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中的悖论及其现代性解读

《哈姆雷特》中的悖论及其现代性解读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在《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中，屠格涅夫把这两个享誉世界的文学形象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堂吉诃德富有激情敢于行动，而哈姆雷特则“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也不做”。

然而，尽管他一再延宕，哈姆雷特却不是一个缺乏行动能力的人。

他把行动的“价值”置于“手段”之上。

只要行动合乎他的价值追求，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比如杀死波洛涅斯。

哈姆雷特在努力为复仇寻找一个合适的情境，以使复仇能够满足他的价值追求。

在克劳狄斯祈祷时，他之所以放弃复仇，是因为随意更换复仇的情境会背离复仇的固有价值。

当克劳狄斯在洗涤自己的灵魂时，行刺就等于是把恶人送上天堂。

“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复仇在哈姆雷特眼中充满了神圣意义。

他不愿意把复仇降格为报复，因为这样反使得丑恶的敌人占据了道德高地。

由此看来，哈姆雷特所追求的是行动与价值的统一。

韦伯把这定义为“行为的价值合乎理性”，也就是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的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

作为哈姆雷特的对立面，克劳狄斯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目的合乎理性的特征，也就是工具理性：“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为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目的相比较，作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为”。

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对工具理性的计算性作了进一步说明：“工具理性指的是一种我们在计算最经济地将手段应用于目的时所凭借的合理性。

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例，是工具理性成功的度量尺度”。

剧中的克劳狄斯虽只是9世纪的封建君王，但他的行为却明显具有现代的工具理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的时代，工具理性以非道德的方式颠覆了传统信仰，窃取了对人类行为的统辖权。

克劳狄斯的弑兄行为因而也就具有了现代性特征。

尽管他的行为从一开始就缺乏正当性，但是却包含着工具理性的合理性。

他将世界当作是理性计算的对象，只关心如何实现目标，而不理会目标是否正当。

在弑兄篡位以后，他以为，只要在新秩序中允诺哈姆雷特的地位，便可换取哈姆雷特的臣服，化解他们之间的对立。

当他意识到与哈姆雷特之间的鸿沟不可弥合时，他再次表现出来高超的计算性。

他先是计划借英王之手除掉哈姆雷特，而后又精心设计了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之间的决斗，企图再次借刀杀人。

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哈姆雷特与克劳狄斯的冲突就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突，哈姆雷特的复仇因而就获得了现代性意味。

韦伯认为，现代性的一个表现就是价值领域的分化与冲突，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具理性主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过程。

泰勒则更加悲观：“工具主义理性不仅已经扩展了它的范围，而且也有控制我们的生活的威胁。

令人害怕的是，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率和‘利益—代价分析’来决定”。

这和哈姆雷特的感叹是一致的：“时代整个脱了节。

”工具理性摆脱了神学的统辖，并取而代之，夺取了对俗世秩序的主导权。

哈姆雷特复仇的目的是颠覆工具理性，恢复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他就此背负起“重整乾坤”的使命。

然而，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两难。

捷克作家克里玛曾把人类对于信仰的需要形象地比喻为海上的一艘船，被一只铁锚深深地锁定在基因的海底。

这个比喻清楚地表明，信仰是人的一种需要。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信仰的需要，也就是价值理性的需要，是一种高级需要。

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5个层次。

其中，“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具有更大的价值……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

由此，价值理性便自然获得了神圣性。

但是，马斯洛同时又指出：“当所有的需要都在等待满足时，生物就会被生理需要所主宰，而其他需要要么变得不再存在，要么被推到了幕后。

”这说明只有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以后，高级需要才成为追求的目标。

工具理性由于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生理、安全等低级需要，而获得了对价值理性的优先权。

马斯洛几乎前后矛盾的论述表明，在人的各种需要中暗含着神圣性和优先权之间的两难：具有神圣性的需要没有优先权，而具有优先权的需要又缺乏神圣性。

与优先权对应的是工具理性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对应的则是价值理性的正当性。

当两方发生激烈冲突时，人们便陷入两难之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不能兼得。

单纯追求自我实现必然会漠视人的基本需要，而一味满足基本需要又时时面临着正当性的拷问。

也就是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同为人的追求，却走向了两个相反方向，人处于左右不能的尴尬境地之中。

在这样的两难之中，无论选择哪一方，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另一方的质疑和责难之中。

于是，《哈姆雷特》中的诸多人物便纷纷陷入悖论。

这些悖论因人物的价值追求不同而显现出不同的特点。

本文将着重分析哈姆雷特、克劳狄斯、奥菲利娅和雷欧提斯身上所体现出的悖论。

三、两难之下的哈姆雷特马斯洛相信，“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一定就是最爱人类的人”。

然而，事实并非绝然如此。

高级需要尽管有着天然的正当性，但这并不足以自动取消低级需要的优先权。

由于陈义过高，价值理性容易把本应律己的追求转换为律他的标准；由于执论过严，价值理性又多被换算为对俗世的道德批判。

高尚的道德追求常常演化为绝无宽容的观念暴力。

在神圣性的重压之下，生命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却被以高尚之名剥夺了优先权。

正如韦伯所指出：“从目的合乎理性的立场出发，价值合乎理性总是非理性的。

而且他越是把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他就越是非理性的。

因为对他来说，越是无条件的仅仅考虑行为的固有价值，它就越不顾行为的后果”。

这类后果中往往呈现出恐怖和暴力的一面。

这正是哈姆雷特遭遇到的一个悖论：本意引人向善最终却至人于死地，本意是灵魂救赎最终却转向肉体消灭。

(更多电影尽在 )这样的悖论是如何发生的呢？哈姆雷特的信仰追求是价值理性的。

但在克劳狄斯的统治下，他的信仰遭遇到了挑战。

在这样的挑战中，哈姆雷特“发了疯”。

在别人看来，他的“疯癫”是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但对哈姆雷特自己来说，这是因价值信念的危机所带来的精神痛苦。

“天上刮着西北风，我才发疯；风从南方吹来的时候，我不会把一只鹰当作一只鹭鸶。

”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混乱,意识到了人们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

这种精神痛苦一方面表现为对价值信念的缅怀，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俗世的厌恶和对人的道德批判。

这虽然具有超验的诱人光环，却显现出对俗世的否定，和干涉经验世界的急迫性。

对此，我国学者王彬彬有过精辟论述：“人文精神如果理解为批判性和否定性，那么人文学者、知识分子必然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上，而若站在现实的对立面上，则必然要有一个价值立脚点。

立脚点不能是世俗的、经验的，它必须具有神圣和超验的性质，而这已经是一种具有宗教性的东西。

所以，人文精神要重建，要昂扬，与其说回到岗位，不如说回到天国。

你要否定和批判尘世的东西，就必须有一种源自天国的尺度”。

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现代条件下天国与尘世的对立：“源自天国的尺度”难以容忍尘世的多样性。

在神圣的高级需要对低级需要优先权的漠视中，在正当性对合理性的否定中，在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驱逐中，暗含了由向善转为行恶的通道。

四、两难之下的克劳狄斯剧中，哈姆雷特和老国王是各种美好价值的象征。

“这一个完善卓越的仪表，真像每一个天神都曾在那上面打下印记，向世间证明这是一个男子的典型。

”但是，老国王的地位被克劳狄斯以非道德的手段窃取，价值理性的神圣地位被工具理性所颠覆。

不过，事物总是辩证地发展。

在工具理性驱逐价值理性的同时，它也正制造着自己的合法性危机。

“在工具理性之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自己特定的目标，我们只能判断实现其特定目标的手段是否合理，却无法判断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当目标是更高一层目的的手段时，我们却无法判断那终极目标的合理性”。

工具理性作为实然世界的认知手段，无力解决应然世界的信仰问题。

工具理性越多地入侵价值理性的领地，它受到的正当性质疑就越强。

而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又无法超越自身界限，把自己提升为形而上的信仰。

因此，它急需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根据。

此时，它反而越依赖价值理性的支持。

颠覆者向被颠覆者寻求庇护。

克劳狄斯正是陷入这一悖论之中。

他之所以向上帝祈祷，就是因为他颠覆了正当性，却又不得不向正当性寻求庇护。

“要是这一只可咒诅的手上染满了一层比它本身还厚的兄弟的血，难道天上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得像雪一样的洁白吗？”克劳狄斯虽已明了工具理性的罪恶，但他无法放弃非分攫取的利益。

在正当性和合理性之间，他陷入两难。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冲突，不可能完全握手言和。

所以，正当性的终极审判不可回避：“在这贪污的人世，罪恶的镀金的手也还可以把公道推开不顾，暴徒的赃物往往可以成为枉法的贿赂；可是天上却不是这样的，在那一边一切都无可遁避，任何行动都要显现它的真相，我们必须当面为我们自己的罪恶作证。

”克劳狄斯在两难之中挣扎哀叹：“啊，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脱身的胶住了的灵魂！”由于克劳狄斯彻底背弃了正当性，天地之间的脱节便永不能弥合，他因而也必须面对正当性的最终审判。

五、结语《哈姆雷特》创作于1601年。

此时的英国正站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之上，既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有天主教和新教间的宗教冲突。

不同的价值体系激烈地争夺对世俗秩序的指导权，现代性冲突的雏形业已显现。

查尔斯·泰勒指出了对于现代性的两种态度：一方面，“把现代性看作理性发展的结果，并以多种方式来规范它。

例如，科学意识的增强、世俗观念的发展，或者工具理性的兴起，或者事实与评判间日益彰显的差别”；而另一方面，“现代性被描述成视阈的消失，根基的丧失，人类傲慢地否认自身极限、否认人类依存历史和上帝，而对脆弱的人的推理能力寄予无限厚望，缺乏对生命的英雄纬度的兴致而陷于无足轻重的自我放纵”。

这两种态度分别体现在克劳狄斯和哈姆雷特身上。

剧中，他们分别代表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他们相互敌视，各执一端，力图取消对方的合法性，但驱逐对方却也令自己陷入悖论。

最后他们在难以回避的两难中同归于尽。

从这个角度看，《哈姆雷特》的意义也就超越了审美的边界, 它还编织了一个关于现代性悖论的寓言。

剧中，冲突双方代表人物身上的悖论和最终的毁灭似乎在表明：人类在推动自身文明发展的同时，也为自己预备下了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与悖论的现代性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