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商隐与杜甫诗风的_神似_

1998年6月第一期

西 部 学 坛

Jou rnal of Changji T eachers Co llege

Jun.1998

1浅谈李商隐与杜甫诗风的“神似”

刘根栓

摘要　本文的拟就唐代诗人杜甫、李商隐的思想、经历、理想及性格等方面进行比较,来探讨两位诗人诗风的“神似”及各自鲜明独特的特点。

关键词　神似　沉郁顿挫　诗风

宋《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为,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又云“每颂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殿前军’等句,虽老杜无以过”。清人施扑华说:“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农丽之中,时带沉郁。如《重有感》、《筹笔驿》等篇,气足神完,直登堂入室矣”。从前人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人诗风在某些方面神似。究竟在哪些方面神似,这些又是如何引起的,本文拟进行一些探讨,以起抛砖引玉之效。

要研究和探讨李商隐和杜甫诗的“神似”,必须搞清杜甫诗歌的典型风格。众所周知,杜诗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所谓“沉郁”就“意境言是深沉,就笔触言是凝重”;①所谓“顿挫”就气势而言是大悲大喜情绪绾起而引起的“梗概”,就写作手法而言,是运用强烈的对比方式对主体所观照的“事物”的描述。总起来看,这一风格乃是由于时代变乱和个人生活坎坷所形成的梗概郁勃之情志在诗中渲泻的结果。要形成这一诗风,它要求作者感情必须深沉,经历必须坎坷,人生价值追求必须执着,观察体物必须微妙精切,用敏感的诗人之心去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唯有性格的深沉,才有深沉的浩叹;唯有经历的坎坷,感情才能郁结,抒写才会顿挫;唯有追求的执着,才能“虽九死其犹未悔”。在悲凉凄惨的境遇中永远跳动着诗人对人生激昂奋发的礼赞;唯有体物入微,才能笔追造化,把握时代的脉搏,去体物写情,比物言志。这几方面,除“深沉”这一禀赋李商隐和杜甫神似外,其它方面都力追前贤,颇多“神似”

一、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把握,抒写了对国家世事的忧虑,构成了两人诗歌抒写内容的“神似”。

对现实的关注,对世事的感慨是我国古代许多诗人的共同特点,他是长期儒家思想在士大夫心灵积淀的结果。是“群体无意识”的行为。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②“未能事人,岂能事鬼”③要求文人对现实关切,并在行动中实现自我,表现自我。孟子进一步提出士大夫应有“五心”。即“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之仁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④之爱心,“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⑤之恒心,“困于心、衡于虑”⑥之忧心。这些观念通过普通文士的吸收、陶冶,就表现为他们不自觉的对世事的忧虑,对历史事件无意的感触,虽然历史抛弃他们,但他们决没有抛弃历史。在这一点,杜甫和李商隐都用他们独特的眼光把握历史,用不同的歌喉去吟唱他们的时代。

杜甫诗歌号称“诗史”,他用如椽巨笔表现了玄宗、肃宗、代宗三的历史事件和人民生活

刘根栓:浅谈李商隐与杜甫诗风的“神似”

现状,古号诗史凡社会和政治中的巨变,杜甫的诗歌都有深刻的表述,唐玄宗对吐蕃发动侵略战争,在关中征兵引起人民的骚动,他写了《兵车行》。宰相房官军兵陈陶泽,青年战士血流成河,他写了《悲陈陶》,相州兵溃后的社会混乱状况和人民的悲惨境遇,被浓缩到著名的《三吏》、《三别》中。公元七六三年(广德元年)河南、河北收复后的人民喜悦心情,在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作了形象表现。这些诗歌浸透了作者对国家的“五心”,是血泪之歌咏。

李商隐的诗歌同样也刻画了他那一时代的历史和人民的遭遇。他“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自叹离通籍,未尝忘叫阍”⑧。作于唐皇室不承认的裔支的诗人从内心深深为国家的忧患所吸引。中进士前,他写了反映了“甘露事变”的名作《有感二首》,《重有感》,对唐后期农村凋蔽,官军逼良为盗的现实写下了名作《行次西郊一百韵》。中进士后,写出子反映敬宗、武宗不理朝政,荒淫好色的诗歌《过景陵》、《瑶池》等。对于唐后期藩镇割据,拥兵自固,勇于私斗,懦于公战的现实,他写了著名的《赋得鸡》,对于藩镇专权,尾大不掉,被提炼到《寿安公主出降》中。而对唐王朝削平藩镇的战争,他热情地写下了《登霍山驿楼》。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四朝的政治生活大事,在他的诗歌里都作出了深刻的反映,亦可称之为晚唐的”诗史。

二、相似的经历、相同的理想、相近的美学思想和深沉的性格特征以及对杜诗自觉的学习,造成了李诗和杜诗风格的“神似”。

首先,杜甫和李商隐在理想方面是崇高的,而在人生经历却都是大悲剧,杜甫的人生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⑨对此他“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βκ,他“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βλ。总起来看,他的社会理想是一个有秩序,讲人道,“雍雍穆穆,和和熙熙”的封建兴旺王朝。李商隐的人生理想同样是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倘蒙识以如愚,知其不佞,俾之乐道,使得讳穷,则必当刷理羽毛,远谢鸡鸟之列,脱遗鳞鬣,高辞　鲔之群,逶迤波涛,冲戾霄汉”。βµ他要做凤凰,做大鹏,“欲回天地入扁舟”。他的社会同样是要求削平藩镇,统一中国。贤人入仕,小人拒斥的有秩序的、讲人道的封建王朝。故两人的人生追求社会追求是相同的。任何企图凭着个人的好恶,或者用读历史的手法去欣赏诗歌是反对历史的。虽然两人都有着万丈才华,崇高的理想。但现实和生活是无情的。在所有文人想踏入政坛,有所作为而必须考中“进士”这一点上两人都蹭蹬坎坷,颇多不幸。杜甫第一次被斥退,为了求取官职,他“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βν甚至贫困到“饥卧动向即一旬,敝衣何只联百结”βο的地步。李商隐第一次为“贾相公(贾　)”所斥。βπ第二次又为“崔宣州所不取”βθ他这时的心情在《夕阳楼》中作了形象的描绘:“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穷困、迷惘浸透其间。在中年时期,两个都为生计而奔波,杜甫从这一处到另一处始终找不到安宁的住处,李商隐从这一地到那一地,始终不曾有自己的乐土。直到晚年,杜甫淹留孤舟,漂泊天涯,饥寒而死。李商隐困守穷庐,窘迫而亡。崇高的理想和悲剧的人生携手,其心胸抑郁而难状,身世坎坷而将言。痛苦的现实使崇高的理想“郁结”备受挫折郁结之情,郁结之志形成两人在表述人生遭际和社会动荡方面“沉郁顿挫”的诗风。

其次,李商隐的美学思想和感情的深沉亦是他能够学杜诗而得其神的重要源泉。

李商隐的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对前人的评述和他的《樊南甲集序》里,在对有唐以来的诗歌评述中,他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才,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较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至于秉无私之刀尺,立莫测之门墙,自非托于众神安可定夫众制”。要求“凝重”。特别是后者,