学兴起的现实动因。简单地说，1960年代国际、国内一系列的重大转折促使联邦德国的社会生活趋势朝着强烈关注现实政治事件、抨击怀疑以往制度、激烈批判社会现实的方向发展。这种转折给联邦德国的意识形态诸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就哲学领域来看，当时新崛起的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分别对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理论”和沃尔夫冈·伊泽尔（Wolfgang Iser）的“文本－读者相互作用”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因为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接受美学的理论家特别强调“每一个认真研究文学作品效果问题的人，在这方面都有义务，不仅要对历史性的问题，而且也要对社会性的问题，进行真正的反省。”[3]P188

出于对“文学的美学特点和社会功能”[1]P141的强调，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理论家首先予以批评的是文学研究中对“文学的接受和作用这一维”[1]P141

的忽视与削弱。在他们看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形式主义方法两个学派的缺陷所在。他们认为形式主义的不足在于把主体完全当成了分析文本这项工作的工具，强调主体的理解力而忽视了感受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虽然跳出了文本分析，但是却偏重于文学对现实的模仿，基本上是一种接近实证主义文学史观的类型学研究。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就在于“没有抓住读者对美学认识和历史认识一样不可或缺的接收者这个天然角色，文学作品首先是为接受者而写的。”[1]P142因为接受者具有双重的沟通作用，一方面可以沟通“消极的吸收和积极的理解、形成准则的经验和新的生产”之间的隔阂，另一方面还可以打通“文学的美学和历史方面的对立”[1]P143。所谓“美学的关联”即“读者对一部作品的最初接收已经包含了通过比较读过的作品对美学价值的检验。”“历史的关联”指的是“第一批读者的理解力能够在接受的长链中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不断丰富起来，因此也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显示了它的美学地位。”[1]P143有的学者依据类似的表述将其概括为“水平接受”与“垂直接受”。立足于接受者的视角在横和纵的两个方向上把美学经验融会在历史视野中，其目的就在于“运用美学经验积极地参与对历史持续不断的总结。”[1]P143

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看待传统这一点上，接受美学与其着重针对的新批评有相似之处。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在性”，“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这个已成的秩序在新作品出现以前本是完整的，加入新花样以后要继续保持完整，整个的秩序就必须改变一下，即使改变得很小，因此每件艺术作品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就重新调整了，这就是新与旧的适应。”[4]P2艾略特强调的“过去的过去性和过去的现在性”，在我看来同样也是立意于沟通不同层面的历史经验，把传统和现代视为两个并存的实体，互相影响，不断变化。只不过接受美学站在接受者的角度，不仅注重同时代的阅读经验，同时兼顾到了历时态的历史经验的累积，其理论构架显得更加立体化。但二者的指向却是基本相同的，既要汲取历史养分，同样更要参与历史的建构，实现创新。

二

站在这样的理论起点上，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更应该被看作是文学的效果史、读者的接受史。在接受美学经典性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1967）一文中，姚斯首先对文学史的基本形态进行了颠覆，“文学作品不是一个为自身而存在、并在任何时候为任何观察者提供同样面貌的客体。”[1]P144在这一点上，姚斯注意到了修史的主观性，历史本身虽然是客观不变的，但是对于历史的感知却是各不相同的，因而每个人所看到的了历史也就都因人而异了。这似乎有点唯心主义的色彩，但是接受美学的理论家们并不是要用个体的偏见扭曲历史的面貌。实际上如果把他们意图理解为唯心主义的话，也就误解了接受美学理论家们的主旨所在。“对唯我主义的恐惧担心会受到由于自我本身的偏见而失却控制的自我所强加的压力都是多虑，因为自我绝不可能脱离群体的或习惯的思维范畴而存在，正是思维范畴使自我的运作（思考、观察、阅读）得以进行。”[5]P263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接受美学是要把自我的经验放在社会习惯中，用社会性和习惯性来制衡个体的理解，“解释策略的根源并不在我们本身而是存在于一个适用于公众的理解系统中。”[5]P262接受美学认为必须用文学的接受史和效果史去代替文学的创作史和表现史，而接受跟效果又必须放在历史的联系当中去看待，要看到社会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